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的《肉蒲团》： 他写了《肉蒲团》,却是一个真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也许你从小就对这些耳熟能详，
却不知道写下这些对联的人是谁。
他是一流的美食家，能亲自下厨，
做的“四美羮”估计能上《舌尖上的中国》。
他精通戏剧创作，又下笔风流，
会写《风筝误》，也能写《肉蒲团》，
放到今天就没王晶什么事儿了，
邱淑贞也得变成“渔女郎”。
他对女性审美造诣颇深，
精通室内设计，
还能主持修建园林建筑。
至于植花和养生，
那都是李渔老师玩着弄的了，
当然，他自己是不会视其为小事的。
准确的说，李渔是一位生活艺术家。
01
世上本无此路
那就由我走出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1年），
经过三天三夜的艰难分娩，
李渔母亲终于把他带到了世上。
李渔自小十分聪颖，
孩提时代就能赋诗作文下笔千言。
本是一个科举入仕的好苗子，
可惜正赶上满清取代大明的乱世，
科举之途是走不通了。
但李渔仗着一身才学，
走了另一条财务自由之路。
1651年，李渔来到杭州生活。
杭州风景虽美，
但李渔人生地不熟，生活处境艰难。
为谋生计，李渔开始卖文赚稿费。
在古代，主流的文体是诗歌和散文，
在士大夫们看来，
小说或戏文属于旁门左道。
而把作品卖去挣钱，
那更是被视为“贱业”了。
李渔才没有这些偶像包袱呢，
说干就干。
他数年间写出多部戏曲剧本，
并将其合辑为《笠翁十种曲》，
包括《玉搔头》《风筝误》等等。
由于作品贴近大众生活，
每次发行都被抢购一空。
也正是这一系列作品，
让李渔后来获得了“东方莎士比亚”、“世界喜剧大师”的名号。
02
“管你什么想法
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李渔爱交朋友。
人红了以后，各界名流也乐于与他交往。
李渔的交往对象，上至尚书、大学士，
下至三教九流，手工艺人。
不仅蒲松龄、钱谦益等文人和他相熟，
就连曹雪芹的祖父曹寅，
也和李渔老师是忘年交哦。
除了以文会友外，
李渔还经常出入富贵之家“打秋风”。
所谓“打秋风”即是没有做官的文人，
凭借自己的文艺特长，
从士大夫之家获得馈赠。
李渔就常常为这些富贵人物赋诗演戏、设计园亭，或替他们编纂文集出版。
几十年间，李渔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游秦、游楚、游豫、游江之东西，
西游西秦而抵绝塞，南游岭南而至天表”。
自谓“负笈四方，三分天下几遍其二”。
而他最出名的，还是带着小妾去走穴。
1666年，李渔前往陕、甘两地游历，
也许是因为今年太6了，
他先后遇到乔姬和王姬两位绝代佳人。
乔姬记忆力惊人，
老师示唱三遍她就能学会整首曲子；
王姬换成男装与美少年无异，
简直是清代林青霞。
她们的姿容和天赋让李渔惊叹不已。
李渔以她俩为主力，
建立起一支李氏家班，
他自任戏曲教习和导演，
将乔王二姬调教成清代第一女子组合。
对于乔、王二姬的风采，
两淮盐运使周亮工是如此评价的：
“乔、王二姬，真尤物也，
舞态歌容，当世鲜二。”
李渔为她们量身打造新剧《慎鸾交》，
又带着她们到全国各地开演唱会，
经常出入官宦之家，
风头一时无两，而且收入颇丰。
同代有些文人对此颇有微词，
说他有才气但没骨气。
李渔老师才不在乎，
“我以这才换那财，
两厢情愿无不该。”
可惜好景不长。
由于四处奔波，乔、王二姬积劳成疾，
19岁上便离开了人世。
李渔老师心肝都要碎了，
写下《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和数十首悼亡诗来纪念她们，希望她们能够复生再来。
李渔老师服务归服务，交际归交际，
低声下气的事儿却不会干。
有一次朋友给他写信说，
有个大官想让他登门去见一见。
李渔老师直接回信答复：
“弟虽贫甚贱甚，然枉尺直寻之事，
断不敢为。且此公之欲见贫士，
岂以能折节事贵人乎？
有缘无缘，听之而已。”
“爷们儿我虽不是什么富贵人物，
但摧眉折腰的事儿也不做。
既然是他想见我，那就拿出点礼貌。
否则没缘分就算啦。”
既不被世俗流言禁锢自我，
又能坚守住自己的尊严底线。
要做一个怎样的人？
李渔心里有杆明秤。
03
玩转生活艺术
李渔这辈子赚了。
生活其实本就是一道味道丰富的佳肴，
但是大多数人都囫囵吞枣，
食而不知其味。
而李渔比绝大多数人都活的有滋有味。
那么李渔是如何玩转生活的呢？
首先一定要热爱生活。
拿最普通的“吃”这回事来说，
“吃”在李渔这里从来都不是小事。
《闲情偶寄·饮馔部》堪称清代版
《论一个吃货的自我修养》，
从竹笋到糕饼，
从葱蒜韭菜到野禽鱼鳖，
吃货李都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地。
谈到螃蟹的时候，他说自己是
“无论终身一日皆不能忘之”。
我估计让他仨月不吃螃蟹，
你端过来一盘他能给你叫爸爸。
