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的老北京这样走上近代之路




老北京中的洋市
“中国人总是很大方的,所以是一些很好的演员;人们看到街上成千上万的熙来攘往的行人,会感到他们也都在演戏。这里没有像西方大都市里拥挤的街道上常见的那种摩肩擦踵、匆匆忙忙赶路的情况。所有的人不论步行或乘车,都很庄重,仿佛自己觉得相当了不起,那样子不像有什么急事要到什么地方去,而是显得安闲潇洒,不慌不忙。他们带着几百年来的传统与回忆,而现在的事业和那些传统与回忆比起来只不过是一件小事。”这是芮恩施在百年前写下的话。
芮恩施是美国学者,1913年出任驻华公使,经历了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北洋军阀政府对德宣战、“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洋市民,他对北京有自己独特的观察。
从清末到民国,老北京的洋市民是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群体,1901年,仅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卫队人数即达到了2000人;1932年北京外侨国籍计有20多个,到1947年,外侨国籍数达到了39个。
洋市民在北京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其中颇多风云人物,如莫理循、杜威、司徒雷登等,他们构成了老北京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北京的洋市民》(李少兵、齐小林、蔡雷薇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依据第一手的原始档案、中外报刊、欧美侨民回忆录等史料,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民国时期北京欧美侨民的日常工作与生活进行了系统研究。首次建构了民国北京“洋市民”的研究体系,论证了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普通欧美人士的日常工作与生活形态,以及他们与这座城市各方面的丰富互动,旨在还原民国北京中外居民、社会文化的丰富原貌,探索近代以来北京城市变迁的“市民社会”要素。
婢女,新旧文化冲突的焦点
婢女是封建旧时代的产物,是遭遇压迫的群体,随着封建王朝的毁灭,婢女的权利问题成为新旧时代两种文化激烈冲突的焦点。
蓄婢的家庭多属社会中上层,拥有稳定的经济收入,主人买婢女多是为了从事家务劳动,根据他们从事的不同劳动,婢女可分为粗丫头和细丫头。在主婢关系中,婢女处于弱势地位,她们处境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人的态度。
在传统社会习俗中,蓄婢家庭将责打婢女视为对婢女的正常管束,是“合乎情理的督责”。民国时,北京虐婢现象不断发生,警察厅介入了部分事件,对传统发起挑战。然而,在当时的社会习俗、民间舆论的压力下,警方遭遇了巨大阻力。
《民国北京婢女问题研究》(张秀丽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民国时期的北京为时空范围,从城市化的视角切人,以北京市档案馆档案为主要依据,详尽剖析北京的婢女构成、婢女买卖、婢女的日常生活、婢女的情感与婚姻、政府禁婢法令、婢女救助与安置、婢女解放运动等问题,展现了民国时期北京婢女问题的复杂面相,探讨了社会转型和城市剧烈变动对婢女褪去传统色彩、向现代转型的影响。这一课题对民国北京城市史、近代妇女问题等研究具有巨大推动作用。“婢女”这一消失的群体,也借此浮出水面。
老北京的治安困境
1900年义和团运动扩展到北京,为维持城里的秩序,清廷留守官员征得占领军的同意,由各占领区内的绅董出面,在各占领区组织了临时治安机构——安民公所,招募华人“巡捕”管理界内的警察事务。自此,北京近代警察制度的建设开始发端。
然而,民国初期北京的犯罪问题十分严重,突出表现是犯罪人数激增,犯罪类型以经济罪居多,导致犯罪发生的诸多因素中,贫穷是最主要的诱因。贫穷和犯罪互为因果关系并形成恶性循环,是导致近代北京陷入衰败深渊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当时的《益世报》可见,媒体对治安不力进行批评。如在报道屡屡发生的抢劫案件时,发出“总断不了抢案”的感慨,连连发出“卫戍司令何在”,“阎锡山干什么”的质问,表达了对治安状况的不满。
《民国北京犯罪问题研究》(马静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民国北京普通罪犯为研究对象,从犯罪者的数量、犯罪类型、犯罪群体、监狱、社会舆论等方面入手,对民国北京的犯罪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揭示了民国北京下层民众的动荡生活,以及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从公共卫生视角看老北京
清末我国的某些大中城市已有了管理公共卫生的机构,但多为外人办理且影响不大。辛亥革命以后,我国地方政府开始了我国自己公共卫生事业的创建。1915年,北京建立了第一家传染病医院。1925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与北京京师警察厅协商,在北京市东城设立一个卫生示范区,一方面为了促进北京的公共卫生工作,另一方面也为协和医学院学生提供公共卫生教学和实习基地。同时设立京师警察厅公共卫生事务所管理此区。
1912—1937年,在北京的新兴公共空间逐渐增多的同时,传统的公共空间也得到了发展。政府为改善城市环境和民众健康,对公共卫生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作为公共空间中的活动主体,民众则根据自身利益,调整应对官方的策略。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探讨公共空间的发展,可以看出,政府与民众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政府通常处于较为强势的地位。
《民国北京的公共卫生》(何江丽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描述了民国时期北京的公共卫生状况。探讨了近代公共卫生观念、设施、实践对北京传统卫生的影响,论述了近代公共卫生对北京民众生活的改变,以及对城市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推动。
陈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