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的老先生|中国第一代钢琴家巫漪丽:一曲《梁祝》一世情
原标题:老先生|中国第一代钢琴家巫漪丽:一曲《梁祝》一世情
4月20日晚7点,新加坡维多利亚音乐厅陆续有宾客进场,一场名为“春华秋实”的音乐会即将演出。
音乐会的主角是新加坡歌唱家陈毓申和中国歌唱家孙家馨,她们的学生将用歌声向两位老师致敬。
这天,来到音乐会现场的还有88岁的巫漪丽,她虽没有演出节目,还是扑了粉、画了眉,大家都夸她漂亮了。中场休息时,三位老人聚到一起享用了茶点,和晚辈们聊天合影,气氛祥和融洽。
音乐会进行到下半场,巫漪丽突感不适后晕倒,随即被送至医院抢救。遗憾的是,这位一年前刚刚在国内走红的中国第一代钢琴家,最终离开了人世。
出身名门望族
在最后时刻,巫漪丽的身边没有亲人,陪伴她的只有音乐和朋友。
2018年8月,她曾回到祖国,在哥哥巫协宁、妹妹巫漪云的陪伴下,去了外公李云书在宁波的故居。
李云书是近代中国的工商实业家,1906年任上海商务总会第三任总理,后加入同盟会,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他们的母亲李慧英是李云书最小的女儿。
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李慧英在老家不仅上不了学,甚至还被要求缠足,脚也落下了残疾。
等长大后她跟着家里亲戚来到上海,哥哥姐姐陆续都上了学。她也曾去圣玛丽女中(注:今上海市三女中)学过半年,但跟不上进度。等到兄长们都出去闯荡,她只能待字闺中,心中很是不服。
她后来嫁给了美国华侨之子巫振英。他祖籍广东河源,14岁回到南京上学,后进入清华学堂,又考取庚款留学生名额留学美国,1922年回国后和亲友共同创办了建筑事务所。
在出嫁时,李云书仅给了小女儿一份3000元的嫁妆,夫妻两人就拿着这笔钱在上海北京西路一带租房过日子。
夫妻俩育有三个孩子。1927年,长子巫协宁出生。1931年和1933年,姊妹俩巫漪丽和巫漪云相继出生。
李慧英曾对孩子们说,虽然李家是个大家族,但她这一房并不富裕。巫漪丽回忆,“我父亲在外头工作,生活比较清苦。当时家里有点封建气氛,都是要讲怎么样给嫁妆,我母亲就说,一肚子学问作嫁妆。”
李惠英对学识很重视,她叮咛在上学的孩子们,“以后你们的发展要靠你们自己。”
在李慧英的教育下,巫家三个孩子日后各有本领。巫协宁是中国著名消化病学专家,巫漪云是复旦大学英文系教授,而巫漪丽则与钢琴结缘。
“那时候我才6岁半,一次到姑姑家,我看到表姐在弹钢琴,那就是一段简单的乐曲吧,就把我给迷住了。”2008年巫漪丽对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邹璐说。
年幼的巫漪丽还被大人带着去看了美国电影《子夜琴声》,其中一个弹奏肖邦《即兴幻想曲》的片段令她叹为观止。巫漪丽说,电影中白发老翁反复弹奏的曲子,自己连做梦都在想。巫漪云记得,看完电影后姐姐好像还沉浸在电影音乐中。
当时巫家人住在西摩路(注:今上海陕西北路)640弄17号,15号的邻居家有钢琴,巫漪丽有时也会去那看着十多岁的邻家孩子弹琴。邻家孩子人很好,有时候弹累了会问问巫漪丽要不要也弹两下,她便害羞地按几下琴键。
这便是巫漪丽与钢琴最初的故事。
拜师与学琴
从初碰钢琴开始,巫漪丽老是缠着父母要学弹钢琴。彼时钢琴是奢侈品,一般家庭负担不起。后来母亲李惠英想了个办法,每月花钱租琴给女儿学。
有了钢琴后,巫漪丽通过小叔的介绍认识了第一位启蒙老师“李太太”。学琴一年后的1939年冬天,巫漪丽获得了上海儿童音乐比赛钢琴组第一。坐在台下的母亲激动得落泪。
当时母亲李慧英给她准备了一个大得遮住脑袋的蝴蝶结,顶着蝴蝶结的她觉得自己很好看。从留影照片可以看到,戴着眼镜的巫漪丽穿着正式,表情看起来自信而沉稳。
巫漪云说,姐姐拿回来一面绿色奖旗和银色奖牌,之后就更来劲了。“姐姐每天放学回来练琴,吃完饭也练,还要早起练琴。从来没听她埋怨过。”
她们有一个嗓子很好、喜欢唱歌的舅舅,经常到家里来做客,会带一些黑胶唱片回来一起欣赏。有时候他唱,巫漪丽就给他伴奏,家里的音乐气氛愈加浓厚。
当舅舅得知她得奖后,觉得应该给她找一个更好的老师。他打听到意大利指挥家梅百器(Mario Paci),便托人想要见上一面。
梅百器是神奇钢琴家李斯特的关门弟子斯加姆巴的学生,1919年来华,被工部局(注:清末列强在中国设置于租界的行政管理机构)聘为乐队指挥,直至1942年。
他的工作室位于四马路(注:今上海福州路),“那个时候四马路菜场很出名的,你很难想象,远东交响乐团的办公室居然就在菜场的上面。”巫漪云说。
工作室内很宽敞,西式装修算不上豪华,桌上到处是琴谱显得乱糟糟的,一台三角钢琴(grand piano)立在办公室中间。梅百器个子不算很高,西装下的身形发福,头发不多。梅百器会先看看琴童的手,接着让她试弹一段。
