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活体捐献第一人

原标题：“我在改革开放大历史中”口述史丨中国活体肝移植第一人：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就要时刻把病人放在心上！

本期人物：
王学浩

口述时间：
2018年8月2日

口述地点：
江苏省人民医院肝脏外科

通讯员 成运芬 吴倪娜 扬子晚报记者 杨彦 所有图片均由医院提供

王学浩：

王学浩，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国际著名肝胆外科、肝脏移植专家。现任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脏外科研究所所长、肝胆中心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器官移植临床重点专科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临床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肝脏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消化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微免分会移植免疫学组组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委员，中央保健专家、江苏省医学会副会长等职。中国大陆活体肝移植领域的开拓者，完成该领域多项开拓性工作。早在1985-1986年和日本学者率先开展碘化油经肝动脉造影的实验和临床研究，首次发现碘化油能特异性滞留在肝癌肿瘤区域的这一重要特征，据此利用碘化油为载体为现代肝癌的介入治疗奠定了基础，是中国肝癌介入治疗的开创者，国际上肝癌现代介入治疗的创始人之一。目前主要研究方向：原发性肝癌的临床及基础研究及肝移植术后免疫耐受Treg的临床应用和基础研究，上述研究居国际先进,部分内容居国际领先水平。

先后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其中以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在Sci Trans Med, Hepatology, J Hepatol, and Am J Transplant等SCI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及省部级十余项 。先后获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江苏省白求恩式卫生工作者、江苏省劳模、江苏省优秀共产员标兵、南京市科技功臣、2015年获全国先进工作者、2017年获中国医学科学家、2018年荣获国家文明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好医生”等荣誉称号。

王学浩

1978年的我

那时候我是工人医院（现江苏省人民医院）的一名普通外科医生。白天上门诊、做手术，夜里常常还要参加急诊手术。1978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招考制度，我想，这是一次难得机会我要努力去试一试！

2018年的我

现在我依然坚守在临床一线，作为肝胆中心的主任，随着转化医学、精准医学的发展，我觉得我们在肝脏外科领域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开展，还有很多研究需要进行，正如我常写的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扎实的临床功底、博览群书的学习让我顺利考上研究生

1965年，我从南京医科大学毕业，被分到了江苏省人民医院工作。当时它还叫工人医院，到了外科，我觉得我找到了这辈子最热爱的事业。患者们被送到医院，经过手术治疗能迅速好转，让我感受到了作为医生的莫大的价值。

那时我住在医院东边的集体宿舍楼里，离医院很近，所以一旦夜里有重大的、疑难的急诊，值班医生解决不了，就会喊我去帮忙。小到阑尾炎、肠梗阻、腹膜炎，复杂的如肝外伤，我做了很多急诊手术。万事无他，唯手熟尔，十几年的急诊手术的积累，对外科医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白天看病、做手术，夜里经常参加急诊，其他有空时间，大概都在看书吧。那时候，读书不是社会主流，但我家十几平的屋子里，到处都是书。怕影响妻子和孩子休息，走廊上、医院的小图书馆、病区医生的值班房等等，反倒是我最常看书的地点。现在回想，看书的习惯对我来说是有多重的意义的，既学了英文，又学了专业，一专业最前沿。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对我来说也是有意义的一年，那时国家恢复了研究生考试制度，第二年我参考，一次就通过了考试。

让肝移植技术在中国落地生根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国内，包括江苏省人民医院在内的极少数几家医院开展过肝移植手术，但是由于当时没有有效的免疫制剂，所以病人都没能够长期存活。

1983年，作为公派留学生，我来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进修，师从肝移植之父Starzl教授。至今我还记得Starzl教授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他说“Doctor王，加入我们，一起干吧。”Starzl教授是个十足的工作狂，还曾经一台肝移植手术做到早上7点，然后马不停蹄赶到纽约开会，因为疲劳晕倒在报告讲台上。我是“进修生”，也上紧了发条，手术台上常常一呆就是八九个小时，有时连续工作两三天，48小时不睡觉也是常事。刚开始我是手术助手，打下手，后来技术被认可了，做到第一助手，外出取肝源的时候还能做做取肝手术。

