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的领导一句话： 职场最伤人的一句话, 一旦从领

在中国的职场，我们很少会看到管理者们对员工进行处罚，或者说是开除，中国人办事自有一套规则。如果领导想开除或者处罚一个员工怎么办？暗的是穿小鞋，通过背地里穿小鞋干你。明着是按规定干你，永远都不给你一个埋怨我的机会。不是我要处罚你，是你违反了规定，和我没关系，公事公办。

穿小鞋，最常见的就是陷阱任务。什么是陷阱任务，领导让你干一个你完不成的事。给你个事让你干，你干不了，我合理开除你，这很正常。我给你加任务，你完成不了，我开除你。你什么时候家里有事，我什么时候让你加班。我让你自己走，我逼你走。

新来的大学生来到单位，看不起那些老干部。看领导是怎么做的，你不是搞研究吗？我就让你去抄材料，把单位的材料给我抄个10遍8遍，抄完之后领导就说，你这个做的不行，然后收拾你。如果你不想抛头露面，就让你上大街去宣传。这通过不断穿小鞋就把下面人给收拾了。

单位刚来几个大学生不服管，整天想着要干大事，在单位里面无所事事，正好单位有项工作要下乡做调查，就把他们派过去了，派过去之后就让他们写材料，那个材料多的要死，报上来之后不合格，继续干，再弄一遍，累得要死。回来报销公交车费用，不派车让你坐公交车，让你公交车坐到乡下自己弄个桌子，在那搞。让你每天把时间浪费在路上，让你先出钱后报销。

通过这些招数，整整你都没脾气了，这人都回去求领导，“我能不能回去干点其他的”。你得求人啊，求人才能调回去，你不去求他，你继续在下面干着。脑子活跃点的马上找关系，马上送礼，那马上回去了，那些很牛逼得，看不透的，继续干着活。

这些手段上下级之间就是互相使用的。你作为下级当然觉得这样的工作我还能做吗？我就让你干干不了的事，我就让你干累死你的事，我就让你干你心里不舒服的事，我让别人闲着我让你干。大家赏罚不一。中国职场的处罚，他不是按照国家的规定罚你两天的工资，我罚你迟到扣你的工分，不是这样的。中国人处罚从来不用这种招数，我只是让你觉得每天不舒服，而且说不出来这就叫整人的办法。中国人不按规程走，通过任务的安排就把你收拾了，中国人向来擅长穿小鞋，处罚你显得多没水平，让你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有的员工情绪化严重，当场发话处理又不好，搞不好会弄得领导自己下不来台。怎么处理比较好，又能显得自己大公无私呢？怎么做出处罚而又不得罪人呢？那就是通过法规、规则。你触动法、触动了规则，我就按照这个K你，跟我没有关系啊，大家照章办事。

所以很多时候你去求人办事，或者你受到处罚去办事的时候，领导最可怕的一句话就是，“按规定来吧”。只要你在领导口里听到这么一句话，按规定来吧，就意味着没人管你没人帮你了，判死刑了。中国人什么事就怕放桌面上，一旦把这个事放桌面了，就公事公办了。一旦这个事公事公办了没人可以帮的了你，没有任何回旋余地。法内无恩。

按规定办这是最伤人的一句话，为什么最伤人，“你不用埋怨我，我没办法，按规定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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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4日上午，张国夫阅读同学们的微信。 澎湃新闻见习记者 朱奕奕 图

张国夫特意提前来到复旦大学，他以为自己是最早的，却发现，很多年少时熟悉的脸庞，已经出现在校门口。

而马路的另一头，一位白发老人不顾川流不息的车流，横穿邯郸路，“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要注意安全啊。” 张国夫着急地数落旧友胡兆基说道。专门从苏州赶来胡兆基憨厚地笑了，表示不想因为自己慢，耽误大家团聚的时间。

2018年5月27日，复旦大学113周年校庆，这一天8时30分左右，19位古稀之年的同窗重新聚首，他们是复旦大学1962级物理二系041班的校友。

半个世纪多前的1962年，35位来自各地的学生组成了班级。6年的大学生涯之后，他们于1968年7月毕业，班里除2人被分配至中科院上海嘉定原子核研究所，其余33人全部分配前往外地，包括西南深山、西北戈壁荒漠、东北小海岛……