巫漪丽曾提及,“梅百器脾气很大,曾经有一个男学生没有好好弹,梅就把他的谱子全都扔到窗外去。”
学费很贵,还要租琴,买琴谱,每隔一段时间要找调音师调音。巫漪丽每个月学琴1~3次,去梅百器家大概四五公里路,母亲就背着厚重的琴谱领着她,坐黄包车或电车去。“那时候学琴,我妈妈风雨无阻地陪我去,我每次讲到这些都非常激动,我不能够辜负父母的期望。”
1945年,梅百器办67岁生日宴,55个学生簇拥左右,除了8个来自国外,其余都是中国学生。那时巫漪丽留着短发,穿着碎花旗袍,她是这些学生中年纪倒数第二小的。最小的是傅聪。
初露锋芒,一奏成名
哥哥巫协宁从小喜欢唱歌,经常在留声机的伴奏下放声高歌。自从妹妹巫漪丽学会弹琴,兄妹俩晚饭后一唱一弹,就像一场小型音乐会。
在巫漪丽最后的演奏时光里,她常会为一些歌唱家伴奏,“我自己演奏方面还差得很,但我在伴奏方面有比较丰富的经验。”
巫漪云记得,家里常常会有各种人来交流音乐,姐姐的琴声总能合上他们的歌声。
巫漪丽勤学苦练,哪怕是寒暑假。放假时,无论巫漪云在屋内跟表兄弟打桥牌,还是去外面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与之相伴的总是姐姐的钢琴声,这已经成了她童年记忆的一部分。
在梅百器的严格教导下,巫漪丽的技艺日渐成熟。后来她回想起1939年首次公开亮相时,对《联合早报》记者表示,当时太小,演奏作品程度不深,但评委们普遍认为自己的演奏有内容,不是单纯表现技巧。
等到1949年,属于巫漪丽的荣光时刻来了——上海兰心大剧院,18岁的巫漪丽第一次和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了贝多芬第一钢琴协奏曲。
父母和兄妹都去了能容纳七八百人的剧院,现场还有很多穿着礼服的外国人。
“我姐表演的时候我担惊受怕,怕她忘谱,谱子那么长。”巫漪云紧张地听完了演奏,觉得姐姐弹得不错。随后家人去后台,巫漪丽看到家人们十分高兴,“那时候不兴拥抱,大家就是一直笑。”
次年,巫漪丽加入上海交响乐团,担任钢琴独奏员和室内乐演奏员,并任教于上海音乐学院及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
在此期间,她结识了小提琴演奏员杨秉荪。两人是一起演出排练认识的,经常搭档演出,巫漪丽觉得,“他的声音特别吸引人。”杨秉荪也常去巫家,“杨是一个很活跃的人,谈吐很幽默,很会讲话,人缘不错。”巫漪云评价。
1952和1954年,杨与巫先后被调到北京中央乐团,后在北京结婚。
巫漪云已经记不起姐姐是写信还是电报通知了家里,当时只有一位亲戚代表女方家属去北京见证婚礼,其余都是音乐圈的人。
到北京后的巫漪丽成了年轻的“三名三高”(注:名演奏家、名作家、名教授、高工资、高职位、高待遇),1962年被评为国家一级钢琴演奏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而杨秉荪在到北京后不久前往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留学,1957年毕业。
《梁祝》钢琴谱诞生,夫妻分离
初到北京的巫漪丽住在琴房里。她听说有人在琴房里起炉子做饭,结果钢琴的钢板裂了。她宁愿挨冻也不生火,穿着大衣练琴,热了就“像蚕宝宝一样一件一件脱”,结果脱到只剩一件毛衣。等练完,她再一件件穿上去。
在中央乐团,她参加了大量国内外的演出。当年在川渝演出,舞台一角放一架钢琴,有观众问这个黑柜是干什么用的,她们首先要把钢琴完全打开,介绍钢琴的钢板、琴键、踏板和钢琴结构,并解释琴声是怎样发出来的,最后才开始演奏。
那几年,巫漪丽的生活单调而平静,每天就是排练、演出,跟家人都很少见面。“她一生丢弃的东西很多,她那个时候要出国巡回演出,刚刚买了新电器寄存在别人那,用不上就等于送给别人了。”巫漪云说。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各地文艺活动随之开展。当时观众对《梁祝》的呼声尤其高,但起初由何占豪、陈钢作曲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没有钢琴伴奏,而中央乐团独唱独奏组则恰巧是以钢琴为主的伴奏。
巫漪丽回忆道,“我们团长说,一定要把钢琴谱弄出来,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结果就跟我说,你要去做。我也没有二话,从资料室借了总谱,刻苦钻研。好在我对钢琴比较熟悉,钢琴各种表现手法我都很了解,所以凭着当时那一股热情,一定要把它写出来。”
三天后,《梁祝》钢琴伴奏谱完成,巫漪丽成为了《梁祝》小提琴协奏曲钢琴部分的首创和首演者。
“这是一个中国民族曲调,它有它的优美,有它的悲壮,有它的凄美,也有它的哀伤。我对《梁祝》的改编,是一个中西音乐表达手法相糅合的过程,外国听众对它的接受度也很高。”
