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环境伦理学：学术视野| 创建环境伦理学的中国流派

原标题：学术视野| 创建环境伦理学的中国流派

随着人们对生态保护重视程度的提升,环境伦理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作为一门介于伦理学与环境科学之间的新兴综合性学科,环境伦理学是寻求人类和环境共同持续发展的社会需要的产物。近年来,环境伦理学的关注热点有哪些?如何才能更好推进学科发展?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更关注实践性研究

“从学科史的角度看,环境伦理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通进告诉记者,1994年,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成立,并与国际环境伦理学学会建立联系,一批环境伦理学文献出版,我国高校也开始招收环境伦理学方面的博士生和硕士生。

在诞生之初,环境伦理学将道德关怀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因而不断遭遇理论合法性的质疑。“环境伦理学能否成立?人与自然存在道德关系是否有充分的学理支撑?环境伦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仅是传统伦理学的延伸?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的争辩至今仍未完全停息,但这并没有影响学科的发展,其学理性根基也在争辩的过程中更加稳固。”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李培超说。

“在研究方法上,当前的环境伦理学还较偏重理论思维方法,但通过实证性研究以获得更多的现实素材的支持也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未来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必然会对田野调查、个案研究、大数据分析等方法多有倚重。”李培超说。

杨通进提出,目前,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的环境伦理学,还是作为一种新型道德的环境伦理,其合法性与必要性都不再受到怀疑。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这两种视野之间寻求共识,如何有效地为具体的环保决策与环保措施提供引导和辩护。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曹孟勤提出,如今,环境伦理学研究范围日益拓展,不仅包括环境伦理学哲学基础研究、环境伦理规范研究、环境正义研究,还包括实践性较强的环境美德研究和环境伦理实践研究,更为关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实践问题。

发现中华文化的“遗传密码”

在我国开展环境伦理学研究有众多独特之处。杨通进认为,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者要在工业化时期倡导和传播后工业化时代的环境伦理;要超越过去近百年来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机械论自然观,接续并弘扬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自然观;要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在李培超看来,中国研究环境伦理学的独特之处是,充分体现中华民族自古至今与自然“打交道”所积淀的理论、思想和实践智慧。任何一个民族在生存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协调人与人的关系,而且也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环境伦理思想史。

“中国的环境伦理思想研究不仅要梳理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如何认识自然、利用自然、保护自然,并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积淀智慧,而且更要重在发现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基因’和中华文化的‘遗传密码’,更加清晰地辨识中华民族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和面向未来的必然选择、责任担当与道德境界。”李培超说。

实现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

李培超告诉记者,在发展早期,我国环境伦理学“外部输入性”特征比较明显,对国外思潮和流派介绍研究较多,具有本土特色的成果相对匮乏;纯粹理论研究过多,实践关注较少。近年来,这种状况有很大改善,学界更为关注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和面向实践的理论建构,如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阐发、对中国传统环境伦理思想的挖掘、对环境“德治”和环境“法治”互动性的研究、对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实现路径和目标的研究,等等。

杨通进提出,实现环境伦理学的中国化,创建环境伦理学的中国流派,要从三方面合力推进。一是面向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以问题为导向,为化解环境保护的困局提供价值引导;二是在认真总结当代环境伦理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深化环境伦理学理论研究;三是站在当代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用现代环境伦理学理论创造性地阐释与弘扬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使我国传统的生态智慧实现新的再生。

针对如何推进中国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李培超提出应抓住传统和现实两个环节,前者是要讲清楚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展开自然价值叙事,如何从伦理视角观照自然的;后者则是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必须基于中国国情,要有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

“总之,不体现中华民族生态智慧和价值理念的环境伦理学是空泛的,不能成为推动现实环境问题解决的环境伦理学是抽象的,是很难在中国本土社会扎根的。”李培超说,当然,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建构绝非主张学术研究的封闭性,也绝非把人与自然关系窄化地理解、处理,而是主张以多样的价值视角来看待普遍性的问题。事实证明,今天全球化问题的应对都是要通过民族化的、多元参与的方式才能够得到落实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宗悦 排版编辑：张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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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规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的四种进路

