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看2020|刘尚希：减税降费扩大了内需稳定了预期

原标题：看2020|刘尚希：减税降费扩大了内需稳定了预期

总体来说，2019年的减税降费，不只降低了企业、个人的负担，同时也扩大了内需，稳定了预期。

减税降费是2019年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头等大事，今年以来，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深化增值税改革措施、社保降费等多项政策已相继实施。 当然，减税降费效果也十分显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7834亿元，其中新增减税15109亿元，新增社保费降费2725亿元。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总体来说， 2019年的减税降费，不只降低了企业、个人的负担，同时也扩大了内需，稳定了预期。“当然，2019年减税降费规模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但不仅要看到这方面，还要看到减税降费对预期的引导作用，这比减了多少税更加重要。”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新京报：今年，我国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多项措施已落地，您如何评价减税降费的成效？

刘尚希：减税降费是2019年的大政策，要多方面观察。首先，减税降费是根据当前国内经济形势及全球经济形势，为企业、社会减负的一个政策。其中，企业减负主要是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和缴费负担。此外，今年以来，个人所得税减税超4000亿元，这就是为家庭、个人减负，也是为社会减负。因此，从减负角度来说，减税降费对扩大消费提供了一定支撑，同时也为企业降低运行成本、缓解转型升级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应对不确定性发挥了积极作用。

再次，减税降费也是扩大内需的政策。因为国家少收税费了，企业、家庭及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就增加了。从这个角度看，减税降费有助于扩大内需，支撑了经济平稳运行。

最后，减税降费稳定了预期。中央提出的“六稳”政策中，最重要是稳预期，这次减税降费确实促进了预期的稳定，这与此次减税降费的特征有关。2019年的减税降费，包括自2018年起的个税改革，更多是从完善税制的角度来实现减税降费的。从大的税种比如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通过改革进一步完善；企业所得税实施加计扣除，针对小微企业提高起征点等政策，促进了预期稳定。从整体来看，更多通过改革方式来完善优化税制，使税制更适合当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这也使得企业、市场以及社会的预期更加稳定，毕竟通过完善税制来实现减税降费相较于通过税基来提供优惠政策而言，稳定性更为明显。

总体来说，2019年的减税降费，不只降低了企业、个人的负担，同时也扩大了内需，稳定了预期。 现在，媒体一般从减负的角度谈得比较多，而且特别强调减了多少税，当然，2019年减税降费规模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但不仅要看到这方面，还要看到减税降费对预期的引导作用，这比减了多少税更加重要。

新京报：目前，市场上也有希望政府能减更多税的呼声，您怎么看待这种呼声？

刘尚希：减税降费不是一个年度政策，而是通过相关改革、税收制度的完善，把减税降费的成果固定下来，一旦固定下来，就能稳定预期。如果年年都调整，年年都变化，企业年年都在期待减多少税，反而不利于稳定预期。如果企业每一年都等着政府的政策“大礼包”，这说明他们的预期是不稳定的，比如合同怎么签、投资如何决策，企业就会等待。

所以，千万不能说“减税降费永远在路上”，这样不仅不能稳定预期，还会形成企业对政策的依赖，就像人一生病就吃药，大剂量地吃药，那么人自身的免疫力就下降了。如果经济增长不断地靠政策刺激，那么政策就会非常短效，可能只能管一年，而不会产生长期效果。

我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产业、企业要转型升级，显然不能只考虑一年，而要有战略性的、长期的打算。比如说企业搞投资、研发，需要长期决策，投资和研发不是马上见效，要考虑未来市场的走势。如果政策不断变化，税率、优惠政策不断地调整，那么企业就难以决策。所以，对于市场和企业而言，政策稳定，才能稳定预期，才能把政府政策以及像减税降费这样的改革措施与企业内生动力结合起来，激发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这点来看，减税降费在明年还会发挥稳预期的作用。

