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的唐僧的父亲：揭秘：唐僧开始取经为何与他父亲陈光蕊中状元同为贞
（六石映像第532期）
六石在往期的文章里曾佐证过，唐僧的生父不是陈光蕊，是水贼刘洪。
只是小唐同志被观音菩萨把容貌、声音改造的和陈光蕊一模一样而已，这里不再赘述，陈光蕊依旧还是唐僧名义上的父亲。
无论是陈光蕊还是殷开山丞相，认亲可以，都从心里不会想要陈玄奘这个野孩子。
所以陈玄奘万念俱灰下做了和尚，成为了我们知道的唐僧。因为是金山寺住持养大的，所以外人看来陈玄奘做和尚是情理之中的事。
而这个年方18的和尚，因为父亲是大学士陈光蕊，外公是殷开山丞相，所以年纪轻轻就能成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御弟，年纪轻轻就能担任大唐佛教的人大代表，主持水陆法会。并于贞观13年开始取经（详见西游记第12回）。
等等，贞观13年不是陈光蕊刚刚考中状元，被殷丞相让女儿殷温娇抛绣球招亲，然后被刘洪打死抛江吗？咱们且看原著附录：
大唐太宗皇帝登基，改元贞观，已登极十三年，岁在己巳，天下太平，八方进贡，四海称臣，并发榜开科取士。此榜行至海州，陈光蕊前去应试得了状元。
那么到底哪个贞观13年是真的呢？如果是陈光蕊的贞观13年是真的，那么18年后，唐僧去取经时应该是贞观31年才对。
如果是唐僧的贞观13年是真的，那么陈光蕊考中状元应该是在李渊做皇帝时期。
更匪夷所思的是，所有人对陈光蕊消失18年的事情都当作没看见，殷丞相就当自己没女儿殷温娇，殷小姐就当自己没老公，金山寺的和尚就当自己没看到血书，刘洪在江州一干就是18年，唐僧奶奶老老实实的当乞丐就当自己没儿子也不去投靠亲家，一切问题都到第18年后集中爆发了！
这又如何解释两个重叠的贞观13年呢？
柯南说过真相永远只有一个，六石认为唐僧那个贞观13年应该是真的，那陈光蕊那个贞观13年又是怎么回事呢？别急，且听六石继续分析：
咱们假设，陈光蕊那个贞观13年是真的，那么唐僧取经是贞观31年，唐僧取经回来已经是贞观45年了，而崔判官只给了唐太宗活到贞观33年的时间，显然那不可能。
而且原著旁白说了唐僧取经是贞观13年，第100回回来是贞观27年。
那么陈光蕊中状元是在李渊的时候无疑，而唐太宗到地府的时候，李渊、李建成、李元吉都因为玄武门事变要杀他。
那么刘洪打死陈光蕊带着唐僧母亲殷温娇去上任，殷开山老爷子为啥不追究？
六石这里就能体会可怜天下父母心了，殷开山有一天发现女儿殷温娇已经身怀六甲打胎来不及了，抛绣球是除了洗白外，还有就是万一李世民政变失败，女儿殷温娇嫁出去不至于受到连累。
至于陈光蕊贞观13年考中状元，也是为了洗白唐僧。朝廷的文档可以作假，也可以假戏真做再来一回中状元抛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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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江泽民与夫人王冶坪的66年
1月6日，是江泽民和夫人王冶坪的结婚纪念日。
中央花花的结婚日期，很少见诸媒体。但在一些公开出版的书籍中，会有所透露。
由上海交通大学编写、2006年出版的《江泽民和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一书中，曾记叙了江泽民和王冶坪的金婚（结婚50年）纪念日。
书中记录：2001年1月6日下午4点左右，江泽民的7位老同学携夫人应邀来到位于中南海的江泽民住所。
席间，大家回忆了50多年前的学生时代，又交流了近年来的工作、生活体会和社会热点。饭毕，江泽民弹起钢琴，用意大利语演唱了一首《我的太阳》，接着拉起二胡唱了一段京剧。之后江泽民和老同学合唱了几首老歌，大家合影留念。
临别前，江泽民向大家透露：这一天是他和夫人王冶坪的金婚纪念日。
由此推算，今年是江泽民和王冶坪结婚66周年。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梳理发现，一些公开出版发行的书籍和新闻报道中，曾介绍过江泽民和王冶坪几十年婚姻生活的点点滴滴。
两人在夕阳下的草地上谈天
江泽民和王冶坪从相识到相恋，堪称“青梅竹马”。
王冶坪和江泽民同是江苏扬州人，她比丈夫小两岁，1928年出生，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