功利论、道义论、契约论和德性论是当代规范西方伦理学的四种进路。“进路”就是方法，即以某种基本原则或命题开始，展开伦理学的理论，提出伦理学具体原则和规范。进路不同，提出的伦理原则或规范也不同，从而使得伦理学理论呈现出多样性的特色。

功利论进路

功利论以“功利”为基本概念，功利原则、苦乐原理、后果论和最大幸福原则是其四个基本点。功利即人的行为活动对人的状况的增益，其活动指任何能够为利益相关者（个人或社会）带来实惠、好处、快乐、利益或幸福的活动。功利原则就是依据这样一种功利概念进行行为或政策价值判断的原理。在英国哲学家边沁看来，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个人道德行为领域，功利原理（原则）都是衡量其决策和行为对错的真正标准。他说：“功利原理是指这样的原理：它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少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我说的是无论什么行动，因而不仅是私人的每项行动，而且是政府的每项措施。”边沁把功利原理看成是衡量个人行为和政府措施的基本原则。

苦乐原理是功利主义理论的基石。功利主义的幸福观是以苦乐原理来诠释的。在边沁看来，道德观念、道德原则来自于人的感性体验。他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的开篇第一节中写道：“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两个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快乐与痛苦在深层次上支配着人类的行为，因而是判断行为是非的根本标准或最终标准。

功利主义又是后果论的。后果论是指评价行为依据非道德意义的行为后果。行为后果有着有道德意义的后果和非道德意义的后果之分。所谓有道德意义，如善、正直、义举等后果。所谓非道德意义，即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可用自然性质的语言表述，如“欲望的满足”或“不满足”。欲望是一种自然事实，还有快乐与痛苦等，都是人的自然感受、自然事实。后果论的伦理学主张行为对错取决于行为后果，强调行为自然性质的后果（快乐、痛苦等）决定行为的道德价值（善恶等）。功利主义是一种最基本的后果论，而在功利主义基础上发展的当代后果主义大有取代功利论进路的趋势。

最大幸福原则。幸福依苦乐原理来判断。人们追求快乐避免痛苦也就是追求幸福。快乐与幸福是原体验，与人的感性需求或精神需求相关、并能够激发人的快乐感或幸福感。那么，什么是最大幸福原则？就某个行为而言，在所有可选方案中，如A、B、C、D方案中，如果C方案带来的快乐量最大、痛苦量最少，那么就应选C。对社会来说，边沁提出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原则，也是功利主义的最高原则。按他的理解，最大幸福也就是共同体的所有成员的快乐或幸福量的简单相加，即在不同社会方案中，如果某个方案能够对所有成员（按照边沁的说法，一个个加起来算）带来的快乐或幸福的量最大，痛苦最小或最少，那就符合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原则。

道义论进路

道义论的典型代表是康德。康德的进路是从善良意志开始。善良意志就是善良的意愿，或动机善良。康德说：“在世界之中，一般地，甚至在世界之外，除了善良意志，不可能设想一个无条件善的东西。”善良意志是无条件的善，康德从3个方面论述它：“并不因它所促成的事物而善，并不因它所期望的事物而善，也不因它善于达到预定的目标而善。”相对照的是有条件的善或有条件的价值。所谓有条件的价值，即某种行为或某种东西的价值依赖于它的条件。如手段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实现的目的的价值。欲求对象的价值取决于如果实现这个欲望是否就可以对行为者的幸福有所助益。一个东西具有无条件的价值不取决于外在的任何东西而取决于它本身，“它是自在的善”。因而它在任何条件下都有价值。善良意志就是这种无条件的价值（善）。并且，它就是普通人正常的善良意志。善良意志使得“最普通的人，都能知道，每个人必须做什么，必须知道什么”。