别人笑他以蟹为命，他也不否认，
还把自己买螃蟹的钱称为“买命钱”。
不过这么多螃蟹可不是白吃的，
人家还真总结了吃螃蟹的正宗法门：
"凡食蟹者，只合全其故体，蒸而熟之，
贮以冰盘，列之几上，听客自取自食。"
李渔是女性造型设计师。
他懂得如何画眉，
说描眉的关键在于一个“曲”字。
“最忌凭空一抹，有如太白经天；
又忌两笔斜冲，俨然倒书八字。”
对于女性穿衣，他也提出了非常精辟的看法：
“妇人之衣，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
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
这样的论断，至今仍不过时。
姑娘们也许可以参考一下他的审美理念。
李渔是难得的园林艺术家。
当年确定不再参加科举后，
李渔产生了归隐之心。
他在“先人墓墟边”，设计修建了伊园。
伊园廊、轩、桥、亭诸景俱备，
几乎可与杭州西湖风景媲美。
“只少楼台载歌舞，风光原不甚相殊。“
迁居南京后，李渔又设计修建了芥子园，
内有栖云谷、月榭、歌台、浮白轩等景致。
听听，光这名字起的就让人想住进去。
年老之后，李渔再次迁回杭州，
建造了自己最后的园林作品——层园。
层园倚山抱水，坐卧之间尽览湖光山色。
李渔得意道：
”繁冗驱人，旧业尽抛尘市里；
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画图中。”
李渔还是一位发明家。
在南京居住时，
李渔为了冬天保暖，发明了暖椅。
椅子下面设有抽屉，
“抽屉以板为之，底嵌薄砖，四周镶铜”
抽屉里面除了放木炭、木灰之外，
居然还放有熏香。
”是椅也，而又可代薰笼。“
“只此一物，御尽奇寒。”
我的天，这可是清代，
人家已经玩出了暖椅，还自带香水效果！
此外，他还用枯木镶在墙洞做成”梅窗“，
玉兰、芭蕉……各种花卉种植信手拈来，
甚至设计发明过李氏马桶。
大写的服气！
热爱生活只是必要的基础，
还得有那么一点艺术品位。
比如对于家具器皿，
李渔也有着自己的审美要求。
他曾见到贫寒之家用木柴做的门扉，
用瓮做窗户，简洁干净，
认为颇有上古遗风。
但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如果把木柴按粗细参差有致地排列起来，
房门应该会更加漂亮；
而窗户如果用瓮的碎片大小相错地分布起来，
不是有哥窑冰裂纹的气质吗？
瞧瞧，这就是李渔，
即便没钱也能把日子过得有艺术范。
李渔可以，你也可以。
04
读完李渔
活出自己
你费劲挤进地铁，或匆匆赶往机场；
你西装笔挺谈了一桩又一桩生意，
你加班到深夜还是卸不下心头压力；
你答应爸妈要回家看看，
然后拖了一天又一天……
在社会机器的机械运行中，
你的生活飞去了哪里？
隔着四百年的烟云，李渔以超然的姿态把生活玩的有滋有味。君子们诵着四书五经、写着王侯将相的时候，李渔哼着才子佳人的曲子，辗转于假山、屏风以及园中盛开的某簇海棠花，走出了一条叛逆的曲径，一路上赏心悦目，将中国古代文人的闲情逸趣发挥到了极致。
西晋时的张季鹰说：
”人生贵得适意尔，
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
你无须像李渔一样以创作戏曲谋生，
但我希望你可以听从内心的选择。
你无须建造出一座江南园林，
但你可以把家里小窝设计的精致温馨。
你无须吃遍人间的山珍海味，
但我希望你每一杯酒都饮的优雅，
每一碗粥都吃的从容。
“呐，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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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号GQ中国
2005年底，李泓荔被湖南卫视派去英国进修。一天，在伦敦尤斯顿的旅馆里，她打开第四频道，看到了《Wife Swap》（换妻）。
《Wife Swap 》是一档互换类真人秀节目。节目组挑选两个阶层迥异的家庭，让女主人去对方家里做两周主妇。李泓荔打开电视时，看到了一个清洁工和一个模特互换人生。她脑袋上的电灯泡“叮”地亮了。
在2003年，李泓荔想做一档节目，让农村姑娘和白领丽人互换，以尝试“阶层的互动和流动”。她惊讶地发现，《Wife Swap》制片人斯蒂芬· 兰伯特早就实现了她的创意，“阶层互换”也已成了西方国家常见的模式。
回国后，李泓荔立即着手准备。2006年9月，节目开播。李泓荔给取了个颇为文学化的名字：“变形计”，与卡夫卡的不朽短篇《变形记》一字之差。《变形记》讲的是主人公格雷戈尔变成甲虫的故事。《变形计》的口号则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影像版”。
在第一期节目《网变》中，李泓荔选了一个沉迷网络的城市少年与农村孩子互换。甫一播出，好评如潮，中宣部、公安部专门打来电话表扬，湖南广电为节目颁发了2006年一号宣传嘉奖令。
