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为了故宫完整“使尽吃奶之力”

张忠培长期求索中国考古学之道,毕生为中国考古文博事业做出突出贡献。

1990年,张忠培在太谷白燕考古。

1994年,张忠培在湖南澧县考古。
追忆逝者 启迪生者
张忠培
(1934-2017)
张忠培,著名考古学家,湖南长沙人。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师从苏秉琦做副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去东北创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等。出版过《元君庙仰韶墓地》、《中国北方考古论集》、《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等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专著,长期求索中国考古学之道,毕生为中国的考古文博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2017年7月5日9时4 0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少年时,他于乱世之中早早得到家国天下的思想洗礼;青年时,他在北京大学的“中国考古第一班”获得学术滋养;中年时,他一手创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后担任“上不负祖先、下对得起子孙”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晚年时,他仍旧活跃在各种考古活动中,并用纸笔写下数十万字的平生思考。中国考古学肇始于1921年,迄今历史不到百年,张忠培投身其中65年。正如一副挽联所写:他的离开,“带走了一个考古时代”。
少时经历国难家仇 一生敢为天下先
1934年,张忠培出生于湖南长沙。三年之后,卢沟桥事变,日军铁骑进犯中国。次年“文夕大火”,长沙全城沦为焦土,三万余人丧生,张家宅邸也化为灰烬。此后直到抗战胜利,长沙四次沦陷,张忠培经常要随家人到乡下避难。
他在战火纷飞、国难家仇中度过少年时代,家国情怀早已深植心中。“小时候想当军阀,带兵打仗”,晚年接受采访时,张忠培说,“和平时期来了,我就想好好做学问,从历史中找寻指向中国未来的理论。”抱着这样的信念,他于1952年考入北大历史系。
“倔、直白,敢为天下先。”在大儿子张晓悟看来,父亲身上那种湖湘人士特有的性格气质,就像他的一口湖南乡音一样,一生未改,始终鲜明。
1958年在陕西华县元君庙遗址所做的墓地分期工作,成为张忠培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他一改以往考古以一座房屋或一座墓葬为单位的做法,而是把整个墓地作为发现对象和研究单元,搞清了元君庙墓地的社会组织和性质。这被海外学者称为打破了“硬套社会发展规律的怪圈”。
“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此后,张忠培更坚定了以材料为研究基础的学术路线,提出“让材料牵着鼻子走”。
1961年研究生毕业后,张忠培被分配到吉林大学任教。1972年,他创立吉大考古专业。学生们私下里喊他“张大帅”,因他做事有远谋、顾全局、肯吃苦、能打硬仗,身在东北办学,却是全国考古学科建设的大将。在张忠培的带领下,吉大在全国高校考古专业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培养和输出了大批考古学人才,学界地位仅次于北大。
对中国考古,张忠培的确拥有“大帅”一般的雄心与战略。自1958年以来,他先后在陕西、吉林、黑龙江、河南、山西、湖北及内蒙古等地主持大规模的考古研究工作。
“他说过要做时代的掀浪人,不要做时代的赶浪人。”张忠培学生、复旦大学教授高蒙河回忆道。
担任故宫院长“使尽吃奶之力”
1987年,张忠培被国务院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我是搞史前研究的,和故宫搞明清研究离得十万八千里。”从走南闯北的研究者转变为坐办公室的管理者,他一时还不太习惯。但作为员,张忠培决定服从组织安排,做好故宫的“后勤部长”。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曾撰文说,在任短短两年时间里,张忠培“锐意改革,积极创新,在博物馆的制度建设、体制改革、文物保护和总体规划等方面提出许多新理念和新做法”。
由于历史原因,宫院内外的一些文物建筑长期被外部单位占用。除故宫博物院,还有14个单位在故宫内办公,严重影响了故宫格局的完整性。故宫的文物,超过20万件被其他单位占有。张忠培为此四处奔走。他曾自述,“为了故宫能成为完整的故宫,我使尽吃奶之力”。
