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的火车上的中国人

原标题：为“拍火车上的中国人”，他曾被小偷认为是同行

我把“生活中的中国人”叫做“火车下的中国人”。火车上是个小社会，火车下这个大社会展现的事情更多。

照片的一大价值在于记录，

摄影的一大使命在于见证。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新京报记者对话五位为时代塑像的摄影师，

从他们的只言片语里探寻逝去的社会风貌，

用他们的影像为大家梳理这些年的家国变化。

他们都有过从事新闻摄影的经历，

他们始终坚持将镜头对准普通百姓。

他们当中有新中国的同龄人，

有改革开放的见证者；

他们的取景框里有对大事件的关注，

有对小人物的聚焦。

他们从亲身经历出发，

结合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思考，

为我们呈现了一幕幕珍贵而厚重的时代画面。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与摄影师王福春的对话。

新京报：大部分读者是通过《火车上的中国人》这本画册里的作品认识您的，当时决定拍摄这个题材的契机是什么？

王福春：我哥哥王喜春以前是铁路系统的基层工作人员。因为自小没了爹娘，我5岁起就跟着他在铁路边长大，天天看火车跑、听火车叫，对火车有感情。

▲1998年，通辽-集宁

▲1978年，三棵树站。

后来我考进绥化铁路机车司机学校，与铁路正式结了缘。1984年，我调到哈尔滨铁路局科研所做专职摄影师，发现火车里有好多有趣的故事。

▲1995年，哈尔滨站。

▲1998年，哈尔滨-齐齐哈尔。

本来只是无意识地顺手拍，慢慢地，我发现这就是我喜欢的、适合我的专题。往后的40多年里，我的镜头就再也没离开过铁路。

▲1988年，广州-北京。

▲1994年，牡丹江-长汀。

▲1999年，哈尔滨-牡丹江。

新京报：您在拍摄这个专题的过程中遇到过危险吗？

王福春：这些年为了拍火车，我虚脱过、骨折过。还曾为了找适合的拍摄机位，掉进松花江的冰窟窿里，被别人救上来后冻得像根冰棍。

▲2007年，拉萨-北京。

1995年7月，我乘坐火车，从哈尔滨-北京-西宁-格尔木-武汉-长沙，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又从青藏高原到武汉和长沙这两座高温火炉，被车厢里的汗味和烟味熏得喘不过气，最后晕倒在车厢里。那段时间我瘦了十几斤。

▲1995年，武汉-长沙。

新京报：乘坐超过四千次火车，您印象最深的是哪段线路？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王福春：每趟火车都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我坐从哈尔滨到上海的火车，上车的时候白雪皑皑，下车一睁眼就是江南风光。我坐过最久的火车是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三天三夜，那时候还有人在火车上做广播体操呢。

▲1994年，北京-沈阳。

▲2008年，蜜蜂岩-跃进。

新京报：您的作品记录了中国铁路的多次大提速，是国家发展的缩影。您镜头中捕捉的“火车上的中国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王福春：40多年来我坚持拍摄铁轨上奔腾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高铁动车。记录了绿皮车、蓝皮车、红皮车、白皮车的演变，这里面有铁路的变化，有中国人的变化，更有国家的变化。

▲1986年，双峰-长汀。

▲2017年，北京南-上海虹桥（复兴号）。

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火车速度较慢、车次较少，超员现象普遍。再加上民工潮影响，火车上拥挤得几乎没有一丝多余空间，乘客上车都得从车窗爬进去。

▲1994年，哈尔滨站。

▲2009年，北京-沈阳。

那时候四面八方的乘客聚在一起，没一会儿就成了好朋友，大家常常有烟同抽、有酒同喝。

▲1996年，广州-上海。

▲2010年，北京-上海。

如今高铁发展迅速，车速快、车次也多，没有了过去拥挤不适的感觉，取而代之的是享受。

▲1991年，上海-重庆。

▲2017年，上海虹桥-北京南。

过去整个车厢的人一起抬头看电视，现在相邻座位的两个人也基本不交流，全都低头玩手机。火车将世界的距离拉近，但是人的感情距离却远了。

▲1986年，哈尔滨-北京。

▲2018年，重庆-深圳。

新京报：您曾多次提到自己在火车上拍照时的状态像职业“小偷”，为什么这么形容？

王福春：我一上火车就兴奋，十趟八趟地来回走，眼睛还左右打量，正常乘客哪会这样啊。所以我常被一些旅客误解成小偷，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2009年，广州-北京。

在火车上泡的时间久了，火车跑到什么地段小偷多、小偷什么时间点出场，我都非常清楚。有时与小偷不期而遇，他还以为我是同行。

▲2009年，昆明-柳州。

所以我常说自己练就了一颗“贼心”， 一个“贼胆”和一双“贼眼”， 这才拍出了“贼拉好”的照片。

▲1995年，齐齐哈尔-北京。

新京报：现在还在继续拍摄这个专题吗？和以前相比有什么不同？

王福春：一直都在拍。现在的乘客和以前比，对相机的戒备心理更重，也更加注重肖像权和隐私权了。我还记得2015年7月10日，我从上海坐高铁到杭州讲课，因为拍摄一位年轻母亲和孩子玩手机，被孩子父亲当成坏人，一把掐住脖子，第一拳打松了门牙，第二拳打得我晕头转向。