至于说税收是否还要进一步下调，需要综合考虑，不能只从企业的角度来看问题。当前不确定性较大的环境的确给企业转型升级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但也要看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通过优胜劣汰来实现的。

有些企业可能就是要被淘汰的，不应该通过政策，让所有企业都过上好日子，任何改革举措都不能扰乱市场优胜劣汰的秩序，减税降费政策也要避免这一点。

因此，一些企业反映减税降费总规模很大，但获得感不强，也要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企业，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只要说企业获得感不强，就认为政府减税降费的力度不够，还要继续加码，这恐怕会陷入一个严重的误区，就是这个政策可能会抵消市场优胜劣汰的作用，还可能会使一些地方财政难以为继。

财政难以为继，公共服务受影响，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也不能说减税减得越多越好，减税应当通过改革的方式去实现，而且减税规模要与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财政的承受能力则要与公共服务的提供水平相适应。靠借债、赤字去保障、改善民生，也是不可持续的，财政一旦出现危机，反过来会拖累整个经济的增长，市场、企业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所以不能只看眼前，还要看长远，不能只看局部，还要看整个经济社会以及财政与整个国家各个方面的综合平衡，没有综合平衡的观念，政策制定就会出现偏差。对于市场、企业的一些呼声，要从两面来分析，不能见风就是雨，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新京报记者 潘亦纯 编辑 陈莉 校对 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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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支持2万亿减税降费落地，央地收入划分再调整

文/陈益刊

今年超2万亿元史无前例的减税降费规模下，有些地方财政减收，甚至可能影响一些地方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实。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时隔3年国务院再次出手，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目的是在稳定当前收入分配总体格局下，缓解地方财政运行困难，支持地方政府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10月9日，国务院印发了《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下称《方案》），核心内容有三点：第一大税种国内增值税维持了现有央地“五五分享”不变，给地方吃下一颗“定心丸”；对地方增值税留抵退税50%采取均衡负担机制，缓解部分地区留抵退税压力；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在当前大规模减税降费背景下出台这一《方案》，非常及时且有必要。延续此前过渡期的增值税五五分享将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激发地方积极性，培育优势产业。一些地方增值税留抵退税负担减轻，可以让留抵退税这一减税新政更好地落地。而作为中央税种的消费税首次部分划给地方，则是地方税体系构建的一个破冰举动。”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增值税维持“五五分享”稳预期

1994年中国实施了分税制改革，根据央地政府间关系划分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种。地方最主要的税种是营业税，不过为了避免对企业重复征税，近些年营业税改增值税，2017年营业税正式被废止，地方因此丧失了主体税种。

为了保证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格局不变，2016年国务院发文改变了央地共享税种增值税的分享比例，即由此前的中央与地方按75%和25%分享，改为中央与地方各分享50%，这保障了地方既有财力，维持了中央和地方财力大体“五五”格局。

不过，增值税五五分享只是一个2~3年的过渡期政策，国务院会根据央地权责划分和地方税体系构建等改革情况，再来研究是否适当调整。此后学界有部分专家建议，在一些中央税种划给地方的前提下，降低地方增值税分享比重。这一收入的不稳定性让地方政府官员比较担心，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方政府行为。

不过，此次《方案》继续保持增值税收入央地划分“五五分享”比例不变，即中央分享增值税的50%、地方按税收缴纳地分享增值税的50%。

施正文认为，这次改革原则是维持中央与地方财力格局不变，增值税占了全国税收收入的四成，因此短期内难以再（大幅）调整，依然维持现行分配比重，将进一步稳定社会预期。未来随着央地权责划分改革进一步推动，以及地方税体系完善，增值税比例仍有望调整。

财政部数据显示，去年国内增值税首次突破6万亿元。今年前8个月国内增值税收入44908亿元，同比增长4.7%。

减轻基层财政退税压力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范子英推算，今年2万亿元减税降费中，中央财政大概承担8000亿元，地方财政承担12000亿元。因此地方政府对减税降费的支持，是政策能否“落地”的关键。

