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中国引力波】张宏江：回国做颗螺丝钉

从法国学习天线设计的张宏江，回来是主动选择做一颗螺丝钉。因为在中国航天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里，每一个人都是必不可少却籍籍无名的螺丝钉。在法国张宏江拥有最前沿的科技,但是在这个大系统里，他却学会了妥协，而且是心甘情愿地妥协。

记者：您办公室？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一研究院研发中心高级工程师 张宏江：对，我办公室。

记者：每天要在这待多长时间？

张宏江：每天如果没有实验的话，基本是一天时间，有的时候晚上到九十点钟加班。

记者：现在的工作节奏是当时在国外读书工作的时候没法比的吗？

张宏江：没法比的。那个时候按点下班，很轻松的，平时周末跟家人出去玩，湖边烧烧烤、钓钓鱼，很有时间的，但是回来之后这种生活就没有了。

张宏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一研究院，即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发中心高级工程师。2012年，他告别生活了9年的法国，投入到中国的航天事业中。

记者：你当时心里面有没有一个倾向？你比如说我更愿意留在法国，还是更愿意回国？

张宏江：当时很多人建议我在法国继续工作、生活，就是别回来了，但是当时觉得科研上的这种成果，可能满足不了内心的这种需求。

记者：你作为一个科研人员，科研上面的成果都满足不了你，那什么能满足你？

张宏江：因为那时候你在国外工作，感觉还是一个外国人，我在法国的话我是中国人，可能这辈子基本都改变不了。

2003年，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的张宏江赴法留学，研究方向为高频电子。

记者：当时有目标吗？你比如说读书是为了什么？出国留学是为了什么？

张宏江：当时目标比较简单，第一就是想专业上可能学得更深一点，更透一点。第二眼界更开阔一些，因为当时2000年初，可能中国跟国外差距还比较大。

记者：当时这种国外技术的领先，让你可以更去掌握前沿的技术？

张宏江：对，给我个人的感觉，比较直观的感受是国外教学方面特别扎实，而且每个老师基本上都是那个领域方面的专家，他们讲一讲，基本都能讲到我的东西在某个卫星上有应用，我的什么成果，在哪个大的地方，都采用了他们的技术。他们给我讲的定位就是，说你是未来的工程师，是项目经理，你的东西肯定要用在某某某比较大的系统上的。

记者：你对这个有期待吗？

张宏江：当然有期待了。

在法国，原本打算读完硕士就结束学业的张宏江，接受导师的劝说，继续攻读博士。因为他的导师是法国微波和天线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教授之一，因此张宏江读博期间，全程参与导师和企业合作的法国高速列车无线通讯项目的研发，既是读博，又是工作。

记者：这个项目拿下来之后，对你个人意味着什么？

张宏江：第一就是学术上，肯定有很大长进。第二就是我个人的项目经历，我走过了一个完整的，从开始理论研究到设计，到最后的测试产品出来，测试整个走了一个完整的流程。

记者：就是产学研全了。

张宏江：对，全了。

记者：那在那种情况下，我的研究能够有了实际应用，而且这个应用是走在世界上最前列的，这种感觉是什么样的？

张宏江：这种感觉比较好，尤其是跟同事，或者中国当时在国外上学的一些学生讲起来，他们也比较羡慕，我个人也感觉到比较荣耀。

记者：牛哄哄是吧？

张宏江：对。

按照法国的移民政策，留学生持工作签证满三年就可以申请入籍。然而，当移民局提醒张宏江可以准备申请材料时，他犹豫了。

张宏江：法国政府定义为，如果你把身份从一个学生转换成一个工作签证，就证明其实你已经跨过移民的第一步了。我当时也在做这个思想里面的斗争，后来跟他们说还是算了，还是保留中国国籍，继续给我换了一个一年的身份证。