▲1995年，西宁-格尓木。

▲2010年，北京-沈阳。

新京报：以前学美术的经历对你后来的摄影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王福春：当然有，我把在绘画中领悟到的美学思想融入摄影，作品里不自觉地就带有许多艺术思考，尤其是以前学习的漫画，对我现在搞幽默摄影帮助很大。

▲2003年，鸡西，放不下的“牵挂”。

我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上学的时候，有老师说文学是一种“人学”，其实我觉得，摄影也是一种“人学”。摄影师要有文学家的思想、哲学家的思辨、美学家的愉悦和漫画家的幽默。只有做一个全才，把这些都融入你的照片里，作品才会有看点。

▲1987年，哈尔滨，艺术殿堂变商场。

新京报：您曾提到后期编画册挑图时发现初期拍摄的“宣传体”照片与后期自由抓拍的照片格格不入，是什么启发了您的拍摄风格转变？

王福春：以前我们没有很多机会看到国外的作品，记得80年代吧，我们那办了一场日本摄影师久保田博二的展览，对我冲击很大，我第一次知道照片还能这么拍。

▲1986年，哈尔滨，新婚“新装”。

▲1999年，上海，动迁户的“新居”。

后来又受到布列松和萨尔加多的影响，在捕捉瞬间和画面美感方面得到许多启发。但我在拍摄时不会去刻意模仿，我就研究适合自己的题材和方法。

▲2018年，厦门，共享单车堆积如山。

新京报：《地铁里的中国人》这个题材是怎么来的？

王福春：2002年我搬到北京，家就挨着地铁一号线。那时候我乘地铁从来不坐，不自觉地一直来回边走边拍，那时候我就感觉地铁也是属于自己的题材。

▲地铁上的孩子。

在地铁上拍照和在火车上还不一样，刚开始在地铁上我用徕卡，怎么拍都糊。“不拍不行，拍了又不成”，我急得要命。2005年我尝试了儿子送的松下数码小相机，一下就被成像效果征服了。现在我兜里常揣个索尼黑卡相机，走到哪儿拍到哪儿，很多时候“手比脑子快”，下意识就按了快门。

▲图片中的人和现实中的人“无缝对接”。

新京报：《火车上的中国人》广受好评，《地铁里的中国人》也多次展出，您现在正在整理《生活中的中国人40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王福春：我把“生活中的中国人”叫做“火车下的中国人”。火车上是个小社会，火车下这个大社会展现的事情更多。

▲1980年，哈尔滨，手提录音机的时髦青年。

▲1992年，哈尔滨，气功能治病吗？

这里面三分之一的内容都来源于我的工作，单位技术大练兵、工人上夜校学习等我都拍到了，现在一看，珍贵极了。

▲1980年，哈尔滨，少先队日授旗仪式。

▲1987年，哈尔滨，市民用自行车驮沙发回家。

▲1989年，重庆，“柔发添娇媚”。

虽然这期间我也拍过风光，比如雪乡，但后来我把这些都抛弃了。因为我知道那不属于我，再拍风光就削弱自己的主题了。

▲1992年，哈尔滨，“束缚中的坦然”。

做摄影，专题很重要，一定要清楚自己的路。有些人拍纪实摄影，看到路“黑”就回头了，我是一条路走到“黑”，而且还要冲破黑暗，这才看到了曙光。

　　个人简介

王福春，1963年考入哈尔滨铁路局绥化铁路机车司机学校，80年代就读哈尔滨师范大学摄影专业，曾任哈尔滨铁路局科研所摄影师、编辑，2002年迁居北京，现为自由摄影人。

拍有《火车上的中国人》、《中国蒸汽机车》、《黑土地》、《东北人家》、《东北人》、《东北虎》、《地铁里的中国人》、《天路藏人》、《生活中的中国人40年》等十几部摄影专题。

曾获第十七届全国影展金牌、第三届中国摄影最高奖——金像奖，被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德艺双馨”优秀会员称号。曾连续十届参加平遥国际摄影展，两届获大奖。

新京报记者薛珺 陈婉婷  摄影 王福春 

最新火车上的中国人可以看看这篇名叫中国政界：中国政坛上的“90后”不一般 有人已是处级干部的文章，可能你会获得更多火车上的中国人

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中国政界：中国政坛上的“90后”不一般 有人已是处级干部

原标题：政坛上的“90后”

5月4日是青年节。

“政事儿”（微信ID：xjbzse）注意到，近年来，政坛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90后”青年，有的已经成为处级干部。

关于年轻干部的培养，总书记平于2013年6月28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事关的事业薪火相传，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加强和改进年轻干部工作，要下大气力抓好培养工作。对那些看得准、有潜力、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干部，要敢于给他们压担子，有计划安排他们去经受锻炼。