这是巫漪丽从技术层面对改编作出的评价。但后来发生的事,让她对《梁祝》钢琴伴奏曲寄托了更厚重的情。
1966年,“文革”开始。巫漪丽的丈夫杨秉荪受到波及,被判入狱十年。
作为杨秉荪的家属,领导常常找巫漪丽谈话,要求其划清界限,否则她在乐团的地位岌岌可危,演出的机会也不保。
“她不想离婚的,他俩感情是很深的。领导常常暗示她,她也一直在扛。如果让她离开乐团、远离钢琴,她会很难受。她也不跟我们说,但我知道在那样一种身份下,她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巫漪云理解姐姐的矛盾处境。
杨秉荪的刑期到第九年,巫漪丽顶不住压力,无奈申请了离婚。
作家张郎郎当时和杨秉荪同在河北省第二狱,他记得老杨在接到离婚通知书时,二话没说,“干净、麻利、脆”就签了,绝对没哽没咽。
他在博客中记录道,“她也满腹心酸,为杨秉荪的突变不幸而难过惋惜,也为他们过去共同的日子伤感万分。如今,他人在狱,老杨的东西就封存在他们曾经的家里,包括那把贵重的小提琴。”
从鸾凤和鸣到劳燕分飞,杨秉荪和巫漪丽的故事像极了梁山伯与祝英台。此后每每巫漪丽弹起《梁祝》,她的脸上总是挂满了泪。
“您不是在演奏,您是在给我讲故事”
往后的岁月里,巫漪丽远离了亲人和朋友,离开了公众的视野,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
1981年,巫漪丽去美国进修,遇到了同为李斯特学派的老师,并随当时美国钢琴家协会大大奥森马什(Ozen Marsh)学习钢琴表演艺术及新式“形象”教学法,获得“音乐家”称号。1986年她又去了一次,长住下来。
1993年,巫漪丽在旧金山为男低音歌唱家田浩江的独唱音乐会伴奏,当时新加坡女高音声乐家苏燕卿就在台下,她十分欣赏巫漪丽。
两人相见恨晚,苏燕卿邀她去新加坡教音乐,而巫漪丽恰好在学习新教学法,便应允了。
同年,只身来到狮城的巫漪丽应聘到实践表演艺术学院音乐系教儿童钢琴。学院创办人之一吴丽娟说,“以巫老师的功力,跟我们一起合作是有一点委屈。”
但巫漪丽还是坚持了六七年,直到音乐系解散。后转而在当地为团体和个人担任伴奏,偶尔也出席一些音乐会。
此时国内除了至亲们,能想起巫漪丽的人已经寥寥无几,来自广西南宁的录音师杨四平是其中之一。
从2005年开始,他一直在寻找钢琴演奏家,想要做出民族钢琴作品。“当时翻了翻中国音乐字典,第一代音乐家就五六个,(健在的)傅聪十几岁就去了英国,只剩下巫漪丽了。”
2008年3月,二人才终于辗转联络上,聊了聊作品内容和构思。等到8月中旬,杨四平背着录音机、调音台、一个话放、两支大话筒以及100多米的线搭上了赴新加坡的飞机。
杨四平到了才发现巫漪丽和房东一起住,录音只能去一个学生家,那里有一台斯坦威钢琴。
头天去,巫漪丽就对他说,大师录音的专辑她都听过了,但她有自己的想法,她的作品和别人的不一样。随后她像当年初见梅百器一样,试弹了一段。
“巫老师啊,您不是在演奏,您这是在跟我讲故事啊。”
“哦呦,我终于找到知音了。”巫漪丽心存感激。
随后的日子里,他们开始了第一张专辑的素材录制。杨四平知道,他面对的是一个极度挑剔的音乐家。“每录制一首,她都要用耳机听。合格了可以,不行再录。但录音很容易受她自己的情绪影响,有的时候一天都不能录一首,有的时候一上午就录三首。”录音第三天,有个记者登门造访,巫漪丽当时就发脾气了,作品还没出记者来做什么?结果那天一首都没有录成。
第一张专辑录制了一周左右,几乎每天她都倾力将自己融进音乐里。
杨四平觉得,乐曲层次最多的就是《百鸟朝凤》。百鸟中,有布谷鸟、百灵鸟、大雁等各种各样的鸟,用钢琴表现出来层次非常丰富。“如果用耳机来听,整首曲子里,哪怕在谱子是相同的音符,在她不同的力度和触键的处理下,几乎没有重复的同一个音。”
这种丰富的层次或来源于她的生活阅历,“那时她被下放到小汤山劳动改造,晚上田里放水,她就整晚守着水田,看着天空。天快亮的时候,鸟开始叫,叽叽喳喳。她盯着鸟,心里就有了百鸟朝凤的景象,最后凤凰出现时,哇地一下,所有鸟都朝凤凰飞过去。她把这首唢呐曲子反反复复地哼。”
“一代大师”的晚年生活
在巫漪丽77岁时,她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一代大师》。
杨四平认为,此时巫漪丽已经年过八旬,在技术上郎朗、李云迪“闭着眼睛就能超越她”,几百万人都在弹肖邦,但要是弹《梁祝》、《百鸟朝凤》,整个地球就剩她一个人了。
这两首曲目后收录在2011年的专辑《一代大师Ⅱ》中,除此之外还有《绣金匾》、《松花江上》以及著名的《鳟鱼五重奏》。(注:第二张专辑中的梁祝为选段)
在新加坡的时候,每天录完音巫漪丽都会带杨四平去附近的餐馆,老人最爱吃的还是本帮菜。
事实上,巫漪丽在国外的生活十分简单。她的收入全靠教孩子弹钢琴,偶尔有些演出费,用于租房和吃饭。
2017年12月20日开始,她租住在了新加坡华人冯煜家中。冯煜说,老人没有头衔,没有退休工资,唯一在意的就是曲子弹得好不好。