王学浩院士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时的照片

两年期满，回国前，导师跟我说，希望你回国后做中国的Starzl。但在80年代中期，中国的理念、经济和病人的状态，都还不具备开展肝移植手术的土壤，所以肝移植甚至是活体肝移植的梦想，暂时的蛰伏下来。我开始做碘化油肝动脉造影诊断早期肝癌的实验，后来把碘化油和化疗结合起来，这个技术实际上为肝癌的现代化介入治疗奠定了基础。

我为捐肝的人哭过，他们也一样值得被记得

一个人，如果肾不行了，还可以血透，但是一旦肝衰竭，剩下的日子可能以小时来计算。我已经记不得那时看过多少张痛苦绝望的面孔了，对患者说出“没救了”，心也会被揪得刺痛，他们中还有很多是聪明可爱的孩子。再次唤醒我活体肝移植梦想的，是1989年，巴西报道了世界上第一例活体肝移植手术的消息。看到这个消息，我想“既然国外能够开展活体肝移植，为何我们中国不能开展呢？”

器官捐献肝移植，我们面对的只有一位患者，而活体肝移植，面对的是供体和受体两个活生生的人。谁能给捐肝者的安全打包票？实际上，谁也不能。当时也思考了很久，为了让更多的肝移植患者能够有机会活下去，我站出来了。那时候我对学生说，如果有一天我因为做活体肝移植发生纠纷坐牢了，你们记得给我送个饭就行。

每一次成功的背后都有着无数的艰辛付出。为了顺利完成活体肝移植手术，术前我们做了无数例次的动物实验，完成了千例以上肝切除的实践，医院还成立了多学科联合的手术协作组，汇集了五十多位来自麻醉手术室、传染科、重症护、儿科、血液科、B超室等当时医院里最好的医护人员。

1995年1月5号，在江苏省人民医院手术室里躺着的是席爱梅和她患有晚期肝癌的丈夫。席爱梅，我永远记得这个名字。三十多岁的她决定捐肝救夫。她的家人一开始不理解，当手术车去接她的时候，她拉着她二叔说，万一她在手术台上下不来了，别怪医生，不要向医院提任何要求，只希望把她5岁的儿子照顾成人。

“捐肝第一人”席爱梅来院看望医护人员

席爱梅手术后康复地非常顺利，她的丈夫术后前几天也恢复良好，显示新肝已经存活。术后两周因特殊情况不幸去世。通过这个短暂的临床实践，表明我们已经具备了做活体肝移植的初步条件，只要我们不断努力，活体肝移植一定能在中国大陆实现！

还有韩传芹，她是我国第一位献肝给孩子治疗WILSON’S病患儿的母亲。进手术室之前，她拉着我的手说，“王主任，我的命无所谓，请你把我肝脏最好的部分切给我女儿。”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听到这位普通母亲质朴的话语时，我们在场的很多医生护士都哭了。手术历时十多个小时终于成功了，现在当初那个接受母亲部分肝脏的小女孩现在也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了。

2016年，我们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曾在我院接受过肝移植手术的300多位患者一起“回娘家”，不论是术后二十年、十年的患者，不论年龄大小，当他们齐聚一堂，看他们笑谈人生时，我为他们欢欣鼓舞，为我们团队创造出的生命奇迹而骄傲自豪。

为了1%的希望我们付出百分百的努力！

肝移植手术是一项精细而浩大的高难度生命工程，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容有丝毫闪失。手术过程中还会遇到很多预想不到的难题，肝脏病人凝血功能差，容易出血，而整个肝脏周围韧带多，光是把肝脏取出来就很不容易。手术中还会出现许多意外，有的凝血功能不好，出血很多；有的心脏突然停跳；有的血管粗细不一、长短不一；有的供肝还会多出一根管道来，这根管道到底是接还是堵，那瞬间决断之时的选择对医生来便说是无数次的高难度挑战。