善良意志实际上是意志本身或动机的善的问题。一个行动的善不需要问它的后果。如有人落入水中并有生命危险，我如果在场而且会一些水性，那么就应不顾后果下去救人。即使没能把人救上来，也不能说我的行为不是善的。如果有人水性很好，但他在下水前先开出价码条件，如此，即使把人救上来了，也只能说是一种交易行为。这种交易行为很难说有多高的道德价值。

从善良意志出发，就是对行为的责任意识。责任意识与客观道德法则联系在一起。道德法则就是绝对命令。把道德法则看成绝对命令，是道义论进路的核心主张。责任、义务就是把履行道德法则看成是衡量行为善恶的标准，即强调责任义务的绝对性。那么，什么是道德法则？这就是可普遍化的准则。

康德的绝对命令，可表述为：“我应当毫无例外地以这样的方式行动，按照这一方式，我也能够要求我的准则成为一个普遍的法则。”

在康德看来，这是一个理性法则，因而对所有理性的行为者普遍有效。一个行为是道德的或符合道德的，那么意味着，是这个世界上每个有理性的行为者本性上的行为法则，并应按照这个法则行动。人们若依据这种法则行事，就是道德的。在康德看来，这是针对所有理性行为者的任何行为，而没有例外。

契约论进路

契约论的进路目前国内认同度还不高，但它是西方伦理学中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一种伦理学方法。苏格拉底在《克力同》中不逃出雅典狱的理由说就是契约论的。

近代以来，在政治伦理领域，契约论成为论证政治与道德的一条极为重要的进路。这一进路分为自利契约论和非自利契约论。自利契约论进路为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开创。霍布斯设想在政治国家之前的人类并不生活在政治社会中，而是生活在没有道德规范也没有正义的自然状态。在那种状态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侵害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言，但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理性最终使人走出自然状态，而其关键一步是契约。即通过契约让渡相互伤害、侵犯的权利，形成一个公共的制裁者即利维坦。

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契约。这是以假设的契约提出政治道德理论。而假设的契约包含着真实契约即如同在商业行为中的契约的伦理意义，而且有许多理论上的优点。假设契约建立在某种人性设定和某种假设的状态条件下，在“最初状态”下人将如何行动，实际上具有思想试验的性质。这种思想试验可以把不必要的或有干扰性的因素排除在外，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理性共识，在理性共识的基础上寻求道德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契约伦理也是一种理想道德，并不完全等同于我们实际生活中约定俗成的道德。

霍布斯设想，通过契约人们让渡了自己的权利，并同时签订契约维护和平，但契约只是言辞而不是剑，因此，需要一个至上的权威来保护。于是诞生了自然法则，如所订契约必须履行。这样就有了正义的法则，从而人们的行为有了道德的标准。因而自然法则也就是道德哲学。霍布斯列出13条自然法则，这都是在人们订立契约的前提下推出来的。霍布斯说，所有这些法则可简化为一条简单的总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霍布斯在契约的前提下建构伦理法则，而其要旨在于从自利人的自保出发，放弃一部分权利，并考虑到他人的存在，这样双方就能共存下去。在霍布斯看来，道德就是基于自利的考虑。这种契约论也就是自利论的契约论。自利论契约论在当代得到发展，它的代表人物是当代政治哲学家高契尔。高契尔的自利契约论可以用一个公式表述：

一个行动是道德的，当且仅当，它符合自利理性的人们在非强制性社会条件下可能达成和遵守的契约或协议。

这个公式表达的，就是遵守相互立约是道德要求。每个自利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但他们在一起如何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高契尔认为，契约伦理能回答这个问题，即通过协议相互之间作出相应让步，从而确保各自利益最大化。然而，这一前提仍是遵守契约或协议。即只有能够遵守契约的行为才是道德的。