二人相识于教会。在深入接触之前,冯煜不知道她的身份,只觉得她好老,每周日转两趟巴士去礼拜,走路颤颤巍巍,拎了一个布袋,外八字脚严重。
“当时我就想,刚好我们家是唯一一个有车的。我就跟先生说,我说你去把这个老人家接送一下,一星期一次。”冯煜说。
直到有一次在活动中,牧师让她上去弹一曲,大家才知道她能弹钢琴,而且水平很高。
住进冯煜家前,不会做饭的巫漪丽每天自己去楼下买吃的,气色并不好。2017年10月17日,巫漪丽在新加坡开了一场演奏会后由于过于劳累,睡了一天一夜没吃没喝。在朋友的照顾下才慢慢好转,后来冯煜干脆建议她去自家住。
到10月底,冯煜正好为女儿买了台二手钢琴。等12月巫漪丽到冯煜家做客,饭后,“她晃悠悠地走到琴凳那,慢慢坐下来。先是用两根手指弹了两个键,试试钢琴键的硬度,然后再坐直身体,踩好脚踏。”她弹了一首《娱乐升平》,祝福冯煜的家庭幸福美满。
就这样,巫漪丽住进了冯煜家。每天早上8点多自己起来,10点左右开始练琴,花一个半小时左右练习两个曲目。大多数是西方古典音乐,如果有民族乐,以《百鸟朝凤》居多,外加专门练指法的曲子。
除此以外,巫漪丽的生活就是写信、剪报、看新闻、听音乐会。“一旦中国这边发生什么大事,她就会跟我们念叨一下子,发表发表意见。”
但大多数时候巫漪丽生活在自己的空间里,不声不响,不紧不慢,脑子里想的只有谱曲和演奏。
走红
巫漪丽说话时音调很高,语速缓慢,普通话带有明显的吴语口音,“我一定要练习,从前有一个钢琴家说过,我一天不练琴,我自己知道;两天不练琴,邻居知道;三天不练琴,全世界都知道。钢琴音乐的海洋是非常一望无际的,一个人活着能弹多少钢琴作品是有限的,我已经失去了动荡年代的那些年数,所以我现在不能偷懒。”
在晚年她还能登台演奏,与每天练习密不可分。
2018年2月,巫漪丽参加了央视《经典咏流传》的节目。主持人撒贝宁透露,老人来北京之后,节目组问有什么要求,巫老师只提了一个,就是找一个练琴的地方。
节目组找到巫漪丽,是因为2017年2月新加坡一场名为“老不得空”座谈会,巫漪丽受邀演出,演奏的正是《梁祝》。
“我之所以接受邀请,是因为我老来回顾我的一生,觉得确实不是一场空。”让巫漪丽没想到的是,这个视频在网上收获了422万的点击量,人们终于发现,中国第一代钢琴家还尚有人在,而且还能演奏出如此动人的音乐。
2018年1月7日,中央电视台两位导演来到新加坡的一家琴行,琴行的老板叫陈清顺,一个总是穿着深色衬衫、戴着厚重眼镜的中年男人。
陈清顺帮巫漪丽把钢琴调好音,她坐下来就开始弹奏《梁祝》。
冯煜介绍,《梁祝》不是一开始特别悲,一开始十八里相送这些都很轻快,所以老人带着很陶醉的心情弹得很轻快。但等到了撞坟的段落,一下子悲愤的情绪奔涌而出,老人嘴巴抽搐得厉害,闭着眼也能看到眼眶里红红的,眼泪开始溢出。最后化蝶了,老人缓缓睁开眼,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当时哭得不行了,两个导演也都哭了。”冯煜说,这个曲子老人已经熟练到“视线所到之处手指早已略过”的境界。
冯煜说,老人弹《梁祝》的时候,能感觉到它的美——她跟杨秉荪的每一个过程,她的生命,她的人生历程。
等到2018年3月8日巫漪丽去到北京的现场,再次演奏了《梁祝》。《经典咏流传》总导演田梅从视器中注视着巫漪丽的表演,哭成泪人。等老人走下舞台时,她拉着老人的手,抱着老人忍不住又哭了。
从这时开始,国内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巫漪丽。在新加坡的音乐会上,巫漪丽介绍自己有着“曾祖母级钢琴家”的称号,说完台下掌声雷动。主持人说,今天所有的掌声,都迟来了50多年。
对名利,巫漪丽看得淡薄,“有时候把我捧得很高,我就怕高处不胜寒啊,碰一下掉下来怎么办,所以我兢兢业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回家
独自旅居新加坡25年的巫漪丽曾两次“回家”。
第一次在2017年4月,巫漪丽在杨四平的陪同下来到父亲的祖籍,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紫市镇新南村鹿水洞,见到了巫氏宗族,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
在演讲中,巫漪丽说道,“小时候人家问我是广州人,我不会讲广东话,别人就笑我,我就想哭,以后我就不说我是广东人。这次有人问我,想不想去故乡,但是我不知道在龙川的什么地方,一个朋友帮我找到了。”
“这次我真是饱享了故乡水甜,乡情浓……我下飞机马上有人送我水,我说甜。又有人给我一碗故乡粥,我说乡情浓,我一边说就流泪。”
第二次在2018年8月,巫漪丽在冯煜和陈清顺的陪同下,受邀参加宁波北仑国际钢琴艺术节。
巫漪丽还没回到酒店,她的哥哥巫协宁、妹妹巫漪云、杨秉荪的外甥女方毓文等人就已经等候在房间。巫漪丽一进门,众人就拥抱在一起,她们在沪语、英语、普通话之间流利切换,只为倾诉思念之情。