施宁杰，《变形计》第七季第二期的城市主人公，参加节目时16岁。被称为“奇葩富二代”、“《变形计》史上最难以改变的主人公”。
一般的真人秀，看点在于特定情境下的戏剧性，但《变形计》野心更大。它不仅要讲述，还要介入。当《网变》的城市主人公魏程在农村流下悔恨的泪水决心改过自新时，电视机前无数的观众热泪盈眶。
节目的第三任制片人谢涤葵在文章《变形计——一份来自远山深处的力量》里充满自信地写道：“各种追名逐利的思潮让社会亟须重建道德良知，独生子女娇生惯养、五谷不分、好逸恶劳、精神萎靡让家长们头痛不已，《变形计》是我们在偏远山区挖到的一剂良药，专门治疗让很多家长失去信心的城市独生子女病。”
目前，《变形计》已经制作了12季，共48期。这意味着已经有48组孩子经过变形。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孩子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回访了其中3个孩子。我们发现，节目未必真实，现实更加魔幻。
● ● ●
秘密世界
施宁杰是那种典型的《变形计》城市主人公——辍学、抽烟、泡夜店，问妈妈要起钱来各种耍赖，不给就威胁去卖肾。他被称为“《变形计》史上最难以改变的主人公”。
施宁杰家境富裕、单亲，自称“一生坎坷”。他从幼儿园就开始寄宿，在有限的回家时间里，爸妈总在吵架，最终离婚。他的爸爸脾气暴躁，有一次生起气来抄起一把刀说要砍死他。父子俩只有在夜总会才能相处融洽。
15岁时，他第一次去夜总会，是爸爸带他去的，“主要是因为我帮我爸分析很多事情，比如哪个女人比较舒服这些。我爸爸只有这方面跟我不会吵架。”
2011年，他由于各种违反纪律校规，被杭州的学校开除，到南昌和妈妈生活。妈妈经营酒店，工作繁忙，半年都没时间陪他两三次。
他在报名时想法很简单，“上这个就变明星了吧？”早在2008年，12岁的施宁杰就跟妈妈阐明了自己的价值观：读书没有用，他要当明星；他用4个词语来概括自己对明星的理解：“轻松、娱乐、赚钱、被崇拜”。
王红林也是典型的《变形计》农村主人公——父母离婚，她和年迈的奶奶、瘫痪的大伯相依为命。
她被节目组发现是因为大伯王多权。1996年，20岁的王多权为了挣钱结婚，去山西挖煤遭遇矿难，半身瘫痪，未婚妻嫁给了弟弟。2012年，瘫痪半生的王多权被媒体报道，进入《变形计》节目组视野。
这是《变形计》里最常见的故事类型——城市少年桀骜不驯，农村孩子坚强不屈。
他们来自中国阶层结构中的两个极端。施宁杰的妈妈名下有一栋酒店，酒店旁的加油站和土地都是她的资产，而王红林家一年的总收入还不到一万块钱。在社科院为我国划分的十个阶层和五个社会等级里，施宁杰属于最上层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王红林属于最底层的“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
“阶层”的概念在《变形计》里至关重要。李泓荔在《制片人手记》里写道，她2003年萌发《变形计》的创意，始于对中国近年来社会阶层分化的惊奇感受——
“这是真真切切就在我们身边的一个秘密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增大，由此引起的生活方式的千差万别让人群在细分中得到归属，我们也许不敢公开承认，我们很少意识到它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秘密的社会。”
这个秘密社会原本是丰富多彩的。李泓荔在第一季进行了多样化尝试，比如让高三的女儿和母亲互换，把厅官弄到农村去救灾，安排俩美国人进入行走学校……
但这些尝试的收视率不好，节目在第二季后基本固定成了城市与农村孩子的互换。
施宁杰和王红林第一次见面准备的见面礼，展示秘密社会的存在：施宁杰的礼物是鲜花和玩具熊，王红林则带了一大箱核桃，体现了完全不同的马斯洛需求层次。
在人物出场介绍里，施宁杰的镜头伴随着飙车、泡吧、通宵打游戏、睡懒觉，为了要钱闯进会议室翻妈妈的提包，带朋友在酒楼胡吃海喝，对着所有能反光的镜面拨弄发型耍帅，做瘦脸操。
总导演蒋良对施宁杰的社会化程度印象深刻。他曾见到施宁杰和妈妈手下的员工开黄色玩笑，“施宁杰说得越黄，那些员工就越来劲儿”。他认为这是双方的“阶层”使然，“如果你的妈妈是我们的老总，那么你说什么都让着你；如果是普通家的小孩，那些员工早就大嘴巴子打过去了。”
王红林面对的生活却很沉重：3岁时，爸妈离婚；不久，爸爸外出打工；长期卧床的大伯数度想过自杀；节目开拍前，爷爷去世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王红林年过六旬的奶奶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大伯只能躺在床上绣十字绣、纳鞋底补贴家用。
所以，当王红林出场时，她的镜头是洗衣、做饭、扫地，思念并怨恨母亲。和施宁杰相比，9岁的王红林身上看不到欲望和爱好。
