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台球新闻：中国台球这十年：顶级赛事撬开市场 小球推动大经济大

原标题：中国台球这十年：顶级赛事撬开市场 小球推动大经济大文化

中国台球领军人物丁俊晖。

中新网江西玉山11月3日电 题：中国台球这十年：顶级赛事撬开市场 小球推动大经济大文化

中新网记者 王祖敏

“00后”小将颜丙涛成为第四位获斯诺克排名赛冠军的中国选手。

2019斯诺克世界公开赛3日落下帷幕。江西玉山，这个曾名不见经传的江南小镇，也因连续5年承办中式台球世锦赛和斯诺克世界公开赛而声名鹊起。

“大赛到小城，小球办大事”正是中国台球运动发展和台球文化兴盛的缩影。

从2009年中国首次引进美式台球国际比赛(世界9球中国公开赛和世界9球锦标赛)，并独创中国台球协会的培训体系，迄今整整十年。这十年，也正是台球运动在中国复苏后的黄金十年。

丁俊晖(中)获得2017斯诺克世界公开赛冠军，这也是他迄今最后一个排名赛冠军。

从“一枝独秀”到“满园春色” 中国职业球员量质双升

上个世纪80年代，由国外引进的台球项目成为中国百姓最喜闻乐见的休闲娱乐方式，并在1990年跻身北京亚运会后成为风靡全国的运动。但至上个世纪末，由于保龄球、电子游戏等兴起，台球遭遇寒流，开始断崖式下跌。2005年，18岁的丁俊晖获得中国人在职业斯诺克领域的第一个排名赛冠军，成为中国台球运动复苏的转折点。

随后几年，台球在中国虽然关注度上升，但参与度依然不高，高水平选手除了丁俊晖外更是凤毛麟角。2008-2009赛季，进入世界职业斯诺克领域的中国选手只有包括丁俊晖和中国香港名将傅家俊在内的7人。

但在近10年间，随着中国台球运动的飞速发展，高水平选手出现井喷式增长。到2018-2019赛季，征战世界职业斯诺克赛事的中国选手已近30人，成为除斯诺克发源地英国外，职业选手最多的国家。一年之后的现在，这一数字扩大到近40人。

在“台球之乡”唐镇，台球已成为小学生的必修课。

在赛事成绩和世界排名上，中国球员也节节攀升。作为中国台球的领军人物，丁俊晖在这个10年豪取10个排名赛冠军，并在2014年成为首个占据世界排名榜首的亚洲球员。2017年玉山公开赛，他获得第13个排名赛冠军，成为斯诺克舞台上的“80后”之王。

今年7月，中国小将颜丙涛荣膺里加大师赛桂冠，填补了世界斯诺克“00后”冠军的空白，成为继丁俊晖、傅家俊、梁文博后，第四位拿到排名赛冠军的中国选手。

丁俊晖与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塞尔比出席2018斯诺克世界公开赛红毯仪式。　王祖敏 摄

从“江湖气”到“规范化” 发展与创新提升中国台球“话语权”

由于中国台球运动兴起于民间，这项西方的绅士运动早期在中国被赋予了浓厚的“江湖色彩”，打法五花八门，选手不同程度地带有一些小毛病、坏习惯，观众也缺乏最基本的观赛常识。

台球圈至今流传着一个令人汗颜的故事：在2005年的中国公开赛上，“老爷子”戴维斯不适应现场观众的山呼海啸，出场时径直撞到门上，导致他在那场赛事中以0-3落后时退赛。

中国台球协会大大王涛称，那时，台球教练都被称为师傅、大哥，“中国台球在国外选手看来基本都属于‘野路子’。”

因此，“规范化”成为中国台球协会近10年来的第一个大动作。2009年，中国台协独创了中国台球培训体系。“从最高级别的国家级裁判开始做，然后两头推进，在各地建立中国台球协会的培训基地，并由此向社会辐射，培养教练员。”王涛介绍。

美式台球的两项国际A级比赛也在2009年引入中国，CBSA(中国台球协会)美式台球全国排名赛同年拉开帷幕。台球在2010年退出亚运会后，国家队也失去编制，中国台协重组国家集训队，并进行分级梯队建设。

