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福尔摩斯在中国

原标题：福尔摩斯和他的中国同行

■西方人描绘的晚清酷刑。

■福尔摩斯小说《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案》，最早被引介入华时，书名被译为“降妖记”。

■晚清时期出版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书名被译为《华生包探案》，商务印书馆1911年版，次年大清帝国灭亡。

■民国时代翻译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中华书局1926年版，此为第一册，也是最著名的一集《血书》，即《血字的研究》。

很少有哪位侦探，像福尔摩斯一样，在全世界范围内享有如此不容置疑的声誉。你听说过晚清时期出版的《福尔摩斯探案集》被译为《华生包探案》吗？你知道获得“中国福尔摩斯”头衔的第一个中国人是老残吗？

最早被引介到中国时，书名叫《降妖记》

“华生，你怎么看？”

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如果把“华生”替换为“元芳”，就成了电视荧幕上身宽体胖的狄仁杰大人的口头禅，也就是之前最流行的“元芳体”。很多人都认为正是这部中国荧幕上的探案神奇，创造了这句经典台词。但实际上，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有一位享誉世界的大侦探就发明了这句经典台词，将它用在和搭档的对话中。是的，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而刚才这句话，就出自福尔摩斯经手的著名案件之一《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案》。

福尔摩斯小说《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案》，最早被引介入华时，书名被译为“降妖记”。

很少有哪位侦探，像福尔摩斯一样，在全世界范围内享有如此不容置疑的声誉。在很多福尔摩斯迷的眼中，这位穿行于维多利亚时代伦敦夜雾之中、有着一双灰色眼睛和鹰钩鼻子的瘦削男人，已经成为了智慧和英勇的化身，他的那身标准行头：旧烟斗、猎鹿帽、圆领短披风和双排扣大衣已经成为了人们心目中侦探的专用标配——尽管那顶著名的猎鹿帽其实在原著小说里根本没出现过，纯属是插画家西德尼·佩吉特的杜撰，但倘使“卷福”不在《神探夏洛克》里戴一戴这顶帽子的话，总让人觉得意犹未尽。当然，原著中福尔摩斯对可卡因的嗜好这一点还是不要模仿了为好。

所以，在中国，才会涌现出许多“中国的福尔摩斯”来。从狄仁杰到包拯，再到海瑞、彭公和施公，这些断案如有神的官员们一个个被读过了福尔摩斯小说的好事之人发掘出来，被一一扣上中国版福尔摩斯的帽子，作为新时代媒体宣传的噱头。在很多人看来，《包公案》、《狄公案》、《海公案》、《施公案》与西洋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并无不同，因为它们的最终结局都不外乎是案件侦破，真相大白。

尽管国人一厢情愿地将中国断案清官与西洋神探相提并论，但如果仔细查考，就会发现，对这些“中国的福尔摩斯”来说，他们或许并不愿意“荣膺”这顶高帽，而同样，西洋神探福尔摩斯，倘使对这些中国神探有所了解的话（当然他很可能不了解，因为根据原著，他的文史知识基本是零），他恐怕也不愿接受“英国的包青天”或“维多利亚时代的狄仁杰”这样的东方“美称”。

最早的译本在标题里就把谁是罪犯剧透了

“未死的应该救，已死的不应该昭雪吗？你想，这种奇案岂是寻常差人能办的事？不得已才请教你这个福尔摩斯呢！”

也许让人意想不到，第一个正式荣膺“中国福尔摩斯”头衔的人，也是一个虚构人物，就是晚清刘鹗小说《老残游记》里的主人公老残，这位走方郎中因为耳闻目睹山东所谓“清廉得格登登”的清官草菅人命，枉断贾家十三条人命巨案，酿成冤狱，所以在白太尊的请托下，明察暗访，终于将冤狱一举昭雪。前面引述的那句话，正是白太尊劝说老残调查冤案的请托之辞，考虑到这本小说初刊于1903年，所以至少在这一年，福尔摩斯就已经征服了中国广大读者的心灵，成为家喻户晓的神探代名词。

对晚清时的读者而言，这位西洋神探福尔摩斯的影响力，毫不逊色于几年前“哈利波特”系列和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在中国带来的热潮，同样，很少有哪部西洋译介作品像福尔摩斯侦探小说那样，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征服中国广大的读者。