“我都无法告诉我妈妈我要去哪里。”张国夫被分配到东北辽宁的荒岛上，在那里，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自主研发正在进行中。同窗好友朱祖良前往四川大山里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从事国防尖端科研工作……他们大多在岗位上坚持了30年之久，有人在驻地扎根生活，还有人在那里长眠。

“我们都是微不足道的人，不过是去了祖国需要我们的地方，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张国夫说。

35位年轻人的共同理想

1962年，张国夫从复旦附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物理二系，学习“居里夫人从事的专业”——放射化学。

据张国夫回忆，当年的高考，上海没有几个考场，复旦大学作为少数可以设考场的大学，挤满了熙熙攘攘的考生，教室不够用，连礼堂都开放出来做考场。他记得高考那天雨特别大，一名同学在登辉堂（现“相辉堂”）考试，雨从外面飘进来，窗边的试卷都被打湿了。

语文、数学、外语、政治、物理、化学六门课考试，以每门平均超90分（满分100）的优异成绩，张国夫和同学们考入复旦大学物理二系。在这里，他相识了同样抱着科技强国志愿的34位同班同学，他们的共同理想是为中国造原子弹。

“当时正值第二个‘五年计划’，教育报国、实业报国是年轻人的梦想。什么能为国家做贡献？首先，我们想到是为祖国制造原子弹。那就得考大学，大学毕业就能被分配去祖国需要的地方。我们当时，就是那样的年轻人，为了实现梦想，四海为家。”张国夫说。

张国夫记得，开学第一天，《解放日报》对他们进行了采访报道，在采访间隙，记者对他们说，他遇见了未来的物理学家们。而少年们也同样憧憬着未来，他们组成物理二系1962级041班，“刻苦踏实勤奋地学习，通宵达旦地进行实验，为将来科技强国做着准备。”

从1962年9月1日到1968年8月，他们的大学读了6年，包括2年10个月的学校生活和3年2个月的社会学习。

张国夫记得，1965年5月28日，大学三年级下学期的白天，正在上课的学生们接到了去老教学大楼大教室开会的通知。当晚的会上，宣读了“参加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学生们被要求去上海郊区的农村进行思想改造。回到宿舍，学生们迅速整理行装，前往上海县委所在地的莘庄镇报到，自此开始了为期3年2个月的社会学习。

1968年7月，毕业分配方案下来了。毕业时，这个班级除2人被分配至中科院上海嘉定原子核研究所，其余33人全部分配前往外地国家需要的地方，有西南深山、西北戈壁荒漠、东北小海岛，甚至还有红军长征走过的毛尔盖沼泽草地，共21个地方。

在各自的岗位上，他们开始了人生的另一个篇章。

在全国各地扎根

毕业后，张国夫被分配到了东北辽宁的荒岛上进行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自主研发。

“我都无法告诉我妈妈我要去哪里。”作为家里的第五个孩子，张国夫的哥哥姐姐们已分配到青岛、北京等地工作，家中只剩下寡居的母亲和幼妹。家庭再难，张国夫还是选择了服从安排。在那个荒岛上，张国夫唯一的消遣就是清晨去沙滩上捡一些贝壳海草改善伙食。

作为张国夫的同窗好友，朱祖良经过一年多军垦农场的锻炼后，前往四川大山里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从事国防尖端科研工作。朱祖良幼时家中贫困，连从无锡农村到复旦上学的路费都是姐姐垫付的。因为来自无锡，个子小，年龄又小，他被同学们笑称“小无锡”。曾经，朱祖良不断面对失去至亲的痛苦。他工作十年多后，姐姐到四川探望他，却在回程的路上，不幸遭遇车祸死亡。小女儿后来患上了血液病，不久在成都的医院里去世。

沉重的打击，没有改变朱祖良的坚持。自幼在江南水乡长大的他，在大山里，一扎就是近50年。朱祖良先后获得了多项国防科技重大成果，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兼组书记，并于复旦百年校庆时被评为杰出校友。