1990年，台球项目进入北京亚运会，带动台球成为上个世纪90年代风靡全国的运动。图为即将出征亚运会的现中国台球协会大大王涛(中)与丁俊晖(左)、梁文博。

培训体系、赛事运作、国家队建设三管齐下，中国台球运动渐渐驶入专业化、规范化轨道，而“发展”和“创新”则为中国台球在国际上赢得“话语权”。

王涛至今还记得，刚引进斯诺克赛事时，中国方面签订的都是“不平等条约”，个别外国选手甚至对中国和中国球员缺乏尊重。但随着中国台球人才的不断涌现、竞技水平持续提升，尤其是创新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运用，中国在国际台联跃居重要地位。

此前，国际台球比赛都沿用英国 “鹰眼”，如今中国“鹰眼”已覆盖全球所有大赛，“裁判员母球回位功能”更是中国首创。自2010年4月斯诺克世界锦标赛至今，中国制造的星牌台球桌成为世界斯诺克台球联合会所有高端赛事的指定球台。

世界职业斯诺克协会大大杰森·弗格森和世界斯诺克有限公司董事会大大巴里·赫恩都曾在不同场合表示，台球这项起源于西方的古老运动，重心正在向东方移动，甚至预言中国将是未来斯诺克运动的统治者。

到中国参赛的“火箭”奥沙利文愉快地向观众“比心”。

　从顶级赛事到全民健身 台球运动再次升温

任何一项运动的推广与普及，顶级赛事和明星效应不可或缺。

10年前在中国举办的斯诺克顶级赛事只有中国公开赛和上海大师赛，近10年增加了无锡精英赛、大庆国锦赛、广州中锦赛、玉山公开赛等，奥沙利文、塞尔比、希金斯、特鲁姆普等台球迷们耳熟能详的球星，成为到访中国的常客。

王涛介绍称，在赛事推广上，中国台协采取的是“从顶层向下辐射，从基层往上推动”的模式。“我们将每个项目切割开，找准不同特色推广。比如顶级赛事就按‘精英文化’的方向去培养，先从基础好的大城市开始，再向中小城市，甚至乡镇转移，带动台球运动在基层落地并生根。”

2015年，首届中式台球世锦赛落户江西省玉山县，次年，玉山成为斯诺克世界公开赛举办地。5年来，两大世界顶级赛事的举办带动台球成为当地的第一运动；上海浦东唐镇在举办世界9球中国公开赛10年来，台球已成为当初不懂球的村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目前，中国台球人口保守估计超过5000万，遍布各地的台球俱乐部更是数不胜数。据悉，仅在北京、上海注册的台球俱乐部分别超过2000家。

王涛称，作为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式台球，则是面向全民健身。为吸引更多人参与，中国台协正在酝酿创新中式台球比赛规则，让参与门槛更低、比赛更有趣、更具观赏性。“我们还想借助台球进校园活动，在大学开展‘抬头行动’，鼓励更多年轻人放下手机，投入到台球或其它运动之中。”

新落成的玉山体育中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专为台球赛事设计、并兼顾其它运动的综合性体育场馆。

从台球产业到特色城镇 小球推动大经济、大文化

以某项运动而闻名的城镇在中国并不多见，但台球却正在助全国各地打造出一批不同特色的城镇。其中“中国台球之都”玉山和“台球之乡”唐镇已在国内、甚至国际台球界广为人知。

2015年，玉山县政府与星牌签约打造“国际台球文化产业项目”。该项目由“国际台球文化城”“星牌台球产业园”和“中国台球电子商务产业园”三大部分组成。其中，“国际台球文化城”中专为台球赛事设计，并兼顾其它运动的“玉山体育中心”、集中展示台球运动发展历史的“台球博物馆”、致敬突出贡献者的“台球名人堂”均是世界首创。

中国台球协会副大大、星牌集团副董事长甘连童称，随后几年，其他设施将相继投入使用。随着项目不断成熟、完善，玉山国际台球文化产业将“集台球赛事、台球产业、台球文化于一体，在玉山形成文化带动产业，产业推动经济，经济反哺文化的良性循环。”。

如今的上海唐镇已是著名的“台球之乡”，“村村有球台、月月有比赛、天天有活动，年年有精彩”，街道充满台球元素，家家都有台球爱好者，整个镇子都成为“台球文化”的一部分。

海南三亚以台球运动带动体育旅游。2018年女子9球世锦赛期间，三亚市文体局局长陈震旻就对中新网记者表示，承办这一国际A级台球赛事，正是三亚发展体育旅游的一种尝试；浙江海宁则将台球作为发展体育产业的龙头。今年四月，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批准CBSA海宁斯诺克国际公开赛成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