蒋良将王红林的懂事与礼貌称作“清教徒式的自我要求”，他此前在《晚间新闻》做了10年的记者，经常在社会底层的小孩身上看到这种特质。当初选人时，他看了几张王红林和王多权的照片，就知道这一家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我觉得有的乞丐都比他们好。”
让社会阶层两端的孩子互换，这也是《变形计》的基本形式，这种反差将为节目带来冲突和张力。
但把养尊处优的孩子送到另一个极端家庭去是否有积极作用，坊间一直存有争议；而《变形计》隐含的逻辑是：农村是一个田园牧歌般的存在，有净化心灵的作用；贫穷和艰苦能够孕育坚强不屈的精神，城市少年来到农村经过一段时间的互换之后，灵魂会得到拯救。
李哲解释，农村有许多城市不具备的人性之美，比如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这会让城市孩子有所感悟。
蒋良不信服这套逻辑。他不认为把施宁杰送去王红林家有什么意义，“这个家庭陷在绝望里面，他们自己都拯救不了，怎么去拯救一个城市小孩？”
他认为“苦难孕育美德”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他指着照片上王红林的脸说：“这种贫穷、被苦难压榨的生活，造成的心态是扭曲的；这一家人这么悲苦，这种家庭的苦闷和怨气，肯定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小孩。”
● ● ●
八仙镇半月游
施宁杰自家酒店的天台，这栋酒店周边的加油站、土地都在她妈妈的名下。
在节目的画外音里，八仙镇被描述为“山纯水美”。
但为了体现反差，变形的地点偏远和落后才是最重要的。作家袁凌是当地人，他这样描述王红林家的偏远——“从西安出发，穿过亚洲第二长的秦岭隧道，从安康上游的汉江水库入口，顺岚河上行两百来公里，一直往深处走，到达八仙镇。如果你以为走到了世界的尽头，错了，到家还得往里再走一段。”
施宁杰一路上吓得不轻。“那盘山公路！往山上绕，车这边绕过去的时候，车轮半个都在外面，几千米高，一下去人就没了，没护栏的，一绕我就屁眼儿一阵收缩！”
但从来没有去过农村的他还是挺兴奋的，一路上对农村进行各种吐槽，经过一片集市时，他嘻嘻哈哈，“看，索马里首都”；经过一片住宅区时，他又笑眯眯地说，“农村 CBD”。
在八仙镇下车已是傍晚。他提着行李穿过泥泞小路，走到王红林奶奶位于狮坪村九组的家时，天已经全黑了。
那是一栋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土坯房，连厨房一共8间屋子。王家为了迎接贵客，早就把最好那间房收拾妥当。这种待遇可是王红林不能享受的。王红林的奶奶还杀了只鸡给接风。
施宁杰借口“吃多了会胖”急急放下了筷子，开始参观这个新家。他跑去猪圈看猪，在院子的地上写字，在灯下对着飞蛾挥舞扫帚。
很快他就游览完毕，回到床边。习惯了锦衣华服的他捏捏刚铺好的被窝，有点儿潮。他跟编导说，要不不拍了，回去吧。
此后的半个月时间里，施宁杰就只有一个念头，“回家”。罢拍成了他和节目组随时会爆发的矛盾。
为了让懒散的施宁杰配合拍摄，节目组不得不斗智斗勇：为了不让他逃跑，骗他山里有冤魂；为了防止他耍赖，声称蒋良是特种兵退伍，发起脾气来不得了；为了让他参加学校的运动会，进行利诱，跑出名次奖两包烟，跑第一名奖三包。
在节目组的要求下，施宁杰完成了一些任务，比如看望因挖煤而残废的村邻。这些人悲惨的命运也许让电视机前的观众唏嘘不已，但施宁杰兴味索然，他的印象是，“每个人家里好像都有说不完的苦。你去那里看不到希望，就是这种感觉”。
直到节目拍完，施宁杰都没习惯农村生活，更谈不上融入。干农活时，他怕弄脏鞋，把化肥全撒在了菜叶上；砍柴时，他笨拙地从小坡上滚下来；去学校时，他打着耳钉、戴着项链和戒指，穿着豹纹哈伦裤，鞋上还套着塑料袋。他像个游客一样待在这里，当地人也稀奇地看着他。
施宁杰跟我说，他在八仙镇度过了极其无聊的15天。他还记得自己打发时间的办法：把发胶瓶子里装满水，对着飞虫射击，“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我就这么对着它喷，喷到它掉下来，我就说打下来一架战斗机。每天就玩这个，从早玩到晚。”
《变形计》节目设定里的那种“远山深处的力量”，在施宁杰身上丝毫没有产生作用。在他眼里，八仙镇没有一丝田园牧歌的味道，尽是凋敝和破败，毫无生命力。“方圆至少要半公里才会有另外一户人家，不是小孩就是老头儿，像我这么大岁数的都出去打工了。”
施宁杰在八仙镇生活的另一面并没在节目中体现出来——他仍然赖床，继续抽烟，只是由于手头拮据，不得不接受两块五一包的“猴王”。他吃的并不是王家几乎顿顿都吃的土豆，而是编导给他送来的面包和盒饭。