我和我的团队成员们经过艰苦的摸索和实践，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我们通过深入研究活体供肝部分肝移植肝动脉解剖，使用显微外科手术，在全国率先采用了对供肝变异肝动脉的吻合技术，提高了活体供肝部分肝移植的动脉重建成功率，并采用自体血管移植、血管搭桥、肝动脉重建及减体积肝移植等技术，不断提高活体肝移植技术水平。

如今，活体肝移植已成为常规手术。手术时间从当初的十几、二十多个小时，减少到现在的五六个小时，甚至只要三四个小时。手术的出血量从一万多毫升直降到300毫升左右，甚至无需输血。供肝量从400克下降到300克也能成功，供体更安全了……

王学浩站在手术台旁

2005年，“中国活体肝脏移植研究所”正式落户江苏省人民医院。“以王学浩教授为首的活体肝移植团队‘最能体现’三个‘最’——国内活体肝移植做得最早的，供体安全最高的，手术质量也是最好的。”揭牌仪式上，汤钊猷院士这番话我一直铭记在心，这是他对我和我的团队数十年来艰苦跋涉取得成果的高度概括和肯定。

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和奋力拼搏，我们医院的肝胆中心已发展成为以活体肝移植为技术特色的、国内有重要影响力的肝脏移植中心，成为国内活体肝移植的培训和研究基地，救治了数以万计的疑难危重的肝病患者，创造了多项世界记录和全国记录。

现在：大力推进DCD，开展免疫转化医学研究这是我新的梦想

现在我依然坚持工作在临床一线，只要在医院，每天一早和下班后我都习惯到病区去转一转，一方面从医生那了解医疗的情况，另一方面也亲眼去看看病人，尤其是肝移植手术和ICU重症护室里病人。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我知道我们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但是器官来源紧缺是让无数晚期肝癌患者无法得到救治的根本原因。我国每年约有数十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而每年可以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仅有1万多人。”

近年来，我带领我的团队致力于DCD肝移植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我们成立了OPO办公室，设立专人负责此项工作，联合省、市各地红十字会，宣传和呼吁更多的人理解和参与这项工作。从2011年至今江苏省人民医院肝胆中心通过DCD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 完成了277例肝移植，仅2017年就完成了DCD肝脏移植91例。

患者换肝30周年，唐金海院长、王学浩院士共同切生日蛋糕

同时近年来，我带领团队成员不断在移植免疫耐受方面深入研究，开展调节性T细胞应用于移植术后临床，已取得初步疗效，这是一项领先于国际的前沿研究。

现在的省人医肝胆中心，是在高峰上开展新的征程，压力大、责任大、使命更大。作为学科引领人，我想说，要想走在世界医学发展的前沿阵地，为更多肝病患者带来希望，就要有敢冒风险、敢于承担责任和压力的勇气，让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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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最新：一周57人热死 为何日本每年都“热死”这么多人？

原标题：一周57人中暑死亡，为何日本每年夏天都“热死”这么多人？

据时事通信社报道，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发布数据，今年7月29日至8月4日，全国有57人中暑身亡，18347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治疗。

据朝日新闻台报道，8月1日至6日，东京23区共有39人中暑身亡。

日媒ANN视频截图

其实，近一个月北半球很多国家都在经历罕见酷暑，欧洲、南美洲、非洲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热浪袭击。

日本各地短期内数十人中暑死亡，而且这种情况并不只出现在今年，令人费解。

今年日本“特别热”？

在日本，当日最高气温高于35℃被称为“猛暑日”，气温高于30℃被称为“真夏日”。

日本气象厅数据显示，进入8月后，全国有171个气象测点连续8天都是“猛暑日”。北海道札幌时隔68年再次出现连续10天的“真夏日”。

8月7日，日本东京街头烈日当空。/视觉中国

日本也有“24节气”，8月8日为立秋，然而日本多地仍然处于“火炉”状态。据朝日新闻台报道，8日当天，东京正午气温超过35℃，全国范围内埼玉县的熊谷气温最高达到39℃，京都的最高气温也达到38℃。