“041班就是由这样一群相似的人组成的。”张国夫说，当年的同学们天南海北，顾慎虑、李相怡、汤永祥、万达三、葛修丽等多位同学在新疆、青海的戈壁深处为国家寻找石油。翁永基、刘妙根、谢宝珍、苏炳龙、沈永林、胡济民和鲍信泽等同学在西南大三线和东北葫芦岛为国防建设贡献力量。

他们的工作地大多交通不便捷。像南疆油田，需坐3天4夜的火车到乌鲁木齐，再坐4天4夜的汽车到达库车。而河南的矿场只有一条简易公路从卢氏县到工作地，公交车上坡时，车就像一匹骏马跃起。每到冬天，道路结冰，尽管车轮上套着防滑链，仍多次出现半个车轮在路的外边悬空着的情况。

承担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他们大多在岗位上坚持了30年之久，还有人就在驻地上扎了根。

丁传贤毕业后被分配在粤北山区，至今，家中10口人都在粤北山里，他也从未坐过地铁。刘妙根和谢宝珍在川北小城江油市，谢宝珍在2009年病逝长眠在她结婚、生子、工作的地方，刘妙根身患重病，与女儿、儿子一起依然在四川生活。

“习惯了清静的小山城，看到繁华的大都市反而害怕了。”在四川涪陵工作了43年的苏炳龙说道。

生活的变与不变

工作之外，还有生活。

1968年毕业后，不少学生要在军队农场锻炼。张国夫说，当时，男生女生在学校里是不谈恋爱的，连话都极少讲。然而，在安徽丹阳湖军队农场，张国夫遇见了他的人生伴侣，同样是来自于复旦大学化学系的李翠英。尽管在同一个农场，张国夫如果步行去见李翠英还是要走两个小时。

张国夫即将奔赴东北辽宁的葫芦岛，李翠英则被分配到了武汉的研究所。尽管两地分居，这两个有着同样理想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他们没有盛大的婚礼，只是请出婚假回了一趟上海和家人吃了顿饭。

婚后，两人仍然时常分居两地，张国夫工作经常出差，一去就是半年之久。李翠英则钻研于集成电路研究，并担起了照顾家庭的重任。“在大学里我们身为校友却不曾相识，后来能结为夫妻，牵手至今，都是缘分。”张国夫笑着回忆。

物理二系041班中有28个男同学和7个女同学，毕业后，他们服从分配奔赴各地。没有花前月下的谈情说爱，但相同志向让其中的3位男同学和3位女同学走到了一起，他们分别在四川深山绵阳、青海高原冷湖、河南西部大山卢氏。

李相怡和翁永基就是其中的一对。李相怡在新疆库车工作，翁永基在四川北部工作，他们1年里仅能见1次面，好不容易请出了婚假，两人便约在西安的火车站碰头，一同回上海结婚跟亲戚吃个喜酒。谁料火车晚点，直至婚宴开始，新娘和新郎还在西安火车站，宾客们只好在上海自己吃了起来。“虽然现在想来有趣，但当时真的是令人心酸。”张国夫说。

“一个小班内部成功了4对夫妻，占全班人数的23%，4个女同学嫁给同班男同学，占7个女同学的60%，估计在复旦大学百年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张国夫说，“回忆起这些往事，老同学们讨论着，或许，正是一个时代共同的经历和共同信念，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50年来，他们见证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变，他们个人也都选择了直面困难，坚守理想。在物理二系35名毕业生中，有中科院院士1人，博士生导师3人，硕士生导师3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6人，高级工程师8人，工程师2人，大型厂矿领导5人，国家公务员1人，军人2人，从商1人，国外1人，以及为国家原子弹事业做出贡献早逝的谢宝珍及为核潜艇事业做出贡献早逝的鲍信泽。

尽管成就显著，但他们很淡然。

如今，在上海市普陀区一个普通老公房小区里，张国夫牵着他领养的流浪狗，穿着条纹衬衫，讲话时，经常不经意地卷着衬衫边，门卫跟他热络地打着招呼。楼上楼下的邻居没有人知道他毕业于复旦大学，没有人知道他曾参与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自主研发。张国夫特别平和，“我们都是微不足道的人，不过是在那个时代里去了祖国需要我们的地方，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

来源：澎湃新闻（ID：thepapernews记者 臧鸣 见习记者 朱奕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