巫漪丽还拉着嫂子的手给她看自己演出的礼服,每一件都是伴随她多年。最后嫂子给她选了那件蓝色长裙上台演奏,这也是巫漪丽参加央视节目所穿的。
演出前一天,众人来到外公李云书的故居参观,巫家三个孩子都是第一次来到母亲出生的地方。巫漪丽指着墙上黑白相册里的人,跟巫漪云讨论着那些早已远去的亲人分别是谁。
一路上,巫漪丽的心情都很好,她的思维依旧清晰,喜欢跟熟悉的人开开玩笑。然而轻松的气氛随着演出的临近慢慢散去,取而代之的是紧张和任性。
在上台前,巫漪丽会因为找不到一支眉笔而生气;用餐时她和家人们分桌,只留陈清顺在身边。巫漪云知道,姐姐此时压力很大,谁也不去打扰她。
在演出前一小时,巫漪丽的鞋坏了。虽然冯煜给她带了备用的,但她就是要穿原来那双,并要求立即修好。
冯煜说,老人发脾气是压力造成的,年事已高的她心理承受能力已不如以往,在有压力时,任何事都会成为她发脾气的原因。
但巫漪丽私下又是个非常有修养的人,“如果她想对你表示感谢,会用写的,在卡片上写一些谢谢你、感谢你照顾我,通过笔墨来表达。”冯煜介绍,之前司机送她们到酒店,老人就给他写了张卡片来表达自己的感激。
巫漪丽对于信任的人十分友好,但外人想和她走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至今都记得当年谁欺负过她,她还叮嘱过杨四平,“你不要和这些人来往。”
如果不上台演出,巫漪丽就是一位平凡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比一般人要差。只有当她走上舞台坐在钢琴前时,她的力量才会迸发出来。手指飞快而有力地在琴键上跳动,脸上褶皱的皮肤随着双手的游动而颤动。
在宁波的这次演奏,巫漪云又一次和小时候一样坐在台下看着姐姐弹琴,看着她又一次因为《梁祝》而流泪。当主持人问到她的年龄,她回答,“钢琴是88个键,52个白键,36个黑键,我正好88岁(虚岁)。”
与音乐相伴的最后时光
冯煜的家不大,但很整洁,客厅铺着红木地板,一架钢琴就摆在窗前。平日里巫漪丽就在这里教学生弹琴,她自己摆一张红木靠背椅坐在学生身旁,边记录边指导。
在钢琴上除了琴谱还有一张画,那是因为有次一个学生没有洗手就来弹琴,巫漪丽便另找一个学生把他的左手画下来,在上面用英语写道“请勿在钢琴前饮食,保持钢琴干净”,同时用中文写道“脏脏手,弹钢琴,它会不高兴”。
对她来说,钢琴就是她从小到大的热爱与支柱,她形容自己是“独行侠”,她曾说过,“只要有钢琴陪伴,我就不会感到孤独。”
只不过这次巫漪丽从家里走出去后,再也没能回来;那架钢琴再也等不回悉心照顾它的老人。
女高音唐翎接受采访时表示,4月20日的音乐会进行到下半场中途时,巫漪丽突冒冷汗,感到背痛,后在上厕所途中晕倒。
“休息时间她拿了一盘食物在吃,她见到所有人都很开心,笑得像小女孩一样。不过到了下半场,她感到不舒服便走出音乐厅,躺在外面的沙发上一直冒冷汗,站起来后又突然倒下去,有些喘,没办法醒来。”
唐翎与巫漪丽近几年因为一起出席音乐会和各种表演而成了忘年交,巫漪丽经常为她的独唱伴奏。在老人离去前,她们还相约5月11日一起参加百合合唱团的音乐会,5月12日参加独唱音乐会,5月18日参加大型演出……
4月22日,在巫漪丽的丧礼聚会上,唐翎为她献上了最后一首歌,《You Raise Me Up》(注:《你鼓舞了我》),随后周围的人随着钢琴伴奏一同合唱。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由于在新加坡没有亲人,巫漪丽的丧礼将由新加坡音乐家协会主持操办。
85岁的女高音陈毓申说,“不要伤心,全世界都应该为她庆祝。她很有福气。她参加音乐会的时候非常开心,她是听着音乐走的、很快乐地离开这个世界。”
巧合的是,杨秉荪(1929~2017)在88岁时病逝于美国休斯敦,如今巫漪丽(1931~2019)荣归天家也是88岁。两人在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复婚,巫漪丽始终孑然一身。
2017年5月中旬,巫漪丽身在香港,准备领取世界杰出华人艺术家大奖。与此同时,她从中央乐团的老友那里得知,杨秉荪已在5月初离世的消息。随后她只在台上走了个过场,便匆匆返回广东龙川,把奖杯留在了那,并与杨四平约定在广西容县见面,她要录制第三张专辑。
杨四平回忆,巫漪丽来到容县后情绪很不好,换上一件白衣后就把自己关进录音棚,除了他谁也不能进入。
随后的一周时间里,她什么话也不说,衣服也不换,不停地重复弹奏着完整版《梁祝》,弹奏着她自己的一生。“人都没了,我要这个奖有什么用?”巫漪丽说。
如今两个人都已离去,巫漪丽的《梁祝》已然成为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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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55周年,这些名字我们要记住