“政事儿”梳理公开资料中发现，江泽民和王冶坪恋爱的时间，大约为1947年至1949年，当时两人都20岁出头。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一书透露：1947年，江泽民从上海交大毕业后进入上海益民食品厂工作，“全厂上上下下都和他相处得很好，就连他的女友王冶坪同志也很熟悉了。那时，江泽民和王冶坪正在热恋中。”
书中还描述了两人恋爱的情形：“王冶坪那长长的眉毛下闪着一对大眼睛，她经常来厂里看望江泽民。夕阳西下，他们和厂里的朋友在那绿草如茵的草地上谈天。”
冬季的一个周末，23岁的江泽民和王冶坪举行了婚礼。
他们的婚礼是在上海当时的四马路（现福州路）上的杏花楼饭店举行的。两人的婚宴很朴素，只准备了一些茶点，参加婚礼的人员主要是双方亲友。
婚礼证婚人是江泽民的老同学张安铭、王慧炯和唐宗炎。王慧炯曾回忆：“按照传统，每个宾客都送一个装钱的小纸包，有些还装在红纸包内。当然，宾客送的钱抵不上婚礼的开销。”
“能不能请你准备一把椅子，让她坐一坐？”
66年来，江泽民和王冶坪相互照顾、相互扶持。江泽民在上海工作时，曾流传着他为病中夫人喂饭的故事。
王冶坪身体不好，有段时间生病住院。一天中午，江泽民刚开完会，饭也没吃就赶到医院。
当时刚好有人到医院探望，看到江泽民在病床旁为夫人一口一口地喂饭。饭盒里是医院供应的病号饭：蛋花面条，冬笋炒肉片。
在担任中央花花后，江泽民时常会偕王冶坪调研视察或出访。长时间的公开活动，会让患有颈椎病的王冶坪吃不消。她身体不适时，江泽民都会细心照料。
1994年9月，江泽民携王冶坪赴欧洲三国访问，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刘少奇王光美之后，国家花花第二次偕夫人出访。
此行抵达法国时已是第三站。王冶坪第一次随访，出席了多场外事活动，加之长途颠簸，身体十分劳累。
在会见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时，江泽民用英语低声说：“我夫人长途旅行很疲乏，有些头晕。能不能请你准备一把椅子，让她坐一坐？”密特朗立即让人搬来两把椅子。
1995年6月，江泽民偕王冶坪到吉林省视察调研。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他们见到了老同事沈永言。沈永言私下对江泽民说：“你和妻子一起出国访问的时候，你好像总是抓着她的胳膊拽着她走。在电视上，这样看起来有点别扭……”
江泽民回答说：“我怎么办？要是我不扶着她，她就走不动。”
“王冶坪同志不让我吃，那就不吃吧”
事实上，回归到日常生活中，家务多由王冶坪操持。王冶坪每天下班就赶回家照顾家庭，江泽民妹妹曾透露，“三嫂王冶坪，承担了所有的家务。”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俭朴，是王冶坪治家的风格。
江泽民在上海工作时，家里住的是一套老房子。虽然单位招待所收费比较便宜，但每次老家来亲戚时，江泽民和王冶坪都“自己克服一下”。
王冶坪的办法，就是向管理科借被子和席子在家“打地铺”。遇有老家来人住宿，就在客厅或办公室里睡。
当时，他们家中的副食品供应由管理科代办，油盐酱醋、肉鱼禽类，基本上都按市场价买进，开出发票，一个月结一次账。江泽民叮嘱他们，既不要去弄便宜货，也不要专门去搞特殊食品，“市场上有什么就吃什么”。
有一次，管理科跟江家结伙食账时，王冶坪听说上个月吃掉500元，就把一个月的订菜单、发票都仔细看了一遍，说：“一个月吃掉500元，这样下去怎么了得？猪肉吃太多了，要限制一些。小品种也要减少，以后多来点大路菜。”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王冶坪日常还照料丈夫的饮食、睡眠健康。
江泽民就任总书记后，第一次回上海时，老同事们问他：“你已经离开上海了，上海也是你的家乡啊，你吃想些什么，就说吧，换换口味也好。”
江泽民想了想说：“上海有几样小菜特别好吃，一样是毛豆、青椒炒肉丝，一样是凉拌茄子，还有鸡毛菜也很好吃”，他特别点了家乡扬州的“狮子头”：“我最喜欢吃，也带一点。”
王冶坪在一旁说：“扬州‘狮子头’太肥了，你还吃肥肉啊？”江泽民听了笑笑说：“好，好，王冶坪同志不让我吃，那就不吃吧。”