非自利契约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罗尔斯首先设想一个理想的契约环境：原初状态，契约同意。类似于霍布斯通过契约确立自然法则，罗尔斯通过契约确立正义原则。霍布斯的自然法则是建立利维坦国家权力的基础，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则是建立正义社会的核心原则。在罗尔斯那里，正义原则既是指导行为正确的道德原则，更是指导正义国家建设的宪法根本。那么，罗尔斯这样的契约论为何是非自利的呢？这是因为，罗尔斯对人性的假设是康德式的，即把人看成有正义感的理性人，他们对自己分内的利益会去争取，但对于非分内的他人利益则表现出某种冷淡。对于由于合作而产生的盈余，则是通过正义原则的指导进行分配。因此，罗尔斯并不把原初状态下的人们看成是自利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可以不惜损害他人利益。

德性论进路

德性论是一种自古希腊以来就有的伦理进路。其进路从德性概念开始。典型的德性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体现人作为理性存在者的本质功能，因而德性是人的理性功能的卓越发挥。诸如激怒、冲动、过度悲伤、过度兴奋等，都是不理智的表现，都不体现为德性。亚里士多德指出，德性是人的品质，是通过习惯养成并通过行为表现出来的，表现出人的行为的一贯性。品质是一种圆满或缺陷。如有的人性格沉稳、冷静，而有的人在危急情况下则脾气暴躁，有的人在危急的情况下表现出勇敢的品质，而有的人则表现出懦弱怕死的品格。伦理德性作为品质，则是一种圆满或完善，或者说，是一种卓越。而行为的评判，不仅仅是根据行为，更重要的是通过行为对其品质或品德的分析，从而得出善恶好坏的评判。德性进路与功利论和道义论不同，德性进路是从人作为心理连续的整体或人作为人格整体来看待某个行为。

德性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德性幸福论。我们前面指出，功利论是感性幸福论，但德性论不是。幸福是人所追求的最高善。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具有一定的德性品质，必然要表现在行动之中，人们是在表现品质的现实活动中把握最高的善的，并且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需要完满的德性，并且终其一生。即当人们把灵魂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或者使得灵魂的功能在自己的行为与生活方式中得到充分展现，当我们的生活是这样一种德性生活时，就意味着幸福。但这不是在行为后果意义上，而是在活动过程中，或活动本身体现出的目的上。因此，幸福不意味着后果，而是意味着人们的德性活动本身。并且，亚里士多德认为，一时的行为中体现出来的德性不等于幸福，一个人的幸福在于终其一生都在德性的生活之中，正如一燕不成夏，短时的善也不可能构成一个人的幸福。

以上简单讨论的这样四种进路，涵盖了西方伦理学2000多年来的主要探讨方向。不同进路的伦理学研究在各自方向上仍然延续这一进路的基本思路而发展。一般来说，功利论、道义论、契约论以行为为中心，德性论以行为者为中心。功利论、道义论和契约论回答对行为评价的标准问题，德性论回答对行为者的评价问题。然而，四种进路可以归结为什么样的行为具有道德价值的问题，或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根源是什么的问题。功利论认为是后果，道义论认为是遵守道义原则，契约论认为是遵守契约原则，德性论认为是人的德性品格（品质）。从道德价值的意义上，功利论认为行为具有工具价值，道义论、契约论认为行为本身具有内在（道德）价值，而德性论则认为行为体现德性行为者的品质，从而这一价值的根源在德性，或德性具有内在价值。

（作者：邢雁欣龚群单位：浙江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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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华东理工播下工程伦理教育“种子”

合成有机材料的原料是用价格低廉但有的环氧氯丙烷还是用可食用的柠檬酸？做恒沸精馏实验，试剂是选择性能好、价格低的还是首选无无害的？化学工业产品是只看重产品的性能还是需要考虑环境和生态安全？处理工业废水是用便宜但会产生大量固体废弃物的技术，还是使用高成本投入研发、没有二次污染的绿色化技术……在华东理工大学的课堂上，答案都是后者。