目前各地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今年前7个月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3492亿元，全年有望超过2万亿元。受减收影响，今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速较小，其中前8个月地方财政收入同比增长仅2.8%，十多个省份收入出现下滑，十分罕见。

在多项减税降费政策中，近期各地开始给符合相关条件的企业增值税留抵税款予以退税。

增值税纳税人当期销项税款不足以弥补其进项税款时，其差额称为留抵税款。2018年以前，我国对增值税留抵税款不予退税，而是让企业结转下期抵扣。这样做相当于企业预缴税款，占用了企业现金流，对前期投资巨大的制造业、高科技重资产企业不利。

为了减轻企业现金流压力，2018年，我国开始对部分先进制造业等行业试点退还部分增值税留抵退税。今年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9月部分先进制造业企业已经拿到了退税，10月份更多的合规企业将获得退税，这对地方财政收入又是一大考验。

这次《方案》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目的正是减轻一些退税较多的地方财政压力。

在保持增值税留抵退税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担比例不变的前提下，增值税留抵退税地方分担的部分（50%），由企业所在地全部负担（50%）调整为先负担15%，其余35%暂由企业所在地一并垫付，再由各地按上年增值税分享额占比均衡分担，垫付多于应分担的部分由中央财政按月向企业所在地省级财政调库。

范子英告诉第一财经，因为增值税收入央地各分享50%，因此退税也应该是各退50%。但问题在于增值税是一个链条税，有很多环节，不少环节增值税收入留在其他地方，但退税却由退税企业所在地承担，负担较重。因此这次《方案》采取均衡机制，更加合理。

施正文表示，如果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不合理，地方财政没钱来退给企业，那这项退税政策实际将无法落实。这次退税分担机制改革后会更加公平，也保障了这项减税政策更好地落地。另外，《方案》要求合理确定省以下退税分担机制，切实减轻基层财政压力，这也就要求省级政府要多承担些退税金额。

消费税部分划归地方充实收入

地方失去主体税种后，中央要求进一步健全地方税体系，比如2018年新开征的环境保护税全归地方，成为地方税。但市场预期的消费税划归地方却一直没有实质性动作。

此次《方案》则揭开了消费税部分划归地方的序幕。

《方案》称，按照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要求，在征管可控的前提下，将部分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的现行消费税品目逐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拓展地方收入来源，引导地方改善消费环境。

其中，具体调整品目经充分论证，逐项报批后稳步实施。先对高档手表、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等条件成熟的品目实施改革，再结合消费税立法对其他具备条件的品目实施改革试点。改革调整的存量部分核定基数，由地方上解中央，增量部分原则上将归属地方，确保中央与地方既有财力格局稳定。

范子英认为，消费税比较适合作为地方税种。消费税目前征收环节基本在生产环节，划归地方税需要将征收环节后移至批发零售环节，这就可以确保税源从生产地改为消费地，更加合理科学。

施正文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消费税不会全部划归地方，而是将部分税目的增量收入给地方。目前先从高档手表、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这类收入很小的税目入手，因为这类税目征管比较完善。未来在批发零售环节征税的消费税税目会更多，其中规模较大的成品油可能纳入。部分消费税的增量部分划归地方可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激励地方优化营商环境和消费环境。而改革的消费税存量基数仍归中央，也保障了中央收入稳定。

为了避免地方故意做低消费税基数，从而获得更多的增量收入，此次《方案》明确提出防止一些地方人为干预税收、突击做基数。另外严肃查处各地干预企业经营、操纵税源分布、地方市场保护等违规行为，防止为了短期和局部利益，搞违规政策洼地。

“这次《方案》解决过渡期后的增值税央地收入分成问题，缓解增值税留抵退税地方财政压力，引入消费税健全地方税体系，是央地财政关系规范化的重要一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