从打造斯诺克赛事品牌到美式台球的特色文化，从中式台球的普及到全民健身的推广，从体育产业的兴盛到特色城镇的建设，中国台球在“黄金十年”里真正实现了“小球办大事”。

在前10年为中国台球运动发展提前设计、精心布局的中国台协，又将目光瞄准了下一个10年。“未来我们会将全国所有俱乐部打通，让他们团结起来，在基层做些有益的事，从而带动整个行业进一步发展。”王涛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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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陕西反腐风暴，秦岭风雨欲来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中央震怒，官场震动

秦岭北麓600多栋违建别墅被拆 图/中新社发 朱慧卿 摄

11月1日，钱引安倒了！

虽然他贵为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可他主政长安时，不过县长（区长）、区委书记而已。从三三两两到满山开花，秦岭“长”别墅，绝非一人一日之功。

秦岭保卫战，西安成立书记市长双组长制的专项整治领导小组。战役正酣，市长上官吉庆的信息，却突遭官网撤下。如今传来消息，他受到处分。

两人曾是宝鸡的搭档，这个容易理解。不过，受处分的还有西安市政协原大大程群力。

秦岭风暴，山雨欲来。

疯狂

八百里秦川，离不开秦岭滋养。

秦岭是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和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秦岭还被尊为华夏龙脉，地位不言而喻。

长安，坐拥秦岭西安境内最优质资源。身为父母官，钱引安深谙靠山吃山之道。

在撤县设区不久，他治下的长安区“斥资千万买策划”确定新长安战略，其中就包括秦岭北麓经济板块。

2003年初，钱引安由区长晋升区委书记后，秦岭北麓经济板块，乃至新长安战略，自然也就成了“一把手”新政。

借助这股风，长安多个以“旅游”立项的项目，摇身一变成了地产项目，最终用于建别墅。有手续的，没手续的，恣意生长。

不止一家媒体证实，秦岭北麓的违建别墅始于2003年。

极为讽刺，陕西省政府当年下发过通知：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秦岭北麓区域内从事房地产开发。

也就是说，2003年之前，已有开发商跃跃欲试。

钱引安那时毫不避讳，他解释为“放水养鱼”。他甚至向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推销说：“尽快在长安买房吧，不然过几年房价又涨了。现在已经不便宜了。”

盯上秦岭“好山好水”的，远不止长安一家。

钱引安后来主政的宝鸡，以及渭南、汉中、安康、商洛等地，均不同程度涉及。如，违法采矿、采伐毁林。

只不过，长安的秦岭北麓违建别墅，更近乎疯狂。在被媒体披露后，仍屹立不倒，甚至绵延成景、满山开花。

疯狂还在于，一些别墅项目将售楼广告竖立在进山的必经之路上。

秦岭“长”别墅，早已超出钱引安掌控的范围。

震怒

秦岭，不属于某个人；秦岭，属于每个人。

当“陕西绿肺”被批评沦为权贵的专属区，也就难挡舆情汹汹。尽管先后有数百官员因此受处，依旧有人叫不醒。

7月30日，中央派驻由中纪委副书记徐令义担任组长的专项整治工作组奔赴西安，问题只有一个：秦岭北麓违规建别墅。

秦岭北麓违规建别墅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动员部署大会还透露，大会召开之前，徐令义带领的工作组已经为此调查了一周。

上一次中央层面针对类似问题派出督查组，是祁连山生态破坏问题。

这次整治的背后，是“近年来，平先后6次对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规建别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问题和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作出重要批示指示”。陕西日报的报道显示，赵乐际也作了批示。

“整而未治、禁而不绝”，一件事，6次批示指示，加之中纪委副书记挂帅，足见问题严重和中央震怒。

徐令义直陈，“有的领导与老板结成政商关系圈；有的民企老板，上下打点，金钱开路，疏通关系；有的干部拿钱办事，违规审批，公权私用，贪污受贿。”

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说，“无论是谁，无论职务多高、权力多大，无论是公职人员还是非公职人员，无论是在岗还是调离、转岗、退休，只要存在违法违纪问题，都必须严肃查处、严肃问责，绝不迁就，绝不姑息。”

中央出手，并非无迹可循。

早前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曾组织赴陕西开展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调研。

