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的中国智慧：何为中国智慧（图）

摘自《中国智慧》，童世骏主编、龚咏梅副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推荐理由：本书源于华东师范大学本科通识选修课程“中国智慧”，来自哲学系、中文系、古籍所、美术学院、音乐系、历史学系、经济管理学部、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的十六名学者共同讲授，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慧。本书由多位功力深厚的专家学者合作写成，以介绍、弘扬中国智慧为要旨，从“哲学与科技”“文学与艺术”“民俗与礼仪”“经世与致用”四个部分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慧。

　　什么是中国智慧呢？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一步，是理解什么是“智慧”。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前辈冯契教授有一句名言：“意见是以我观之，知识是以物观之，智慧是以道观之。”也就是说，智慧和知识、意见一样是一种认识，但既区别于主观的意见，也区别于客观的知识，而是一种体现了主客观统一、知情意统一，甚至真善美统一的实践之智识、人生之慧见。

　　智慧是那么高深的东西啊，这种东西有吗？我们有可能得到吗？我要说，主客观统一、知情意统一、真善美统一的人类智慧，既是我们要不断追求、或许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的地，但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拥有了的、每天都离不开的出发点。举个例子：只要处于不同年龄的我们都能从孔子的下面这段自述中得到启发，我们就都在不同程度已经有了智慧：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青少年读到这句话，体会最深的是要好好学习。有人会说，孔子到十五岁才下决心学习啊，我在五岁的时候就学了许多东西了呢！这当然是戏言。我们都知道，五岁的孩子即使“有志于”做什么，也很难具有理性上的自觉性、意志上的自愿性。真正有能力做自觉自愿的人生选择，只有到了孔子所说的“三十而立”的阶段。我们经常用“三十而立”来表示年轻人到了一定阶段就要成家立业，那只是日常经验，属于“意见”层次，并不在智慧层面。随着年龄渐长，我们对什么是“不惑”、什么是“知天命”、什么是“耳顺”、什么是“从心所欲，不逾矩”都会有新的认知和体会；这样的认知和体会是否智慧，对这种认知和体会的高下深浅进行评价，既不能只根据个人经验，也无法只根据客观证据，因为这些阶段上要处理的群己关系、理欲关系、人性与天道的关系等，靠的是“以道观之”，而不能仅仅是“以我观之”和“以物观之”。

　　就个人经验而言，今天的大学生中许多已经游历过不少国家；就客观知识而论，只要能考进大学的同学们就一定背得出许多数学公式，算得出许多物理题目，做得成不少化学实验。但是，就智慧而言，我们常常只能像两千多年前司马迁想到孔子时那样感慨一句，“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说到这里，我想起毛泽东在1938年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对于我们每个中国人来说，都要珍惜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给我们留下来的智慧财富，这份财富我们就叫做“中国智慧”。中国智慧，像任何古老民族的古老智慧一样，其价值都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第一，它有内在价值。现代生活方式本身就要求在恪守人类共有的基本规范的前提下，尊重各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第二，它有宏观的工具价值。要实现发展生产力和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必须在遵循全人类普遍的价值的同时，让现代技术和现代制度落脚于各民族的文化土壤。第三，它有微观的工具价值。高度现代化条件下造成的种种问题，比如环境污染、资源消耗、传统生活方式解体、人际关系疏远、个人生活意义迷茫、文化遗产内在价值消失，等等，其解决也离不开对各民族传统智慧和本土知识的开发利用。

　　我们作为中国人，对我们自己民族的智慧，对中国智慧，对它的内容有更深入的了解，对它的价值也有更真切的体会，这种体会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表达。第一，它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大家庭的独特贡献。中华文明有五千年历史，历经艰难曲折但始终绵延不绝，不仅滋养了构成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华民族的心灵，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独具特色的精神财富。第二，它是中华民族自己安身立命的独特食粮。本土形成的儒、道传统，源自域外但已扎根本土的佛教传统，以及各民族各地区的区域文化和民间传统，都曾经在不同程度上适应社会功能要求和民众生活需要。第三，它是中国人得以在当代世界昂首挺立的独特力量。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民族救亡斗争、现代化道路探索和社会革命实践，以及与之伴随的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以不同方式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和当代价值。

　　我想从哲学的角度，概括出中华民族古老智慧的五个特点，希望也能让读者们对中国智慧有比较具体的理解。这五个特点是：“尚贤的民本主义”“重情的团体主义”“务实的理想主义”“辩证的理性主义”“好学的世界主义”。

　　“尚贤的民本主义”与“重情的团体主义”这两点，是从行动主体的角度来说，是从“什么样的人在行动”的角度来说。什么样的人，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中国人在行动、在处理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呢？从纵向的人际关系来说，我们有“尚贤的民本主义”；从横向的人际关系来说，我们有“重情的团体主义”。“务实的理想主义”与“辩证的理性主义”这两点，是从主体行动的角度来说，从“主体怎么来行动”的角度来说。主体（也就是中国人）是怎么行动的呢？每个行动都是一定手段追求一定目的的过程。在设定“目的”的时候，中国人最典型的态度是“务实的理想主义”；在选择“手段”的时候，中国人最典型的方法是“辩证的理性主义”。“好学的世界主义”这一点既涉及行动的主体（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国人有什么特点？），也涉及主体的行动（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国人是怎么做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天下”情怀，觉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又特别重视学习，觉得“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里的“学习”，既涉及中外关系，与外人有关；也涉及古今关系，与古人有关。

　　对中国智慧，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概括；我的上述概括只是其中的一种。我们要看到，当我们在强调中国智慧的当代价值的时候，我们并不能照抄照搬古人的言语行动。传统的民族智慧要在当代世界发挥有助于人类进步和人民幸福的作用，必须经过我们立足当代世界的提炼和提升。中华文化传统的五个特点，每一个特点，其实都包括两个方面。比如，在“尚贤的民本主义”中，包括了“尚贤”和“尊民”两个方面；在“重情的团体主义”中，包括了“重情”和“为公”两个方面；在“务实的理想主义”中，包括了“务实”和“理想”两个方面；在“辩证的理性主义”中，包括了“辩证方法”和“理性精神”两个方面；在“好学的世界主义”中，包括了“为我之学”和“天下主义”两个方面。关键是，这每一个特点必须在当代世界进行新的理解，被充实新的意蕴，而且，每一个特点都是各自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并且结合得好的结果。如果结合得不好呢，往往会导致偏向甚至走向极端。中国智慧的核心，恰恰是告诉我们如何把那些普遍的道理放在不同的语境中恰当地理解，恰恰是告诉我们如何把看似对立的方面综合起来。中华文化的这种核心智慧，在我看来就是一种“中道”传统。革命前辈李大钊同志在论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时候，重视对“中华”之为“中”进行阐发。“中者，宅中位正之谓也”，但李大钊要求中华青年“不仅以于空间能致中华为天下之中而遂足”，而也要“于时间而谛时中之旨也”，在“古往今来，变迁何极”的世界历史当中，“于今岁之青春，画为中点”，也就是要以今天为起点，超越过去，创造未来。与此类似，我们也可以借用中国宋代哲人的话来理解“中国”之为“中”在当今世界的意义：“中者，天下之正道也”（程颐），“中者，天下之大本也”（程颢）。我们一开始讲“智慧是以道观之”；“中国智慧”因此就是以中国古人所说的“中道”观之：理性通达，不走极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程颐语）。这样既具有传统根基，又具有现代价值的中国智慧，是表现在方方面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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