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 贾天荣
1964年10月16日,55年前的今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自行研制出原子弹的国家,从此不用再惧怕核武这个纸老虎的威胁。
△原子弹爆炸后升起的蘑菇状烟云。(源/人民网)
正在热映的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就讲述了一个关于原子弹科研人员的故事——张译饰演的原子弹研究人员高远悄无声息告别家人、朋友、恋人,隐瞒身份去了遥远的地方从事科研工作。

△《我和我的祖国》中,张译所饰演的高原,原型是一群无名英雄,为新中国贡献了全部力量
事实上早在1955年,我国就开始筹建核工业。据人民网,那一年,毛泽东发出号召,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等负责筹建核工业。1959年苏联撤走专家后,中国决心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这艰巨任务。
电影从“高远”这样一个小人物的角度刻画了那些为研究原子弹牺牲默默牺牲付出的科研工作者们。但现实里的科研人员面临的环境往往更为艰难,研究原子弹的过程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秘密进行,百万大军在那里从事科研工作和基建工程,他们远在戈壁,离家万里,在绝对保密的要求下断绝和家人的一切联系。此外,核武器研究工作所带来的危险也是不言而喻的。
核试验终于取得成功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称,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核战斗的威胁。同时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
△1964年的人民日报号外,真实记录下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这一幕也在电影中得以展现
影片最后,受到核辐射而病危的高远,站在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而欢庆游行的人流中,与恋人慢慢被人群冲散,这一幕打动了很多观众。为核事业献出生命的高远,也让很多人想到了同样为核事业而奉献一生的两弹元勋们。这其中既有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也有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的真实经历,比电影更为神奇和伟大。

△病危的高远和恋人手持人民日报号外,在欢庆的人群中渐行渐远
邓稼先——离家28年,再见已是诀别
1958年秋,国家二机部副部长刘杰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这位在26岁就获得美国名校博士学位,却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毅然归国的天才核物理学家,再次义无反顾地同意了。
邓稼先夫人许鹿希老人回忆:“那是1958年的8月份,那天晚上他回来比较晚,他说他要调动工作了,我问他调哪儿去,他说不能说,做什么工作,也不能说,你给我一个信箱地址我们通信,他说可能也不太行。“
这一天起,邓稼先的身影从众多好友的视野里隐去,名字从所有学术刊物上消失了。结婚五年的一对夫妇,开始了他们聚少离多的人生。

△邓稼先(图/新华社)
1979年,在一次空投预试中,为了确认核弹有无爆炸风险,邓稼先抢先上去直接用手触摸破碎的核弹进行检查,却因此遭受了严重的辐射。回到驻地后,他却告诉同事们:一切平安。便继续开始工作,而邓稼先自己知道,他的生命开始了倒计时。
1985年,邓稼先因为直肠癌住院治疗,那时的邓稼先已经61岁了,住院期间,邓稼先全身大面积溶血性出血。妻子许鹿希心疼地看着病床上的这个人,只有默默流泪,一直等待的人,没想到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她的眼前。
△邓稼先和夫人许鹿希(图/新华社)
1986年7月29日,在一次大出血后,邓稼先在许鹿希的怀里永远闭上了眼睛,临死前他还在关心国家的发展,在生命最后的时刻,邓稼先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钱学森——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