一个月后，自然资源部部长陆昊6月间赴西安、延安、渭南调研，主题也是秦岭生态保护修复、黄土高原植树造林、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整治、土地整治。

两次调研，官方报道均提到了同一句话——贯彻落实平总书记关于秦岭保护的重要指示（或批示）精神。

那次大会之后，陕西也随之展开雷霆行动，打响秦岭保卫战。

风暴

中央震怒，官场震动。秦岭脚下的主政者们，或许感受最深。

8月初，履新不过6个月的长安区委书记王强被替换。王强担任过两年多的长安区区长。这里也是违规别墅问题的主战场。

截至10月24日，长安区全区共拆除违建724宗、79万平方米，累计拆除违建别墅292栋370套，共计18.2万平方米。

紧接着，曾掌管长安土地（西安市国土资源局长安分局）审批的卫旭峰被查，他正是钱引安的老部下。

十几天前，西安市鱼化寨街道办工委书记史凡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钱引安落马的11月1日，西安市委召开扩大会议，再议秦岭北麓违规建别墅问题，但上官吉庆不在现场。除市长身份外，上官吉庆还兼任西安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

次日，上官吉庆的信息，突然从当地官网撤下。这一不寻常举动，引发各方关注。

民建西安市委官网透露，上官吉庆已被处分。

上官吉庆担任宝鸡市委书记时，钱引安为宝鸡市长。老搭档，曾经共过事，这个容易理解。虽然钱引安后来居上，如今也算殊途同归了。

可与上官吉庆同时受处的，还有退休两年多的西安市政协原大大程群力。程群力担任过长安县委书记，西安市民政局长，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西安市委副书记等职。

秦岭北麓的违建别墅，表面看是违建，实际上是腐败。一些别墅无人认领，已经说明问题。

《中国纪检察杂志》曾披露：“某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W从商人L某那里要来了一套别墅，打算给母亲住，母亲对他讲‘那是别人的房子，不能住’；可他没有听老母亲的话，还是收了这套房子，所以他落马了。”

那个不听母亲劝阻、一意孤行的神秘副部W，后来被证实为西安市委原书记魏民洲。2014年被曝光的秦岭违建别墅，是他落马的一个导火索。

无论是魏民洲、钱引安，还是上官吉庆、程群力……，他们无一例外都绕不开秦岭。

秦岭，山雨欲来。

封面图片来源：中新社

文：《中国新闻周刊》新媒体主笔 城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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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刘源 谷俊山：军中反腐旗手现身 曾被赞“终于有人敢动谷俊山”

原标题：军中反腐旗手现身小延安，曾被赞“终于有人敢动谷俊山了”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前两天，革命圣地“小延安”又迎来了一位老前辈。

11月3日至4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来到驻马店，这次和他同行的是“追寻伟人足迹 继承红色传统”学习访问团。两天时间里，他们瞻仰竹沟革命纪念馆，看望革命老战士，向中央中原局五位委员群雕塑像、竹沟革命纪念碑和革命烈士公墓敬献花篮。

刘源（前排左）看望革命老战士。

刘源一行还出席了中原局在竹沟设立的80周年座谈会，会上深切缅怀了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共同追忆那段光辉的革命历史，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

据悉，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与刘源的父亲刘少奇颇有渊源。抗战时期，确山竹沟是中央中原局、河南省委所在地，刘少奇、李先念、彭雪枫、张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里工作和战斗过。

因此，竹沟也被誉为革命的“小延安”，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刘源（前排）参观当地博物馆。

今年是刘少奇诞辰120周年。8月，刘源撰写的《梦回万里 卫黄保华——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一书出版。此次竹沟之行，刘源大概也是想用更多的方式来缅怀父亲。

新书出版后，《环球人物》记者曾专访过刘源。回忆自己的一生，他深感，不论是做副省长给人民当“孙子”，还是在军中做“反腐旗手”，他的作风一直深受父亲的影响。他倾尽全力，努力要做的就是不辜负父辈的教导。

刘源专访中谈军中反腐↓↓

说起与父亲的最后一面，刘源曾经也向媒体提及过。那是1967年的9月，刘少奇已被严格看管起来，16岁的刘源被安置在离父亲很近的一间屋子里，帮忙碗、洗洗袜子，但不能靠近他本人。