1997年，江泽民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说：“有时候，我会失眠，比如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日子里。尽管有现代科技，但我们主要还是靠天吃饭。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夫人，他总是劝我说，毕竟饭还得吃，还得设法睡一会儿觉，因为第二天我还得继续工作。”
“王冶坪凑2000元为丈夫买钢琴”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尽管日常生活节俭，但王冶坪也曾掏空家底、对丈夫大方过一次。
众所周知，江泽民有喜爱音乐的艺术特长，能弹一手好钢琴。但在早年，钢琴在中国家庭中是一件“奢侈品”，他们家中的钢琴，是王冶坪“下狠心”才买的。
此前，江泽民多年的心愿是有一架钢琴。可由于家里人口多、开销大，一直攒不够钱。
有一天，王冶坪下了狠心，把到期的存折都拿出来，又向在上海的亲戚借了点，凑足2000块钱买了一架国产聂耳牌立式钢琴，了却了丈夫的心愿。
之后江泽民工作调动，把这架钢琴也带到了北京。
即使在江泽民当上总书记之后，王冶坪依然保有低调、淳朴的风格。
2001年11月，江西发生自然灾害，新华社一篇报道中称，当月，江泽民安排工作人员，悄悄到社会物资捐助点，送来了两大包洗得干净整齐的棉、毛衣。当时负责接收的民政干部事后向记者透露，当时工作人员在包里还放了一个条，上面写了江泽民与王冶坪所捐的衣物件数。
这名工作人员临走时特意嘱咐：与老百姓捐的衣物放在一起，不要将江泽民王冶坪捐的衣物挑出。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撰稿/新京报记者许腾飞 校对：陆爱英
本文资料来源
《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江泽民和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为了世界更美好：江泽民出访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红墙纪事》中国言实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刘德宾 SN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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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毛大大图片：700多张的照片中，有400多张是她拍的
2017年11月26日，新中国摄影史上的一个神奇人物去世了。目前对外公开的700多张毛泽东的照片中，有400多张是她拍的。她就是最著名的“红墙摄影师”，被称为“红色世纪波”的女摄影家——侯波。
那张著名的《开国大典》照片就是出自侯波之手。
她曾回忆拍摄这张照片的每个细节。
开国大典那天，上午不到10点,我就先到天安门城楼上看地形，快到中午的时候，苏联专家带着彩色纪录片的拍摄设备也都纷纷就位。因为下午两点在中南海勤政殿，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布就职并举行第一次会议，我又急着赶回去拍照片。2点半多拍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我再赶到天安门跟着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们一起登上城楼。等我上去一看，好位置都被他们拍纪录片的摄制组占了。那天有两个摄制组拍彩色纪录片，还有一个组是拍黑白纪录片的，加起来有好几十人。
大概下午2点50分，毛泽东大大等和国家花花乘车到了天安门城楼下，从天安门城楼左侧一步步走上来。当毛大大踏上最后一个台阶时，大喇叭里传来播音员丁一岚和齐越的声音：“毛大大来了！毛大大来了！”军乐奏响《东方红》……我赶紧把相机对准了毛大大，一边拍一边往后退，还要不断地调整焦距和光圈，生怕误了每一个重要的镜头，那可就犯下了大错误。当《东方红》第三遍奏完的时候，毛大大和其他花花正好到达了天安门正当中的位置。国歌声中，毛大大亲自按动了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那时我才25岁，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毛大大等中央领导站的位置在天安门城楼的前廊上，那时候天安门城楼前廊的围栏不像后来那样修有齐胸高的汉白玉护栏，当时只是覆着琉璃瓦的矮墙。我们都是身子紧靠着城楼的矮墙拍照。有时为了能拍到花花的正面，只好冒着危险把身子探出矮墙。而且按完快门后就得赶快蹲下来，以免挡住下面群众的视线。毛大大讲话的时间很短，根本来不及选择最佳位置就得按快门，可是即使这样，选取背景的程序也是不能省略的。只能把过程缩短，甚至缩短为一瞬间，这样捕捉到的背景才会是自然的，没有任何矫饰的。
