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的古代刑法：古代刑法残酷至极,这几种人犯法后就很人性了
——“测罚”、“测立”形形色色
最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的，除了法官业务水平低、责任心不强、贪欲私心重外，还与相应的刑侦制度有关。
对于案件侦破、嫌犯捕获，古今都有一定的期限要求。据《唐律疏议·盗贼》“部内人为盗及容止盗”条，唐代对盗窃、杀人犯等，要求事发后30天内必须抓获归案。如果在30天规定期限内抓不到，破不了案，事发辖区内相当于今公安局长或是刑警大队长的责任人要被治罪。
这一严格的破案规定，为以后各个朝代所继承。如《大明律·刑律·捕亡》“盗贼捕限”条规定，“一月不获强盗者，笞二十；两月，笞三十；三月，笞四十。”同时，主管领导要被扣工资，“罚俸钱两月”。
在这个破案规定之下，就不排除为在规定期限交差而错抓人、抓错人的可能。如何让被抓者“认罪”，不可避免会使用“刑讯逼供”这类手段取证，不然被错抓的人决不可能认罪，过去民间俗称此为“屈打成招”。
刑讯逼供，是古代对付“大胆刁民”和歹徒、惯犯的一种手段，说白了就是一种“整人”手段。在现代司法制度下属于非法取证行为，但在古代中国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合法的”，系一种例行程序。
刑讯在先秦便存在，到秦汉时期，则成为普遍选择，随后的南朝，在这方面又玩出新花样，手段很特别。《隋书·刑法志》记载，南朝梁武帝时，有一种为官方认可刑讯手段，将在押人员大饿3天之后再审，反复饿，称为“测罚”；南朝陈则有“测立”，将在押人员拷打后，逼其站到一个约一尺高、仅能容双脚站立的土垛上，每次站“七刻”，约100分钟，循环进行。
在隋唐以后，开始以法律形式规范刑讯逼供行为，但在事实上，哪个朝代都少不了刑讯逼供。
如在宋代，所使用的招数，仅从名字上就很恐怖。《宋史·刑法志二》（卷二百）记载，有“掉柴”法，砍柴棒为刑杖，拷打囚犯手足；“夹帮”法，木棍和绳索并用，紧夹犯人的头两边；“脑箍”法，用绳缠紧犯人的头，再加钉木楔；“超棍”法，反绑犯人两腿跪在地上，将短硬木插在其间，交辫两股，并让狱卒在上边跳跃……
如何限制非法取证？
——刑讯孕妇“拷、决者杖一百”
如此酷刑，求生不得，求死不成，没有几个人能不“老实交代”的。正如《汉书·路温舒传》中记载的西汉时著名法官路温舒所言，“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意思是，严刑拷打之下，什么样的口供得不到？所以好多犯人难受不了，只得就范，编造供词。
东汉永初年间（公元107—113年），曾出现了不少冤案。《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记载，当时临朝的邓太后，亲自到洛阳寺审案。就如今张氏叔侄被冤为奸杀一样，有的囚徒根本没杀人，因遭刑讯逼供只得认罪。邓太后仔细察看，最后理清了所有冤案，逮捕办案的洛阳县令，下狱抵罪。
在古代，因为刑讯手段过于严酷，有时连皇帝都看不下去。《魏书·刑罚志》记载，北魏拓跋宏（孝文帝）当皇帝时，有的法官一旦定不了案，便采取刑讯逼供取证手段，给犯人戴上超重刑具，如不交代再在脖子上系上一块大石头，安排身强体壮的狱卒轮番拷打。孝文帝“闻而伤之”，当即批示，以后不是大逆不道，且有明证却不肯招供者，不准再给犯人戴大型枷锁。
所以，考虑犯人容易屈打成招，造成冤案，即便在刑讯合法、允许逼供的朝代，法律对刑讯行为也是有严格限制的。
为了防止非法取证，各代的用刑标准都有上限，如唐代便规定，“累决笞、杖者，不得过二百”，即最多打200下。对特殊对象，唐代还有规定，70岁以上的老人、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残疾人、孕妇，一律禁止刑讯。
《唐律疏议·断狱》“拷决孕妇”规定，“诸妇人怀孕，犯罪应拷及决杖笞，若未产而拷、决者杖一百，伤重者依前人不合捶拷法；产后未满百日而拷决者减一等。失者，各减二等。”从中可以知道，如果对孕妇行刑、刑讯，相关责任人要被“杖一百”；即便对生产以后、未满百日的女犯动刑，法官也要受到处罚。
唐代这一防止非法取证规定，在后来的宋、元、明、清诸朝刑律中，都有类似的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