日本气象厅表示，日本各地平均气温仍然维持在35℃左右，高温天气还将持续，8月11日和12日可能是“猛暑”的高峰期。

富士新闻网报道，今年日本持续高温的原因在于双重高气压笼罩。以往，日本进入夏季后被太平洋高气压覆盖，今年除此之外还有西藏高气压叠加，导致气温高居不下。

为何那么多人中暑身亡？

据《日本时报》，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官网公布的数据，2018年7月，日本超过65人中暑死亡；2017年7月，有302人中暑死亡。

从2008年至今，中暑死亡人数最多的是2010年，全年达1731人。仅当年6月到9月，就有1684人死亡。2013年全年中暑死亡人数为1077人。

研究气温与中暑关系的学者藤部文昭指出，气温每提高1℃，因中暑死亡的人数就会增加1.5倍。

东京上野街区开启“暴晒模式”。/视觉中国

据《读卖新闻》报道，2019年夏天中暑死亡和送医者中东京地区的特别多，65岁以上老人占50%以上的比例。而且，大多数中暑身亡都发生在室内。

在东京23区中暑身亡的39人中，37人在室内被发现，其中15人所在场所无空调，14人没有开空调。

据日媒TBS报道，8月7日，东京市的一处住宅内发现一对母女死亡，80多岁的母亲在一楼卧室，50多岁的女儿在二楼卧室，两个房间都有空调，但都没有打开，警察赶到时室内温度高达38℃。警方初步认定两人中暑身亡。

TBS新闻网截屏

NHK曾在2013年做过调查统计，当年东京中暑死亡的人中有9成在室内死亡，而他们都没有开冷气。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经济问题。

大多数日本老人并不依赖子女赡养，而是靠养老金生活。近年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严重，养老金发放趋于紧张。据《日刊现代》，2016年日本众议院厚生劳动委员会通过《年金削减法案》，这使得1000万老人的生活水准降至低保水平。

还有部分老人不习惯吹冷气，便在家中关闭门窗阻挡热气，睡觉时空气不流通，又缺乏水份补充，容易造成中暑。

据《日经新闻》报道，睡眠不足也是许多人中暑晕倒或死亡的原因，睡眠不足会导致体温较正常情况上升0.3℃。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大阪的一处公园内，一名28岁男子身穿卡通人偶服装练习时，突然中暑身亡。据《产经新闻》报道，28岁的年轻男子穿着重达15千克的人偶服，在30℃左右的室外跳舞20分钟后，倒地身亡。经司法解剖认定，该男子死于中暑，人偶服内热量难以散出。

《产经新闻》网页截屏

2006年，日本东京迪士尼曾发生过一次人偶集体中暑晕倒事件。当时43个人偶中11人中暑倒地，其中一名女性员工称，穿着重量为10千克以上的人偶服装，在夏天户外活动，体感温度超过50℃。

专家呼吁，减少夏季卡通人偶的户外表演，这些工作人员的中暑风险非常高。日本救急医学会提醒民众多饮水、减少户外活动，如果身体出现异常立即就医。

北半球多少地方经历“炙烤”模式？

酷暑难当的不止日本一个国家。7月19日，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努利斯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2019年6月是欧洲、南美洲和非洲有历史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西欧和中欧的部分国家和地区，日平均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10℃。

据CNN，美国多地7月也遭遇了多年未有的“最热夏天”，尤其是芝加哥，出现持续多日的38℃高温，突破2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美国纽约市市长白思豪说：“我们已经七年没经历这样的天气了，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连续高温天气，情况非常严重。”

欧洲也“热翻了”。据法新社，7月的德国、法国、荷兰等地最高气温都破40℃。最夸张的是法国巴黎，今年7月出现72年以来最高气温——42.6℃。

7月25日，法国巴黎，民众在喷泉戏水消暑。/视觉中国

7月下旬，法国80省进入橘色酷暑预警，其中20省发布最高级红色警报。2000万人生活在高温红色警报区内。

英国气象局7月29日宣布，在剑桥一处地点测得38.7摄氏度的高温，这是英国有官方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比利时东北部城镇小布罗赫尔24日测得38.9摄氏度高温，新该国1947年的38.8度纪录。

气象专家分析，欧洲的高温现象可能将成常态，这和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一致。

文/沁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