施宁杰虽然和王红林互换了舞台，但他仍然紧攥着之前的剧本，这份剧本是随他的阶层与生俱来的。王红林在家要喂猪、做饭、做家务，这些施宁杰一样都做不来，他也没有兴趣去学；他和大伯、奶奶，以及这个镇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聊不到一起去，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作为王红林的临时护人，王多权本该在节目里担负起对施宁杰的教育职责，但事实上，他只能躺在床上听着施宁杰和节目组聊成人话题，比如他父亲带他去夜总会的经历。如果是另一个农村小孩在说这些，王多权肯定会予以制止。但他清楚，施宁杰已经超出了他的教育范畴，他还是当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好了。
我问施宁杰，那么，你在八仙镇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他想了想回答，“投胎投得还不错。”
● ● ●
逼出来的高潮
当然，在屏幕上，施宁杰的变形生活要饱满得多。
根据《变形计》的规律，城市孩子到农村后一般发生如下事情：受到热情招待（主人常常会杀一只鸡）；干农活；因不堪生活艰苦逃跑；在学校与老师或同学打斗（不便打斗辱骂亦可）；闯下大祸；为弥补打工挣钱；最后落泪醒悟，表示变形成功。
由于要体现先抑后扬的“变形曲线”，城里小孩的闯祸部分往往是节目最刺激的时刻，这一段施宁杰完成得尤为精彩。
从节目画面上看，那是一次突如其来的情绪爆发。施宁杰先是在屋里转来转去，看上去在憋着气，突然，他一脚踢飞了小凳，踹烂了桌子，最后找来一个锤子，“乒乒乓乓”，把家里的桌椅挨个儿砸了个稀巴烂。
“这都是节目组逼的。”施宁杰说，有一天节目组要求他给王多权洗头。王红林在家时，这是她的工作之一。
“我就随便说了句，我不想洗。他们就很多人跟我讲，‘你不洗，这辈子就回不去了，你就在重山的包围当中等死吧’。我去吃东西，‘不准吃，因为你没给他洗头’，我打电话，‘没信号’，总之就是很贱的那种。不停地挑衅，无限地刺激。‘对，怎么样，我们人多，你怎么样，你生气呀，你生气，你生气也没有用’，这样来挑逗我。”
王多权证实了施宁杰的表述。他当时躺在床上看着这一切发生。施宁杰本就迫切想要回家，在刺激下，烦躁不安的他爆发了。
李哲承认，这是《变形计》常用的手法，“《变形计》本身是比较平淡的一个记录，如何让它变得波澜起伏，其实导演在幕后做了很多工作。”
谢涤葵则将经验归纳为八个字，“设计任务，真实记录。”事实上，这几乎是所有真人秀节目通用的手法。
这场打戏之所以如此关键，是因为砸完之后，一个新任务自然摆在了施宁杰面前：他得去打工挣钱，把家具赔上。节目下半部分的标题是：“施宁杰煤矿打工帮奶奶置家具”。
打工是《变形计》的一个传统内容。在第一季第一集《网变》中，农村爸爸将积攒的20元钱交给主人公魏程，满足他看黄河的玩乐之心，魏程眼睛红了，颤抖着双手接过，哽咽着说，“谢谢，阿爸！”高父则淡然一笑：“谢啥呢，儿子！”看到此处，无数观众潸然泪下。之后，魏程为了还上这20元钱，在工地打工，筋疲力尽后领到20元工资。
从此，打工还钱成了节目的必备环节。在节目组的安排下，施宁杰走上街头寻找打工机会。他在一条街上邂逅了一个煤矿老板，当天就下了矿井，并靠挖煤挣到了50块钱，加上当掉手机的钱，施宁杰给王多权一家买了套新的桌椅。故事不仅感人，并且充满了救赎感——当初王多权就是因为下矿井才残废的。
可这一切并不是施宁杰主动的选择——“他们把我带到那条街，说今天就在这条街找吧。我一个一个问过去，一开始惨遭拒绝，我就回去说不要我；节目组说你再往那边走点儿，我就再问一个，还是不要我；‘再往那边走点儿’，我就一直走到一个洗车厂。在那儿洗车的煤矿老板开始跟我搭话了。我正奇怪，接着他就同意我去挖煤了。”
挖煤这份工作显然并不适合四体不勤的施宁杰。他下到矿井后，铲了四五下就没了力气，煤车虽然还见着底儿，但节目的素材已经足够，于是蒋良亲自上场，帮施宁杰把剩下的煤铲了进去。
变形就此完成了一大半，挖了煤以后的施宁杰仿佛一夜长大，在节目里再也见不到以前飞扬跋扈的样子。
和节目组待了半个月后，施宁杰总结了一个经验：“节目组要你坏的时候，他就会刺激你，激怒你；要你好的时候，你就看到导演们焕然一新了，‘我觉得你今天非常棒’，‘你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举动’，‘你要做一个好人’，这样不停灌输。”
蒋良说：“并不是他本人有什么样的变化，只不过前面只表现坏的一面，后面只表现好的一面；其实前面也有好的一面，后面也有坏的一面，电视选择播出而已。这就是这个节目生命力无法长久的一个重大的原因，本身它就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
● ● ●
变形的秘密
参加完节目后，施宁杰去北京读音乐学校，中途辍学；接着去当兵，提前退役。7月，他要去新西兰读大学。
节目播出对王家的一个影响是，王多权迅速掌握了微博、知乎等 SNS 的使用方法。
他发了很多帖子，在网上愤怒地声讨节目组：“这一期的节目里有太多虚假的演绎，各种设计、编排，甚至拍摄过程中很多对孩子过分不合理的要求。为了所谓的正能量你们不觉得这样很过分吗？”
所谓造假，是一件关于洗脚的小事。