如今，在工程教育中，这所以工科见长的学校开始潜移默化地在学生心中印刻“绿色”概念，致力于培养创新能力与家国情怀并重的工程师。

工程伦理教育贯穿专业学习始终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如何将知识教学同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把思政教育的内涵融入工科学生的专业课程，这是华东理工大学一直在思考的难题。

如今，工程伦理教育已经纳入到这所学校多个工科专业的最新培养方案中。

“工程伦理应该成为工程教育‘开学第一课’。”华东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修光利告诉记者。许多重大工程事故的背后都有着工程项目决策者和实践者在趋利心态下的错误行动，“具有伦理意识的现代工程师在面临忠诚于股东还是公众利益的道德困境时，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工程伦理教育不是一门课，却像空气一样贯穿学生专业学习的始终。

以环境工程专业为例，环境与安全工程专业概论课通过分析国家发展理念和目前的环保形势，让学生明白将来从事的工作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对环境法律法规的解读目的是让学生懂法、知法，进而在设计相关项目时守法；环境管理和环境评价课则是通过一个个环境事件案例，引导学生树立严谨求实的工程设计理念……

这种“顺其自然”的教育方法，学生很受用。

化工“绿”起来

化工让人又爱又恨。公众往往“谈化色变”，但衣食住行却又与化工密不可分。如何让化工“绿”起来？必须从源头抓起，要让将来从事化工行业的工程师们先将“绿色发展”内植于心。

华东理工大学的绿色工程教育由此展开。

化工学院副院长赵双良介绍，绿色工程教育体现在多个方面，既是教育理念的绿色，也是教育载体的绿色，更是教育内容的绿色。

与时俱进更新专业教学内容是举措之一。“像面皮自然包裹肉馅一样，我们也要把国家的发展理念‘揉’进对应的专业课程中。”赵双良说，从2016年年底，化工学院启动了新一轮教材更新，修订内容时，注重对涉及高能耗、高污染课程内容的改进，增加普及清洁生产内容的专业课程。除此之外，学校还正在准备开设科技史、工程师史等课程。

绿色发展理念同样融入实践教学全过程。化工实验教学中心副主任雷明介绍了聚焦“原子经济”而设计的实验环节：催化剂制备实验中，做出的产品适用于乙苯脱氢制苯乙烯，而在乙苯脱氢实验中产生的乙苯混合物则作为分离实验的原料。这种物流、产品循环相通的实验，大量减少原料消耗和“三废”排放，体现的正是绿色化工生产过程。

“工科味”思政传播更广

每门课都蕴含其特有的育人功能。现在，华东理工大学这些“工科味”“思政味”兼具的课程，正向更多的群体辐射。

修光利认为，工程伦理的意识需要早期植入。“从娃娃抓起，将工程伦理的意识植入中学教育，印在青年心里。”华东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与华理附中一拍即合，启动构建由“教师-研究生-本科生-中学生”参与的“融入中学，启蒙工程伦理意识”行动，将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与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及中学工程教育改革联动起来，搭建工程伦理启蒙系列课程、大学生科技互动与演示等实践平台。

2017年3月，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两位副教授孙东亮、张巍分别走进华理附中课堂，讲授“工程伦理教育：历史、问题与课程建设的思路”和“社会发展与环境污染：环境领域的工程伦理思考”等报告。各地反对PX项目事件、怒江水电站开发争议、基因技术带来的挑战、要隐私还是要科学等工程实践引发的伦理问题及案例都激起了中学生浓厚的兴趣。

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辛忠表示，为提升学生的“绿色发展”理念，学校已经多措并举、全面行动。比如，构建绿色工程教育通识课程模块，开设“绿色中国”系列课程；构建“课程思政”模块；优化绿色工程专业课程体系，更新专业教学内容；创新绿色工程实践教学模式，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实践教学全过程；加强各类绿色创新实践平台的建设，鼓励发展凸显绿色工程的特色社团等。

张婷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烨捷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8年04月18日 0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