记者：背后的心理原因到底是什么？

张宏江：我当时觉得，如果要是拿到法国国籍的话，有可能跟中国这块基本上彻底断了前几十年的联系了。

记者：改换门庭了？

张宏江：对，改换门庭了。还有宣誓遵守他们这个国家或者怎么样这种，我自己觉得心理上还是接受不了，自己还是倾向于做一个中国人。

记者：但是如果从一个科研角度来说的话，我就是想在我这个领域往前沿往最上边走，只要达到科研上的追求，国籍不国籍的对你来说差异在哪儿？

张宏江：我个人的感觉是，我更希望把自己的东西用在国内，因为当时看到祖国发展确实很快，尤其是2008年奥运会之后。

2008年，北京召开奥运会，全球的电视直播给身在法国的张宏江极大的冲击。

张宏江：我同事们也在看那天直播，他们之前对中国的认识还是比较封闭，比较落后的，他认为你来我们这儿上学读书，你在接受一个比较先进的东西，因为你们比较落后，但是2008年之后，奥运会开幕式一播之后，他们就觉得原来你们中国这么强大。

记者：它会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你？

张宏江：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看到祖国变得强大，心里面特别美，特别高兴的。这种激发之后，我就对国内的这些科研机构包括一些企业更加关注了，每天就是上网都会看一些。

记者：它会影响到你科研吗？你还是做的是老的事情？

张宏江：但是不一样，如果我要把我的成果用在国内，把我的知识用在祖国的发展上，给我带来这种满足感是不一样的，在法国是得不到这种认同的。

身在异国，一边是情感上对祖国的向往日趋清晰，一边是家庭正在法国扎根的现实。2011年，张宏江即将博士毕业，而他的妻子蔡闻一仍在法国攻读法国文学博士学位，他们的大女儿不到3岁，小儿子刚出生不久，而张宏江却要在此时决定自己的人生走向。

张宏江妻子蔡闻一：在法国的时候，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留在法国的，觉得假如他能在法国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工作，就不太想回来，因为毕竟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在国外。但是他个人的话还是想着能将自己的所学回馈祖国，可能比较传统的军工报国的思想在这儿，他决定回来。

记者：你能理解吗？

蔡闻一：我能理解是能理解的，虽然最初也多少给了他一定的阻力在那儿，有点不太想让他。

记者：怎么给？

蔡闻一：也不是说特别直接言语上不让他回来，但是会更倾向于他多在法国投简历多找法国的公司，但我也不知道他实际到底投没投，可能暗地里还是想回国，可能国内公司投的简历多一点。

投简历时，张宏江的首选是国内军工企业，结合自己的专业优势，他向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都发出了求职意向。为了保险，张宏江同时也向国内的一些大企业投递了简历。

记者：为什么都聚集在航天领域？

张宏江：因为人对太空的探索从古代到现在一直没有停，太空算是一个未知的领域，你想我的成果要能在天上用一下的话，个人的这种成就感是其他行业应该是无法满足的。

很快，张宏江投出的多份简历都有了回复，2012年年初，他利用春节假期回国一一参加了面试。面试结果，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发中心、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青岛海信研究院以及广东的私营企业都决定聘请他。蔡闻一主张离她父母家很近的青岛海信研究院，张宏江却想坚持自己最初的选择。

记者：最后要权衡吧，你要平衡各种各样的因素，那最后怎么平衡这个过程？

张宏江：当时选择最后定了航天，还是因为面试里面，我们当时部门主任他给我讲了一句话，他就说如果你要想报效祖国的话，来我们单位应该是你最好的选择。

记者：为什么这话给你留下的印象深？

张宏江：因为当时到那里面走了一圈，领导给我介绍了一下单位大概的背景，包括一些历史，当时觉得挺神圣的，因为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单位，如果自己今后的成果能跟国家安全相关的话，感觉还真不错的。

一旦这个决定做出，就是整个家庭为之动荡。由于任务需要，张宏江必须马上回国投入工作，因此，等不及妻子博士毕业，他就带着不到半岁的小儿子回国，孩子被送到老家由父母照看，妻子则一边照顾大女儿，一边继续在法国完成学业。