与施宁杰不同，王红林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她成了南昌市一所私立学校的五年级学生。不过，这和施宁杰的世界毫无关系。施宁杰没有在这所学校读过，而施妈妈如往常一样工作繁忙，没有去学校看望过她。
一天中午，吃完中饭的王红林正在午睡，突然被节目组叫醒。原来，为了体现关爱的环境，节目组安排了一位男孩子帮她洗脚。
王红林当时没在意，但两年后她发现，节目播出后网上对她骂声一片——“娇气”、“没有公主命却有公主病”。
甚至《变形计》官方出版的书籍也这样记录：“来到城市后，王红林的改变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她居然变得娇气了！她不仅对年长的孩子颐指气使，还让他给自己洗脚。”
更让王多权难以接受的，是节目组真的把王红林的母亲请到了南昌。
这也是整期节目煽情的顶峰。那是“六一”儿童节前的一个周末，王红林和同学在公园游玩时，发现亲生妈妈迎面走来，旁边是摄像机。王红林出生后没见过妈妈几次，一下慌了。母女俩上演了一出追逐、哭闹、拒绝，最后抱在一起互相原谅的亲情大戏。王红林说，在这个过程中，节目组一直在劝她原谅母亲，不然就不让她回去。
王红林的母女关系，是王家最不愿意提及的伤疤。王红林的妈妈曾是王多权的未婚妻，这个女人对王多权意味着难以言说的痛楚；从王家的家庭格局来看，王红林是家里唯一的希望，因此她和母亲的关系对王家极为敏感。
王多权一直拒绝节目组让王红林母女见面的提议，但这一幕最后还是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
在节目里，这一幕又由于王红林母亲成行的一波三折而显得尤为感人——为了让王红林的妈妈去看望女儿，施宁杰去劝过两次，第一次没有成功。不仅王红林的妈妈不同意，王多权也不同意；两人争来争去，王多权还哭了起来。
在播出的节目里，施宁杰砸桌椅那段被剪辑在他和王多权的争论之后，画外音是：“这个在生活中一直顺风顺水、总是能心想事成的富二代，不能理解自己的一片好心，怎么老是碰壁。”
如此一来，王红林妈妈的探望之旅作为主线剧情就显得更为难得，也有机地把施宁杰和王红林两条线绑在了一起。不仅王红林得以母女团圆，施宁杰也做了件成人之美的好事。
王多权告诉我，面对“公主病”的吐槽和大众对“母女亲情”的消费，王红林几乎崩溃了，整个人陷入了抑郁情绪。他在网络上写道，“湖南卫视的节目已深深地伤害到了孩子，《变形计》栏目组，你们也太欺负人了。”
类似的情况，施宁杰遇到的更多。
节目开始有一个夜店的镜头，施宁杰在玩儿的时候，有个人经过不小心洒了水在他身上，两人因此对峙。事后施宁杰才知道这也是节目组安排的。
后来，施宁杰请节目组去餐厅吃饭，结果结账时钱不够，被服务员追讨到街上后，自觉没面子的施宁杰十分生气，表示要罢拍，并威胁要砸掉摄像机。
施宁杰表示，这个窘境也是节目组一手造成的。“他那天完全是要让我丢脸。编导先问我，你包里有多少钱，我好兜着点。我说就七八百。结果他们点了一千五的菜。而且那天是他们叫我去吃饭。我后来借钱付了账以后，节目组又要把钱给我，我说你这样没意思，我又不缺这点儿钱。你故意让我丢这个脸。你早跟我讲，你吃三千我也有。”
节目里还有一个镜头，是施宁杰为了向母亲要钱，死缠烂打，无所不用其极。
施宁杰说，这都是节目组唆使的。“当时栏目组跟我讲，施宁杰，我觉得你今天应该从你妈这里要点儿钱，以展现一下你的能力。我说这有什么好展现的，这不是一个叛逆的事情吗？他说你不体现出你的叛逆怎么会有那种感觉呢？你觉得你是个男人，你就要一千块钱看看。于是我就死命要。当时感觉好像也并没有什么，现在想来就好像中了圈套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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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与偏见
由于在节目的表现，王红林被贴上了“娇气”的标签。她甚至考虑离开家乡去读中学，以躲避议论和目光。
许多观众表示，每次看《变形计》都会哭得稀里哗啦。这符合李哲的预期，他说，“很多人看《变形计》就是奔着哭来的。”
李哲的理论是，除了新闻资讯类的节目以外，所有能带给观众情绪的节目绝对是好节目。比如《爸爸去哪儿》带来的是感动的情绪，《快乐大本营》带来的是快乐的情绪，《变形计》带来的就是让人好好哭一场的情绪。
“《变形计》的开始部分和结尾部分一定是非常煽情的，非常催泪的，这是我们节目的标准。我们就是抓住了农村善良、感人的力量。”李哲认为这种情绪释放的作用很有意义，是节目安身立命之本。
节目的逻辑是，农村善良、感人的力量不仅能感动观众，还能感动城市来的那些孩子，帮他们完成变形。
但王多权觉得，这种感动和正能量是建立在王红林的委屈之上的。她和王红林更想不清的是，王红林在节目里处处表现着坚强与懂事，本该与施宁杰的叛逆形成鲜明对比，现在怎么还成了反面角色呢？