一天，刘少奇吃完饭，突然走到餐厅外的小池子边，问正在洗毛巾的刘源：“你妈妈在哪儿？”因为当时不允许两人交谈，刘源特别紧张，小声说：“妈妈就在你后边的房间。”“他们不许我跟你说话。”刘少奇还想再问，但没有问，站了两分钟，转身走了。再谈起此事，刘源说：“就因为这一句话，我也被赶回学校。我终生后悔的是，早知道这是与父亲的生离死别，我怎么不多说些，怕什么？”

长大后，无论是从政，还是从军，无论做一些重要的决定，还是在一些重要的时刻，刘源总是想起父亲——父亲的叮嘱、父亲的原则、父亲的信条。

2018年9月2日，刘源在北京家中接受《环球人物》记者专访。（本刊记者 侯新颖/摄）

七里营公社的“第十七把手” 

河南省确山县西竹沟镇一间普通房子的门口，有一棵枝干遒劲的石榴树，这是79年前时任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亲手种下的。1939年，刘少奇来到竹沟主持中原局工作，在石榴树边简陋的房子里，撰写了影响几代共产员的著作《论共产员的修养》。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先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副大大、国家大大，多次到河南考察，郑州纺织机械厂、郑州太康路、郑棉四厂、洛阳矿山机械厂、洛阳敬事街小学……都曾留下他的身影。1958年11月2日到10日，刘少奇出席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开始纠正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的错误，明确提出必须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基本解决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思想，最终形成《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篇纪要由刘少奇亲自修改。

刘少奇生命中最后一段日子也是在河南度过的。1969年11月12日，他在开封含冤逝世。

父亲去世13年后，1982年，刘源从北京师范学院（现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毕业。《史纵览》杂志中的《刘少奇之子刘源：在特殊环境下成长》一文写道，大学毕业时刘源有很多选择：学校表示可以让他留在北京，教授们愿意收他为研究生，出国留学不成问题，给领导同志当秘书也是触手可及的事。可这些刘源都婉言谢绝了，他主动要求到父亲曾经战斗、蒙难过的河南农村工作。

于是，31岁的刘源来到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在这个公社的17个正副书记、主任中排名最末，成了公社的“第十七把手”，负责社队企业和一个管理区的工作。曾在新乡县委担任领导职务的炎光亮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说，1982年第一次见到刘源时，并不知道他的身份来历，只觉得这个北京来的年轻人衣着朴素、言语诚恳。旁边有人悄悄告诉他，这就是刘少奇的儿子，炎光亮在心里暗暗赞了一声“好！”“完全没有高干子弟的做派，一看就不一样。”

那时候正赶上农村搞大包干，作为公社干部的刘源，帮着家家户户分地。他这才真切地体会到，分地也是一个“斗争”的过程。

“因为每个村都有好地、中地和坏地，有的浇水容易，有的浇水困难。谁都不愿意要坏地，也不愿要离家远的那块地。为此，亲弟兄打架，村和村打架。”刘源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有时候他们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说我偏向。”

怎么办？只能坚持原则，强硬分地。“就这么划分！我签字，就这么办！”当过7年知青的刘源，有务农经验，又没有私利，地分完了，村民们仔细想想，都说他分得公道。

1983年4月，新乡县人大常委会经过讨论，全票选举刘源担任副县长，主抓全县的多种经营和乡镇（社队）企业工作。炎光亮作为刘源的领导和同事，与他的相处日渐亲密。“他讲一口北京话，我说河南土话，但不妨碍我们常在一起聊天。”炎光亮觉得这个年轻人有远见，有胸怀：“他对政治、经济的看法，放到现在也不过时。”

刘源把精力全都用在了工作上，接手任何一件事，都想做到最好，每天早出晚归地忙碌，很少休息。炎光亮记得：“有一次我见他的衣服脏了，让他脱下来，我家人帮着洗干净了给他送去。但只此一回，从那以后不管再忙，他发现衣服脏了就自己及时洗干净，再没有给我看到他穿脏衣服的机会。刘源最让我欣赏的，是他的为人。我们一起去开会，见到老同志，他都跑到前面去帮着掀帘子、开门，后来他离开新乡县，一路做到副市长、副省长，以前新乡县的老干部去找他，他都热情接待，让到上座，还要敬酒。”

“人民信任你，你就不能辜负人民” 