作为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在我国载人航天以及两弹一星工程之中作出重要贡献,被称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正是这样一位在我国科技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导弹之父”,在决定归国效力时,却经历了长达五年的归国之路。

△钱学森(图/新华社)
19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便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却受到了美国政府迫害,同时也失去了宝贵的自由。
1955年,经过周恩来总理在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甚至包括了不惜释放11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飞行员作为交换。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终于回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回到自己的故乡。

△钱学森携家眷归国(图/新华社)
归国后的钱学森,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在钱学森的努力带领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此外,钱学森在应用力学、物理力学、航天等领域的研究,也对新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上海交通大学原创话剧《钱学森》剧照
郭永怀——飞机失事前的最后一件事,用生命保护机密文件
当钱学森突破重重封锁成功回到祖国后,便开始”招兵买马“筹备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他写信给郭永怀,让他也赶紧回来,祖国到了最需要人才的时刻,祖国在呼唤她的儿女。
郭永怀在美国时是和钱学森齐名的大科学家,他是国际上著名的力学专家,尤其在空气动力学领域有着极高的地位。
钱学森的书信一到,郭永怀一家立马就收拾妥当,在国庆的前一天他坐上了回国的邮轮。
郭永怀在核引爆装置的设计上有着重要的贡献。他以“争取高的,准备低的,以先进的内瀑法为主攻研究方向”的思路,确立核武器装置的结构设计,还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
郭永怀和邓稼先、钱学森等人一样,长期待在研究基地不回家,一直到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相继爆炸,郭永怀才给自己放了一个小假,之后又返回基地继续搞研究。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郭永怀(右一)在解答研究生提出的问题(图/新华社)
1968年12月,郭永怀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便要搭乘夜班飞机赶回北京研究。不料飞机在北京坠毁。后来人们吃惊地发现,在飞机残骸中郭永怀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中间,紧紧夹着装有绝密文件的公文包,完好无损。
郭永怀牺牲后,他的妻子李佩坚持要求将郭永怀的存款5600元作为费上交。这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的妻子在信中写道:“的事业就是我们以及子孙万代的前途和生命,我这样做,或能稍为弥补他没有机会完成他对的事业尽到最大努力的遗憾。”
王淦昌——更名换姓17年,为祖国事业错过诺奖
王淦昌是在世界物理学界享有很高声誉的一位科学家,他的一项发现至少帮助六个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如果他当初能够沿着自己的方向继续研究下去,诺贝尔奖非他莫属,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投身于我国的核事业,销声匿迹了17年。