真人秀节目有一个理论：参与者的表现越本色，就越会受到观众的喜爱和欢迎，而在所有的“本色”里，叛逆是最受欢迎的那一种。
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村孩子参加这个节目很不利。因为大众常常理所当然地认为，农村孩子的本色应该是淳朴和善良。但事实上，娇气、贪玩才是一切孩子的天性，一旦农村孩子在城市舒适的环境中解放这些天性，他们就会遭到大众的指责，似乎他们违背了自己的“本色”。
而城里孩子尽管个个像古惑仔一样吊儿郎当，观众也觉得理所当然。他们只要偶尔表现出一些闪光点，就会被视作是巨大的改变。
可资证明的是：节目播出后，施宁杰不仅没有感受到压力，他在节目中的种种行为反而成了他的名片。“最大的好处，就是我出去以后别人会非常信任我。打个比方，我跟女孩吃饭，她听说是施宁杰，查一下，觉得我家境还行，跟这个男的出去，不要紧，反正不会把我卖了。”
在八仙镇，他甚至成了一个小明星。王红林说，经常有镇上的中学女生向她要施宁杰的联系方式。
“她们都觉得施宁杰很帅，”王红林低着头，细声细气地表达自己的理解，“他要是农村里面的，她们肯定会骂他。但是他以后的生活，自己可以不管，一生就让自己父母包办了。他不努力、不打拼，自己什么都会有，我们就不一样，我们是农村的。”
施宁杰和王红林虽然临时更换了舞台，他们与生俱来的身份从未真正改变。《变形计》虽然号称“新生态纪录片”，但本质上还是真人秀。纪录片的逻辑是生活逻辑，真人秀的逻辑是戏剧逻辑。为了戏剧逻辑，节目组必须对环境进行干预，给参与者设计任务。
正是一个个任务导致了《变形计》冲突频发。不过，在面对那盆洗脚水时，王红林浑然不觉自己正面对着一个考验。
节目临近尾声时，王红林还收到了同桌赵佳欣的道歉。“她说节目组安排她来为难我，比如把我的毛巾扔到地上之类的。”
我问施宁杰，在八仙镇有没有被感动过。他说：“节目组有位大哥人很好，节目拍完回到长沙，他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饥渴，请我去嫖了个娼。我很感动，经常打电话，叫他有空来南昌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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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之后
廖洪毅，17岁，《变形计》第八季第一集主人公，最大的爱好是泡夜店。
“讲句真心话，我觉得去《变形计》的少年都不会改，”施宁杰说，他跟好几个参加节目的城市主人公都有联系，“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
廖洪毅是第八季第一期《少年少年》的主人公，他也同意施宁杰的观点。他因为泡夜店、爱抽烟、花钱大手大脚而被送到山区去变形一个月。与施宁杰不同，他扎扎实实地挑水、生火、做饭、锄地、丢粪……正儿八经地体验了全套农村生活，全程哭了4次，节目末尾更是保证以后再也不去夜店了。
但廖洪毅回到家后第一个晚上就去了夜店。他说：“拍完变形之后一个月，心里还是会觉得农村那儿真的是苦。但是这个点一过，又返回去了，真的又返回去了。你要说我戒掉烟，不抽烟，不去夜店，不玩儿，这是吹牛逼，这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不仅《变形计》里短短的山村之行无法改变他们，那些更为坚硬的社会规则也顽固地阻止他们改变。
2012年6月，拍完节目后，施宁杰去了北京读音乐学校，一年后中途退学。为了让儿子改掉懒散的毛病，妈妈送他去南京军区当兵。不到一年半，施宁杰提前退伍。
我问施宁杰，变形后3年过去，自己有什么变化。他说，行为还是非常幼稚，但想法肯定成熟了一点儿。
我问哪个地方成熟了一点儿？
他说，我上《变形计》的时候觉得奥迪 TT 和宝马不错，但是到现在我觉得我应该开法拉利和兰博基尼。这是一个变化。可能这两个车更适合我一点儿，这是单纯的想法。
“但是现在又有改变了，我现在觉得法拉利更好一点儿，虽然兰博基尼要比法拉利贵一点儿，但我跟我妈讲，我说我想买红色法拉利458，为什么？法拉，贵人拉我一把，利，事事顺利。我妈说好，就法拉利，她很信这个东西。”
2015年4月，施宁杰自己写了个故事大纲，问妈妈要了30万，从上海请来导演，召集了一些小伙伴，拍起了电影。
电影的名字叫《朋友圈》。施宁杰在戏里扮演一名富二代，人称施少爷；廖洪毅则扮演一名官二代，外号廖公子。
电影的主要拍摄地点就在他妈妈那栋酒店里，看上去这更像一场盛宴。他们在房间里联机玩《英雄联盟》、在酒店的楼道里撕名牌，所有的小演员都抽烟。他们一高兴就唱唱歌，跳跳舞。余下还有时间，就拍电影。
我去的时候正赶上电影杀青。5月25日晚，施宁杰带着一班小伙伴去 KTV 开庆功宴。这真是我见过的最无忧无虑、不用担心前途的一班年轻人。喝到微醺时，施宁杰招呼大家玩骰子，“来！左右左右～ 摇动你的手，你的生命就掌握在你的手中。”那是一种对命运毫不担心时的轻松嗓音。