中国人最初接触福尔摩斯，是在老残被戴上“福尔摩斯”高帽的7年前。一位叫张坤德的译者，在1896年维新派的报纸《时务报》上刊载了四篇福尔摩斯的探案小说：《英包探勘盗密约案》（即《海军协定》）、《记伛者复仇记》（即《驼背人》）、《继父诳女破案》（即《身份案》）和《呵尔唔斯辑案被戕》（最后一案）。此时距离柯南·道尔出版《最后一案》刚刚过去三年时间，福尔摩斯就已经被引介进入中国，跟风的速度不可谓之不快。

当然，这个译本问题多多，主要原因是1896年正值康梁维之时，所以对西洋文明采取先鲸吞再咀嚼的态度，为了尽可能适用中国读者的肠胃，所以张坤德采取了当时最流行的“豪杰译”，也就是只求通达文意过关，至于信实便大可不顾了，而且译者显然没弄清作者究竟是谁，因为看到小说里全是华生医生的笔记，所以就自作主张地把小说定为“此书华震所作”，“译华震笔记”，而且译者也不明白英国小说家的所谓“设疑”伏笔，所以为防止中国读者看不懂西洋破案神奇，干脆在标题里就把谁是罪犯一一剧透了。

曲折迂回的情节所带来的愉悦，征服了中国观众

但这个译本其实并没有在中国引起福尔摩斯热，两年后，康梁维新失败很快就将刚刚踏足中国的福尔摩斯和中国的改革事业一起推入深渊。直到1903年，也就是柯南·道尔在福尔摩斯粉丝义愤填膺地抗议下发表了《空屋》，让福尔摩斯死里逃生那一年，福尔摩斯才重返中国，这一次的登岸跳板是商务印书馆热销的文学期刊《绣像小说》，他的名字也从最初的呵尔唔斯正式变成了如今耳熟能详的福尔摩斯，而他的那位老搭档华生的名字也是在这部期刊里被确定下来的。

福尔摩斯的这次来袭绝非孤身奋战，而是率领一群西洋神探同道同时登陆。包括美国侦探小说《离魂病》、法国侦探小说《蛇圈》、俄国侦探小说《药案》等等都在此时一并袭来。这种密集攻势到老残被称为“中国福尔摩斯”的1906年达到顶峰，在这一年，新创刊的《月月小说》一口气刊载了15篇侦探小说。在以后的10年间，包括我们现在熟悉的高龙侦探和怪盗亚森罗宾系列，都在此时如箭雨般射向中国，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入侵，很少有哪位摩登读者不沦为侦探小说的箭靶。根据晚清著名科幻小说家，也是畅销小说期刊《小说林》的主编徐念慈的统计：“记侦探者最佳，约十之七八”，甚至排在艳情小说（十之五六）和社会小说（约十之三四）之前，别具意味的是，在晚清的图书排行榜里，销量差的反而是军事、冒险和科学诸书，最差的当然是励志类书籍。

面对福尔摩斯们如此大规模的入侵，晚清中国人的反应是对此甘之如饴，就像晚清的一位官员读者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所自记的读后感那样：

“余最喜西人包探笔记，其情节往往离奇俶，使人无思索处，而包探家穷就之能力有出意外者，然一说破，亦合情理之常，人自不察耳。”——这种曲折迂回的情节所带来的愉悦当然是福尔摩斯征服中国的原因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讲，老残也许更应该被称为中国的“华生”，因为他们的职业都是医生，只不过华生面对福尔摩斯这样的聪明绝顶的人物只能屈居陪衬，而老残却不得不摇着他的铃铛走街串巷去查访冤案真相。这位游方郎中本来不愿意淌这趟浑水，完全是因为他被之前所看到的惨景所震撼了，山东省的所谓的“能员”玉贤，为了彰显自己的治盗干练的名声，在署理曹州府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衙门口的12个站笼里就站死了2000多人，“九分半是良民”。为了洗雪冤情，终结这场刑讯地狱，老残不得不承担着这个“中国福尔摩斯”的虚名。

摘自公众号“新京报书评周刊”，李夏恩/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