1984年，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刘源被新乡县人代会全票选举为县长。不到一年，他又调任郑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建、计划、工交等领域。有人说他是“坐飞机”上来的，但在新乡县、郑州市，从领导到炊事员都知道，他是靠“扛大个、卖苦力”上来的。当时，市里正在争取天然气工程立项，工作难度很大。刚上任，刘源就接下了这个棘手的差事，一趟趟进京跑项目，用他自己的话说，像个“上访户”。奔波了一年多，天然气管道铺进了郑州城，市民从此不再用蜂窝煤烧饭了。

城区改造也是一大苦差。上世纪50年代初，省、市政府都曾计划打通人民路、太康路至二七广场路段，但因地处闹市撤迁困难，一直没有落实。一位老干部回忆，刘源上任后，“去了拍拍人家肩膀，诚恳地说，咱们市政不改造怎么行呢，你不搬就没办法改造啊！对方一看是他，就说，算了算了，冲着你能来做我的工作，咱也不说什么了，走。”几年里，刘源跑遍了郑州的区县、工厂，建起不少工厂车间、广场公园、道路桥梁、高楼大厦。

1988年1月，37岁的刘源在不是候选人的情况下，经人民代表直接提名，当选为副省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例。据《中华儿女》杂志报道，100多名代表在推荐理由中说：“我们推荐刘源为候选人，并不是因为他是刘少奇同志的儿子，而是因为他谦虚谨慎，工作敢想敢干而又任劳任怨，有突出的政绩。”河南人民会堂里掌声四起，从代表席到大大台有6级台阶，刘源一步3个跨了上去，深深鞠躬、再鞠躬，抬起头时早已泪眼蒙眬。

刘少奇曾多次对孩子们说：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不容易的，人民信任你，你就不能辜负人民。1988年2月2日的人民日报记录了刘源当选副省长后的感言：“代表们所代表的河南七千多万人民对我寄予了厚望。当然了，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抱的同情和尊重。我想，作为我，应该利用这种好的条件，多为河南人民做点实事。”

当选后，刘源分管工业、交通和安全工作，还没坐进办公室，就连夜赶赴三门峡市，去处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位河南省委退休老干部说：“负责安全工作，就别想在办公室坐着。刘源在任的几年里，哪里遭了灾、有事故，他就马不停蹄地赶过去，探望伤员，安置灾民。”

河南是个农业大省，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为了让河南的工业交通有较快发展，刘源夜以继日，玩命工作。他还像以前那样到北京跑项目、跑资金，他自己调侃说：“有时碰到那些关键人物，我也像个孙子似的，不过好在咱们一来年轻，二来又不是给自己办事，当当孙子也不觉得丢人！”

刘源的努力让河南人民尝到了甜头：多座大型电厂和全国最大的50万伏直流超高压变电站建成，使全省电力装机容量翻了近一番；引进外资电话设备，全省程控电话增加了五六倍；中原化肥厂的投产，为农民解决了急需的尿素供应问题；建成全国最大的周口味精厂、安阳玻壳厂以及黄河上的5座公路桥……许多曾与刘源共事的同志回忆说，他走后，大家才感慨，河南真是需要他这样利索实干、上下沟通、有拼命精神的组织者；如今河南很多重大经济项目和城市建设规划，都受益于刘源当年打下的基础。

1992年，刘源调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第二政委。离开河南那天，他不想声张，只去了新乡县七里营镇刘庄村告别，准备就这样去火车站。但是人们得到了消息，纷纷跑到郑州火车站等着为他送行。朴实的河南人民对刘源的评价只有一个字：“好！”

再忆当年，刘源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在河南10多年，大学毕业当干部，当人大代表，是老百姓选的，当县长、副市长、副省长，是河南代表推选的。应该说，河南老百姓对我非常好。”

军中反腐“宁死也不会放手” 

《刘少奇之子刘源：在特殊环境下成长》一文中有这样一个故事：1956年以前，中南海甲楼一层的秘书办公室里，有一台发报机改装的收音机，体积很大，也很粗糙。但在当时，这是稀罕物。刘少奇的几个孩子常到这个办公室听广播节目。为了满足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欲，一位秘书与改装这台收音机的总参谋部联系，希望能用这台大收音机换两台小的。总参那边爽快地答应了，还送来3台组装的简易“小收音机”。秘书留下一台，送给卫士一台，剩下的那台就放到了孩子们的房间里。

一天，刘少奇在孩子们房间里发现了这台收音机，觉得奇怪，便问是从哪里来的。孩子们如实告诉了父亲。刘少奇紧接着就把那位秘书叫了去，问明情况后，面色严肃地说：“你们怎么能随便向人家要东西呢！以后再不准随便接受别人的任何礼物，不准占公家的便宜，不准打我的旗号办不应该办事！要来的这些东西，通通退回。”