1961年4月3号,在王淦昌受到国家号召投入核武器研究时,只说了一句话:“我愿意以身许国。”也就在那一天,领导问他,你愿不愿意更名换姓,默默无闻地去做这项工作。王淦昌没有一点迟疑,他说改名吗?这样吧,就叫王京吧。
△王淦昌因病于1998年12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图/新华社)
在此后的若干年里,他不能在世界其他学术领域里崭露头角,也不能在国际舞台上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更不能获得最前沿的科技信息,按照自己的兴趣去进行高深的探索。他再也不可能成为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失去了摘取诺贝尔奖的可能。
17年的时间,这位科学家化名王京,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全身心地投入到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当中。他的家人和他通信只能用这个名字,而他的通讯地址都是某某某信箱。至于他在什么单位,在哪里工作,他的家里一概不知。他的几个孩子曾经多次问他的夫人,我爸爸到底调到哪里工作去了?他的妻子只能说,你的爸爸调到信箱里去工作了。

△1994年12月15日,北京,王淦昌在家中。(图/视觉中国)
多年以后,当亲人和王淦昌说起这段经历,王淦昌只是非常平淡地说,我认为国家的强盛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追求,那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
作为第一颗原子弹冷实验的总指挥,大到实验方案的设计、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小到实验场每只雷管的安装,王淦昌都亲力亲为,要求大家做到“万无一失”。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人们称王淦昌为“核弹先驱”,他却说: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的一员。
除此以外,还有很多这样的研究人员,他们隐姓埋名几十年,电影和传记都无法将他们一生的神奇说尽。
1999年,中心、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原子弹的爆炸成功,谈何容易。除了要突破科技领域中的无数难关,真正掌握确保原子弹起爆成功的奥秘外,还要打破无数环境、历史原因下的桎梏,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钱学森,邓稼先等一批学者的努力和牺牲,以及更多无名基层科研工作者的默默奉献,才使得我们今天有了安全的生活环境。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科学务实、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将会永放光芒。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55年后的今天,在看到70周年国庆阅兵式上那些令人激情澎湃的武器装备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向这些过去以及现在仍旧在祖国岗位上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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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浙江宁波北仑,你了解它吗?
近日,在央视《中国地名大会》节目中
一道关于“北仑”因何得名的题目
难倒众多参赛选手
是北仑山、北仑河,还是北仑港?
也许,你不一定能准确说出正确答案
但提到“北仑”
它背后烙印着一种滚烫的中国精神
那就是女排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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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北仑与中国女排的不解之缘
北仑,你或许不知它因何得名
但女排精神
绝对深深烙印在每一个中国人记忆深处
永远鲜活,永远让人热泪盈眶
责任编辑:刘德宾 SN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