毛大大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时，我觉得大大讲话的声音比平常有点变调，就是激动了。大大讲这些话的时候，大家都流着眼泪，我当时也感动得流了眼泪，大家心情都非常激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有1000多人，大家都眼含着热泪，庆祝有这么一天。城楼下30万欢腾的群众更是情绪高昂。人群、旗帜、彩绸、鲜花汇成了喜庆的海洋。天安门广场上，“毛大大万岁”“人民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一片，感人至深。我也激动了，什么也顾不上了，只想把这一气势宏伟、鼓舞人心的场面给拍下来。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地方有限，再往前是不可能了，往后退再也没有地方，那时候我什么也不顾了，就在我上半个身子探到墙外面的那一瞬间，周恩来总理抓住了我的衣角，等回过身来见是周总理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总理一边拉着我的衣服一边说：“要小心，要小心，要是你真掉下去的话，那开国大典这件大喜事就太丢人了。”
那天，我完全融入到喜悦庄严的氛围中去了，端着相机，不断地变换着角度，将这些开国领袖们的精神风貌、神采，定格在胶片上！
侯波是山西夏县人，1924年9月17日出生，曾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摄影科长、新华社摄影记者。1949年至1961年，她担负为和国家花花拍照的任务。她的传世佳作还有很多↓↓
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滨，1954年。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在中南海紫光阁，1954年。
毛泽东向朱德授元帅军衔，1955年。
毛泽东畅游长江，1956年。
毛泽东畅游湘江后在农家门口与小孩逗趣，1958年。
毛泽东和韶山中学的师生们，1959年。
毛泽东和邓小平，1959年。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真、陈毅、邓小平正在聚精会神看一本古书，1960年。
陈云、邓小平畅游颐和园，1952年。
侯波能够进入摄影圈，拍出这么多经典之作，与一个人分不开——她的丈夫徐肖冰。
徐肖冰同样是位出色的摄影师，也留下了许多名作。↓↓
毛大大在抗大讲“论持久战”，1938年。
彭德怀在“百团大战”时，在山西前线哨所观察敌情，1940年。
毛泽东与朱德在的七大，1945年。
徐肖冰比侯波大8岁，浙江桐乡人。正是受他的影响，侯波才进入摄影圈。
抗战时期，侯波像当时的很多进步青年一样，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先后在延安边区中学、延安大学、延安女子大学学习。有一次，她和几个女大学同学到延河边散步，徐肖冰迎面走了过来。同学向侯波介绍说，这就是大摄影师徐肖冰。当时，不到18岁的侯波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对我说这些？”后来才明白，是同学有意介绍他俩相识。
那个时候，没有多少时间谈恋爱，流行“闪婚”。“我们选了一个晚上，买了些红枣，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馒头切成片，晒干当饼干。大家聚在窑洞里为我们祝贺，就算结婚了。”
1942年2月，徐肖冰、侯波在延安清凉山下的窑洞里，喜结连理。