据媒体报道,1988年,在张忠培主导下,故宫博物院聘请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后来专门成立了法律处。他还在全院推行岗位责任制和“一院多治”的体制,推动故宫管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离开故宫院长之位后,张忠培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考古和文物保护上。适逢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鉴宝类电视节目风行一时。有不少机构请他去搞鉴定,甚至挂个名就有钱拿,但他都拒绝了。
“文物鉴定可以谈其历史的、科学的、艺术的价值,但不能谈钱。”早年,他对媒体这样说,“在我眼里,有些文物就是无价之宝。”
中国考古界向来有传统,做考古的人,原则上不参加私人或商业鉴定活动。张晓悟回忆称,父亲也曾屡次呼吁,文物考古专业人员不要参与市场的文物鉴定工作。
那些年,基础建设常与考古遗址相“冲突”。2002年,湖南龙山县里耶镇出土了2.5万枚秦代简牍,是此前中国出土秦简总量的六倍,举世震惊。但一个很大的水利工程要经过里耶镇。作为国家文物局的考古专家组成员,张忠培建议工程给文物让位——— 如今,里耶镇已成湖湘风情文化旅游小镇。
张忠培一生中,这样的事屡见不鲜。2003年,广州大学城施工时,一批文化遗址险些被毁。正是因为有张忠培等老专家依法依规地为文物保护“撑腰”,大学城南汉二陵、北亭村、包括北二环的文物保护工作最终得到认可。其中,南汉二陵的考古工作被评为“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我站着跟躺着差不多,也不用唯唯诺诺的。”个头不高的他曾这样自嘲。有人说,在任何场合都敢于直言的他,就像是文物的“保护神”。
晚年坚持学术 仍然让学生“害怕”
湖湘人士气质鲜明的另一面,体现在张忠培对后辈的严格要求上。上个世纪90年代,国家文物局办考古训练班,请张忠培过去带队实习。有学生回忆,学员在探方里做发掘工作,他就在上面转来转去“工”。从探方里望上去,“像有老虎在盯着”。
除了考古发掘本身,张忠培也特别重视做考古报告。他认为,报告是实物性的国家档案。“考古不写报告,等于花钱买破坏,比盗墓贼还坏。”若是有学生不好好写报告,挨批是免不了的。
即便到了晚年,仍然让学生“害怕”。张晓悟回忆称,在家里看到父亲和来客谈工作,没有听过他讲什么奉承话,“多是训人的话”。
2014年,张忠培开始以“中国考古学”为主题,着手三卷书稿的写作和编选。这三卷书稿分别以“走出自己的路”“说出自己的话”和“尽到自己的心”为名。
高蒙河是张忠培这三卷书稿的主要助手之一。每次前往张家沟通,他都要带着问题。“只说好不行,还得说哪里不好。你提不出问题来,他就不高兴,说你不好好读书。”高蒙河说,聊得高兴了,他会四指并拢,连连敲着桌沿叫好。偶尔聊到关键处,则会点起一支烟,于烟雾缭绕之中,略作沉思后解答。
从1955年撰写考古文章开始,张忠培共发表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25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等20余部,总字数超过500万字。他不用电脑,所有的底稿都是一笔一划写就。“他的精神和思路堪比年轻人,有时候跟学生谈得高兴,一晚上都不睡觉。”张晓悟说,父亲少有烦恼,若有,皆来自工作。去世前几天,张忠培在家人面前还叹气,说是集中不了注意力,没法再看书了。
张忠培学生、吉林大学教授赵宾福回忆,他最后一次见到恩师,是在今年4月举办的“2016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评审会上。与他一同做评审的赵宾福注意到,尽管需要吸氧,张忠培仍每日认真听取汇报,发言声音洪亮。每每遇到问题他就打断发问,绝不含糊。
“这辈子,我不谋官,不谋利,不惧权威。我不为会议写文章,不为稿费写文章,不为职称写文章。想说话了就说,该发火的时候就发。不看任何人脸色,也不看钱的脸色,这就是我的追求。”张忠培曾说。
7月3日早上,被病痛折磨许久未能休息好的张忠培,难得地睡了个好觉。起床时精神很好,与家人一同早餐时,他笑着说:“梦里有好多人找我,叫我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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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胡群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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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记者 冯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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