记者：那你会怨吗？因为你看张宏江的这个选择把家弄得乱七八糟动荡不安的。

蔡闻一：怨倒是也，你说完全不怨好像也不可能。

记者：但是你能理解他所理解的人，在整个的大时代背景下价值的实现吗。

蔡闻一：能理解，我是知道他内心最想要得到的是什么，那种满足感是什么？

记者：是什么？

蔡闻一：可能还是个人事业上的一个体现，个人价值的一个体现，可能跟你在国外工作，给外国人打工可能挣的工资更多，但是你的个人价值体现的意义，肯定不一样。

回国后，张宏江负责国家某重点项目的“飞行器天线布局设计”。刚开始，试验中偶尔存在干扰等现象，为了克服这一问题，使天地对话更畅通，张宏江查阅了大量资料，结合自己在法国做高速列车无线通信项目时的经验，形成了一套设计方案。

记者：我再问个庸俗的问题，给法国干和给中国干，这心理上会有不一样吗？

张宏江：会有不一样，肯定不一样，就觉得给中国人干的话觉得心甘情愿，给法国人干的话就觉得，这东西反正到最后跟我可能关系也不是很大。

记者：怎么会跟你没关系呢？你看在法国的时候，你研制的高铁高速列车上的无线通信，这也是你的，也姓张是吧？

张宏江：对。

记者：但是回来你研制出这个东西，也姓张还是姓什么？

张宏江：这就完全是集体的一个成果，肯定不是个人的。

记者：就是，那个还有名有姓的，你回到这儿来没名没姓了。

张宏江：但是感觉给中国人给自己干，我干的是自己的国防，自己的东西，这种荣誉感在国外是找不到的。

张宏江研究开发的这套飞行器天线布局方案通过飞行试验考核，现如今已经推广应用至其它项目。将最前沿、最先进的技术投入应用，是张宏江回国时对自己的期许。然而，在航天这个大的系统工程中，某部分的最好有时并不意味着整体的最优，为了达到整体最优，部分有时就需要妥协。这一点，张宏江回国之前并没有预料到。

记者：什么叫妥协？

张宏江：假设我这边我指标可能做得更高一些，但是我的工耗包括我的体积可能会大一些，这样话别的系统可能承受不了你这份消耗，就会要么你让要么我让，但是让步的同时要保证整个系统应该是最优的。

记者：我完全从外行的角度，做科研的人是更愿意走在理论的最前沿不断地去探索，去创新？还是说愿意处在一个集体里面，为了一个大的系统，我在妥协，我在让步，我在调试？

张宏江：这个问题当时也困扰着我，有的时候开会时跟同事之间争得面红耳赤，我认为我的东西是最好最优的，他们不接受，虽然你是最优的，但是你要考虑对其他系统的影响，这就看自身的定位。如果你要站得角度更高一些，位置更高一些，你就会觉得如果出于整个大的系统方面考虑的话，你会妥协的。

记者：但是这就涉及到一个我个人的价值，我个人的追求，还是说我把自己放置在一个集体里面，变成一个集体的追求了？

张宏江：肯定要变成一个集体，大多数人的追求。

记者：这是你所要的吗？

张宏江：开始可能会觉得突出不了我个人的影响，但是时间长了还是认为集体，包括整个系统的重要性是更大一些。

记者：那我的价值在哪儿？

张宏江：我个人的价值还是在专业上，因为不可能通过一个项目去看到一个人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时间还是要放长，时间轴拉长，时间长了自然就会你个人价值会能体现出来。

记者：你坚信？

张宏江：我坚信会能体现出来。

博士毕业后，蔡闻一带着女儿回到国内，一家人终于得以团聚。2014年，张宏江带着全新的课题回到法国，这一次法国之行，促成了中法在“射频领域”的技术合作，从海外学子到中法合作促成者，张宏江身份的变化让他和法国的朋友都颇多感慨。

记者：当你带这些项目回去的时候，你能感觉别人看你的变化吗？

张宏江：这个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我在国外那会儿感觉自己是一个异乡人，回来之后感觉我是主人了。2014年回去那会儿中国的影响更大了，在世界上更大了，因为那时候中国航天整体的实力应该不比他们差了，他们觉得我们未来的发展潜力是更大的。因为我们国家大，我们的需求大，所以他们觉得如果能跟我们合作对他们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记者：这个国家真的是有分量了。

张宏江：对，祖国越强大身在国外的人就越骄傲越自豪，越觉得当一个中国人很自豪，很骄傲，有面子。我对这个国家的期望 想法，我一直认为这个国家应该是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