去年8月，90后人大女博士郑睿臻挂任陕西周至县副县长的消息，曾引发关注。郑睿臻出生于1990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去年作为选调生，到周至县挂任副县长。据周至县官网，挂任以来，郑睿臻重视扶贫工作。

去年12月9日，郑睿臻曾到尚村镇，暗访脱贫攻坚工作。今年3月13日，她又来到尚村镇走访贫困户，看到一个贫困户的家中有病人，“她着重检查了家庭医生的帮扶工作开展是否到位，并要求驻村干部和村支部书记联系村卫生室人员明天上门服务”。

去年8月，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也迎来了一名“90后”挂职干部，北京大学应届博士研究生倪志茂。倪志茂出生于1990年5月，去年7月从北大毕业后，也是作为一名选调生，来到榆林市榆阳区挂任副区长。榆林市是地级市，按惯例，榆林市榆阳区副区长的行政级别应为副处级。

挂任以来，倪志茂一直协助榆林市榆阳区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刘军的工作。“政事儿”（微信ID：xjbzse）注意到，郑睿臻、倪志茂并不是最早到地方挂职的“90后”干部。在他们之前，同龄人蒋仁正、方祎铭等，已先后到地方挂职。蒋仁正生于1990年10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学历，文学博士，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直博生。

官方简历显示，在北大求学阶段，2013年至2014年，蒋仁正曾以教育部国家公派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身份，在哈佛学习了一年。回国后，2014年8月，蒋仁正来到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挂任副区长，时年24岁。宝鸡市也是地级市，按惯例，宝鸡市金台区副区长的行政级别也是副处级。在宝鸡市挂任了近2年，2016年，蒋仁正来到福建，挂任福州市罗源县副县长，挂职至今。去年11月，福州市委宣传部推出了“学习宣传贯彻的十九大精神”栏目，其中一期刊发了蒋仁正的“口述实录”。“我叫蒋仁正，来自江西，是福建省2016届引进生，目前在罗源县挂职副县长，先后负责过住建、环保、政府办、旅游等方面工作”，蒋仁正说：“一年多来，从‘百日攻坚’到‘攻坚2017’，从林荫休闲步道到生态主题公园，‘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我亲身见证着今日福州落实发展的力度，加快发展的速度，也感受着这座城市的温度”。

“因为建设林荫步道时常到现场办公，公园里许多老人认识我，一天一位老阿姨碰到我，寒暄几句说我瘦了很多，我并未太经意，没想到第二天老阿姨竟熬了一锅鸡汤给我送来，那一刻，我永生难忘”。“政事儿”（微信ID：xjbzse）注意到，生于1990年4月的方祎铭，已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尉犁县副县长岗位，挂职了近两年。

方祎铭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2011年从北京交通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纺联）工作，担任中纺联副主任。产棉大县尉犁县是中纺联的挂职点，2016年8月，他来到尉犁县挂任副县长，“我来尉犁县的主要工作，是沟通行业协会和地方，把县里的需求，基层纺织行业的信息汇总反馈，交由上级部门决策。另外，也协助县领导做一些招商引资的工作，但没有具体的分管事务”。方祎铭对新京报记者说，“我不是二代，普通家庭吧！从我爷爷那一辈起就从事纺织行业，所以一直算有感情”。“政事儿”（微信ID：xjbzse）注意到，除了上述在处级岗位上挂职的“90后”，还有不少“90后”走上了乡镇干部岗位，大学生村官、“驻村第一书记”中也有更多“90后”。安徽淮南九龙岗镇副镇长王雪，曾拍摄了一组复古风照片为家乡代言，因此成了“网红”。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一名“90后”村干部，被称为“桔子书记”的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大市村村支书程桔。程桔生于1990年3月，毕业于华东交通大学。据《咸宁日报》报道，毕业后，程桔曾在广州打工。2014年回乡探亲时，发现了自己的家乡、咸宁市崇阳县大市村成年人大多外出打工，只留下老人和孩子，生活也不富裕，遂回乡，并当选村委会主任。崇阳县官网称，程桔担任大市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以来，“带领全体员干部群众大力加强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宽加固河堤道路1200米，硬化通村通组公路3.5公里，新修一座长60米、宽7米的跨河大桥，修建200T自来水塔，新建2100平方米员群众服务中心（旅游集散中心）和120平方米村级卫生室；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新建60kw光伏发电站、百亩茶园基地和30亩精养鱼池，盘活大市村和白霓村500多亩荒田，整合大市村旅游资源，规划设计大市河漂流项目及相关旅游项目”。

而在五四青年节前夕，第22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于5月2日揭晓。“政事儿”（微信ID：xjbzse）注意到，30名获评者中，有一名“90后”高校干部——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副院长刘明侦。

刘明侦生于1990年5月，18岁留学英国，24岁获得博士学位，本、硕、博分别就读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

23岁时，她在《自然》正刊上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此篇论文Google学术目前引用量已超过3000次，成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领域内他引次数最高的三篇论文之一。获得博士学位后，她回国组建了自己的团队，牵头成立“应用化学研究中心”，助推电子科技大学化学学科成功进入ESI（国际评价高校、学术机构的学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要评价指标）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