刘少奇在《论共产员的修养》中曾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共产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2014年，刘源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说：“加强性修养，是我们依靠自身力量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重要法宝。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这个‘传家宝’接力传承下去，不断发扬光大……对道德败坏、蜕化变质的坚决清除出。”这是他隔着几十年的历史时空，对父辈言传身教的真实回应，也是由谷俊山贪腐案引发的深思。

调入军队后，刘源历任武警总部副政委、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军事科学院政委等职，2011年，调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重回总后不久，他发现时任总后副部长谷俊山的问题很严重。今天人们都知道，谷俊山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受贿，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各类财产名目繁多。当时，总后的人也觉得他有问题、有后台。刘源和总后委一班同志，以委的名义向中央举报了谷俊山的贪腐问题。

2016年3月13日，刘源参加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刘源回忆了时任军委大大小孩、军委副大大平对谷俊山问题的态度：“胡大大的态度非常坚决。我本来的意思是希望把他调走，但胡大大发了火，说你不要，谁能要？！就应该想办法处理他！平副大大态度也非常坚决。他当选中央军委大大第二天，在军委第一次扩大会上就点了谷俊山的名，当时郭伯雄、徐才厚都在场。”

对当时军队的一些不良风气，刘源说：“那时候，有些将军跟商场老板的做派差不多，凡事都要讲讲排场。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有一个阶段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想，军队腐败是封建皇帝都不允许的，我们共产领导的人民军队怎么能允许这种事情？！”

据《凤凰周刊》报道，2011年12月，在总后一次军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刘源在讲话中明确表态：在总后系统，腐败“非常严重”“随处可见”“触手可及”，“已经涉及共产和解放军的生死存亡，我宁死也不会放手”。刘源与谷俊山同坐在大大台上。在场的军官感到大快人心，预感到终于有人敢动谷俊山了。

2012年初，谷俊山被免职。此后，徐才厚和郭伯雄相继被查处，全军反腐推向高潮。

许多人认为，清除谷俊山等瘤是刘源军旅生涯中最耀眼的时刻，但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刘源对人民网记者说：“我个人即使起了点小作用，也是在履行职责，尽点本分。”这一次，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件事我处理不了。我们都是委班子成员，我怎么能处理他？只能由中央来处理。我只不过是做了我应该做的，该反映就反映，该说的说，该提供的提供。”

“回顾毛泽东、刘少奇一辈伟人，遇到同样的事，他们怎么办？众所周知，新中国之初的刘青山、张子善，革命有战功，建国有政绩，犯案不折罪，抵命以谢民！对比起来，谷俊山、郭伯雄、徐才厚、张阳等人又算什么？没打过仗，更无战功；深受和人民的重托，不思舍命回报，不耻贪腐乱军，对此类军中败类，就连封建帝王，都必开铡问斩！可想老一辈的人民领袖、统军元勋会何等震怒。”刘源说。

2015年12月，刘源离开总后政委岗位，调往全国人大。在告别词《心中永存——向总后勤部告别》中，他谈到军中反腐，以打仗相比：“打仗攻守，总得有人举旗，但旗手绝不是最前面冲锋陷阵的。”“旗手往往吸引敌方火力，正好我的条件又适合：拖不垮、打不烂、拉不动、浑不懔！旗帜绝不可少，而谁当旗手却并不重要，一个倒下定会有人接上，军旗永不倒！”

　　2016年5月10日，刘源向“故乡”新乡县七里营镇刘庄村捐赠了自己的上将军服。图为当地老百姓欢迎刘源。

从反腐战场来到全国人大，刘源转向了财经工作。有经济学家分析，这是让他替国家看紧中央财政的“钱袋子”。对于在人大的工作内容，刘源很少提及，只说“很荣幸也很高兴，因为父亲就是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如今，与父亲分离已经有51年了，年岁越长，刘源对父亲的理解越深入。渐渐的，他有了向世人展示父亲生平与功绩的使命感，于是写就了这本《漫忆父亲刘少奇》。在书的序言中，他写道：“身为国之干城一将军、人民养育一小兵，军人的责任和儿子的义务，都决定我必须写这本书。”当然，在使命、责任与义务之外，这其中还寄托着他对父亲深深的思念。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王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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