抗战结束后，侯波跟着徐肖冰来到当时位于黑龙江鹤岗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现长春电影制片厂），并被分配在摄影科当科长。就是在这里，侯波开始向丈夫学起了摄影。“随着工作的需要，拍摄难度越来越大，机器也更复杂了，有问题时，我就回家向徐肖冰请教，取景、采光、洗印等等，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
1949年，侯波先后转任北平电影制片厂摄影科科长、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摄影科科长。丈夫则调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参拍《毛大大朱总司令莅平阅兵》《新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的诞生》等纪录片。
进入中南海后，侯波专门负责为国家花花拍照。毛大大认识侯波便是通过徐肖冰。
一次，毛大大的机要秘书打电话给徐肖冰，要求马上把大大接见客人的照片送到中南海。当时，侯波帮忙拿着照片一起去了。毛泽东把接见的客人送走之后，主动邀请徐肖冰、侯波到一个小亭子里休息。毛泽东问侯波是谁，徐肖冰说是他爱人。毛泽东一听笑了，接着又问侯波是哪里人，她说是延安人。毛泽东说：“看来你也是吃延安的小米长大的，好好为人民服务啊。”
临走前，毛泽东主动要求跟他们夫妻俩拍一张照片。拍照前，侯波和徐肖冰主动站在了毛泽东的两边，毛泽东对侯波说：“你是半边天啊，你得站中间。”侯波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949年6月10日，毛泽东那天的样子她终生不忘。三个人的合影也一直被夫妻俩珍藏着。
1949年，徐肖冰、侯波与毛泽东合影
毛泽东生气的样子，她也记得很清楚。她一直想拍摄毛泽东看书的照片。一天，毛泽东的侍卫长李银桥告诉她，老人家正在书房看书，状态不错。等她扛着摄影器材过去时，画风就变了。毛泽东拍着桌子对一位将军大声叫道：“有下一次，你就不要来见我。”侯波心想，还是别自找苦吃了，撤吧。还没等她转身溜走，毛泽东就冲她吼起来：“干什么，没看见我有客人吗？”
麻烦不止于此。“有时领袖们不爱拍照。于是，我就只能偷拍、抓拍，甚至把照相机藏起来拍。”侯波说。
“文革”期间，侯波被江青点名称为“坏分子”，并被造反派认定为混在内的“假员”，后被下放到山西中条山区劳动改造。“他（徐肖冰）那时稍微自由一点，不用再挨批斗。” 徐肖冰给她寄过几次粮票，天气冷了，还给她寄去棉鞋，并在鞋里塞了几块糖果。那时候，糖果还是稀罕的东西，造反派不仅把糖果没收，还训了侯波一顿。侯波虽没吃上糖，但徐肖冰的情意，她分明感受到了。“他给我寄糖果的意思就是要我好好地生活，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个年代不兴说什么爱不爱的，可这不是爱情又是什么呢？”
1991年3月在杭州为彭真拍摄的一组照片，是侯波最后拍摄的新闻图片。徐肖冰回忆说：“当时她已经67岁，离休了，是彭真同志打来电话请她一块去杭州，赶去拍照的。”
一张照片上，彭真坐在窗前捧读鲁迅先生的作品，整幅画面凸显了老一辈革命家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另一张照片上，彭真推着夫人坐的轮椅缓缓而行，前方是一大片树林，一条整洁的小道，令人感受到革命伉俪情深意笃的生活画面。
“做了这么多年的摄影工作，我悟到了一个道理。”侯波说，“我在为伟人寻找背景拍摄的时候，伟人们已经做了我的‘背景’；在他们的背景之下，我才能记录下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中国有许多优秀的摄影师，由于历史的偏爱，我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幸运者。”
退休之后，两位老人将一生创作的珍贵电影作品、摄影作品以及收藏品2700多件，捐献给了徐肖冰的家乡——桐乡。社会各界还为他们多次举办摄影展。2009年10月，徐肖冰去世。5年后，徐肖冰·侯波纪念馆在桐乡开馆。如今，这对伉俪都走完了人生路，把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故事永远留在了人间。
环球人物新媒体原创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