施宁杰并不是《变形计》里唯一想当明星的主人公。有人发现，许多参加《变形计》的城市主人公仍然处于辍学状态，但大多数人都因为参加节目而有了一条新的出路——当明星。
第九季播出《此间少年》中城市主人公李宏毅，被称作“《变形计》史上最帅”。开播后，节目获得8年来最高收视成绩，夺取收视冠军，李宏毅个人的微博粉丝数也从40涨到13万（现在已突破300万）。他已经推出了一张单曲，淘宝店的生意也红红火火，虽然这些改变和“远山深处的力量”没有关系。
几乎所有城市孩子参加《变形计》后都拥有自己的粉丝。李哲说，“一般都有一百万。”
“变星”的主人公名单可以列出一长串：杨键帆、张祥硕、何权谋、陈佩雯，盛运煌、王晨正、李耐阅等城市孩子签约了影视公司，还参演了几部青春系列电影和一些微电影。
李哲说，选择颜值较高的少年已成为《变形计》的一个趋势：“很多参加《变形计》的少年抱着想红的目的，并在参加节目以后利用高涨的影响力牟利，节目也越来越不愿意从报名者里选择参与者。”
相较之下，农村主人公并不懂得经营自己的名声。《山呼海唤》的农村主人公阿吉尽管主演了电影《滚拉拉的》，还去柏林电影节走了红毯，但他似乎没有抓住成名的机会，微博的粉丝不到一千个。2011年，初中毕业的阿吉去深圳打工至今，月薪两千。面对媒体，阿吉曾说，他不过是又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对于节目拼颜值的趋势，蒋良感到遗憾。他认为节目更重要的意义是展示现实。
他曾经把施宁杰和女员工打情骂俏的镜头剪了10分钟放进节目，认为这一幕值得社会警醒。结果，在送审时，这10分钟被剪掉了。蒋良把这个片段留在家里，作为自己试图突破的证据。
“这个节目要表现的是现实，但只能给观众一个设定好的现实——再怎么残酷最后还是有正能量托底的——但现实不是这样的，那个底托不住。所以问题出现了，现实过于锋利，节目是这么浅薄。”
与施宁杰分开几天后，我见到了王红林。节目播出后，王红林得到了“芒果V基金”的援助，一年半来，共获得五千元资助。这项援助将一直持续到王红林大学毕业。
我在八仙镇找到王红林和大伯在镇上的租处时，她还没有放学。那是一个两间屋的房子，没有洗手间，厨房搭在阳台上，楼下是穿流而过的岚河。屋前是省道，卡车不时开过，对话不得不陡然提高音量。王多权笑着喊：“便宜，一年2000 ！”
租在这里是为了方便王红林读书。但很难讲是王多权在照顾王红林，还是王红林在照顾王多权。由于长年卧床，王多权的臀部长了俩碗口大的褥疮，溃烂已快蔓延到腰部。
不一会儿，王红林放学回家了。和电视里的她相比，她长高了，皮肤黝黑，胳膊壮实，脸上脱去了一些稚气。冲我笑了一下后，开始像个陀螺一样转了起来，烧水、洗衣服、洗土豆、给大伯上药。和施宁杰相处一段时间，再去看王红林的动作，就跟看电影快进一样。
王红林笑得不多，并且有着明显的特点：嘴角上翘，眉头却不舒展，略呈八字形。3年来，她的生活没有变化，一直和奶奶、大伯生活在一起。这一家人的神情也越来越一致。
最开始，我以为王红林碰到了什么不高兴的事儿，后来才明白，在这个家庭，“愁苦”不是一种表情，而是命运烙上去的符号。你可以在大伯和奶奶的脸上轻易找到它，它也渐渐在王红林的脸上显现。我总是要提醒自己眼前这个小女孩只有11岁，才能从她那和年龄不称的愁苦表情中回过神来。
王红林正要进入青春期，她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而上了电视后，在八仙镇这个3万人的小地方，差不多每一个人都知道了她的“娇气”。聊着聊着，她的情绪越来越低落，声音也小下去，最后只剩下沉默。接着我就看到她的眉头拧在一起，嘴噘起来。
周末，我跟着她回到她奶奶在山上的老屋，也是施宁杰3年前变形的地方。
那一天天气很好，可惜房子建在山阴，阳光只能照到院子。“吱呀”推开虚掩的房门，屋子里飘来一股阴凉的霉味。
简单招呼我们之后，王红林开始忙着喂猪、喂狗、喂鸡。我在屋子里转悠，在她书桌前的墙壁上看到用黑色墨迹写的一串英文单词——“TFBOYS”。
等她进屋时，我试探性地和她聊起了这个少年组合。在短暂的羞涩掩过后，她的脸上终于出现了11岁小女孩该有的明快，语速渐渐加快，面带笑容。
我表示我只听过这个组合一首歌的副歌，并且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她立即说出歌名并马上唱了起来，“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她唱的时候很欢快。接着，她向我介绍 TFBOYS 的种种事迹，强调了组合中3位男孩的努力与勤奋。她和班上的同学们排练了《信仰之名》，准备参加学校的活动，但是没有通过预选。
正当我渐渐放松下来时，王红林像惊醒般停下问，“叔叔，你不会把这些写进报道里去吧？”
我问她，这有什么问题吗？
她旋即又切回了往常的神态。在短暂的沉默后，她说，“别人会说，你一个农村的，什么什么……”她的声音低沉下去。很快我又看到了她低垂的睫毛。
责任编辑：吕守田 SN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