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的300名医结盟实验：经营的不是生意，而是更好的自己

原标题：300名医结盟实验：经营的不是生意，而是更好的自己

深圳晚报记者 刘姝媚

成立医生集团之前，林锋经常暗地里“开飞刀”。

“开飞刀”是医生间的暗话。在医疗资源欠发达地区，病情严重的患者会私下找外地大医院的医生动手术，这些医生不通过正规渠道和批示，最后收取患者给的劳务费——这笔收入比在自己医院开刀还高，因此体制内医生私底下“飞刀走穴”的不在少数。

按规定，飞刀是不合法的，但医疗资源不均、看病难的现实为它提供了存在合理性。随着多点执业政策放开，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林锋、副教授谢汝石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张子谦一起成立了私人医生工作室集团，成员包括国内外300多位名医，以联合体形式共同应对多点执业风险。

在与深圳发生关系前，他们只是一个民间团体。3月11日，三位创始人在深圳拿到了全国第一张带有“医生集团”字样的工商执照，首个由医生联合成立、得到行政部门认可、具备独立法人地位的医疗服务企业——博德嘉联医生集团诞生。而这张工商执照背后的意义将不仅限于此。

医改“岭南三剑客”

林锋、谢汝石、张子谦三人分别成立“独立第三方医生工作站”，聚集了知名医疗专家300余人，覆盖19个临床学科。

和大多数公立医院的主治医师一样，病人多是冲着中大附属六医院的名气找到林锋的。这位国内胃肠道肿瘤名医忙于应付两三分钟一单的门诊、分成低廉的手术、以及与医生价值背离的项目检查任务。

“几分钟的门诊并不能与病人有充分的交流，他们在茫然的状态下被推去做各种检查，我们医生再从中抽取分成。检查越多，收入越多，医生的价值被异化。”林锋对深晚记者说。

于是，他们试图寻找另一条实现医术价值的路径。去年4月，林锋、谢汝石、张子谦三人分别成立广东省首批“独立第三方医生工作站”，三个工作站又联合成私人医生工作室集团，聚集了国内和国际知名的医疗专家300余人，覆盖19个临床学科。林、谢、张三人因此被业内称为医疗改革“岭南三剑客”。

事实上，彼时国内的私人医生工作室不在少数，但大家面临同一个问题，即按照规定“医疗”二字不能单独注册、必须加上“咨询”。这使私人医生工作室集团在议价、品牌宣传等市场化环节面临掣肘。幸而瓶颈在深圳市卫计委的主动邀约下逐步突破，今年年初，深圳市卫生计生委邀请私人医生工作室集团在深圳成立公司总部，并协调相关部门，最终，全国首个“医生集团”营业执照诞生。

博德嘉联的发展模式是，医生集团分别与医生、医院签订合约。医生将在集团的帮助下树立自己的工作室品牌，再到集团合作的医院执业。这种模式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医生与医院的关系将由雇佣变成合作——医院为医生执业提供软硬件等基础性支撑，医生成为医疗服务的主体，只负责看好病，不承担业务压力。病人通过医生集团或者口碑，找与自己病情治疗相匹配的医生，冲的是医生的名望而非医院的等级，医生的价值得到真正发挥。

这种模式下，医生、患者、医院三者的关系将发生变化。林锋把它们比喻成航空公司、乘客和机场，“机场修建得好、设备齐全，才有航空公司愿意与你合作，所以机场必须服务好航空公司。而航空公司也需要提供到位的服务，

把品牌做好，才能吸引更多乘客。医生地位更加凸显，通过医术本身实现价值转换。”

被异化的医生价值

“论起创收来，年轻医生也许比资深医生赚得还多，经验价值在这种制度下是不值钱的！”

在现有的医疗管理体制下，医生价值很难通过医术本身实现。

廖新波为医生感到忿忿不平。这位广东省卫计委副巡视员认为，国家制定的不合理的公立医院定价体系和支付制度压抑了医生价值，诱发大检查、大处方。

“公立医院医生的工资结构是基本工资、职务（职称）工资和奖励工资，其中奖励工资占收入的60%~80%。通常一个科室或者一个医院的总收入减去总支出，然后提出一定比例作为奖励工资，这意味着科室的‘创收能力’强，奖励工资才会高，就导致科室会千方百计使所有床位住满、把医院能做的服务都做完。”廖新波说，这样的制度切断了医生通过知识、经验获取正当的、合情合理报酬的途径，“论起创收来，年轻医生也许比资深医生赚得还多，经验价值在这种制度下是不值钱的！”

医生在公立医院几乎没有议价能力，而医生集团的成功注册将打破这一沉闷，“我们有全国最好的名医提供技术输出，也有得到认可的独立法人地位，在与医院签约时就有更主动的议价权，能为医生争取应得的尊重。”博德嘉联CEO谢汝石告诉深晚记者。

当医生以服务者心态提供医疗服务，买方的体验也会相应提升。需求层次高的患者可以通过医生集团精准地找到与病情匹配的名医，并进行充分的咨询与交流。医疗律师刘晔曾去林锋的医生工作室探访，医生集团会给病人提供打包服务，里面包含了医生和医院的费用。医生为提高个人价值，会尽量压低检查、处方等其他费用，更专注于问诊和病情分析环节。

“这种模式挺好，能有效规避饱受诟病的大检查、大处方。在大医院排几个小时的号才能面对面交流两分钟，在他们那里医生和患者可以充分交流，一对一详细解答，环境体验更佳。”刘晔说。

孵化与谈判

作为医生同行，孙喜琢深谙体制对医生价值和患者体验的压榨，他选择促成新业态的发展。

故事将真正始于4月23日。

罗湖区人民医院将成为博德嘉联医生集团有限公司在深圳的首个落脚点。4月23日上午，一场由博德嘉联医生集团的名医与中国医生集团联盟各成员单位创始人共同参与的义诊将在罗湖医院举办，同时，博德嘉联医生集团名医中心揭牌，全国首个医生集团医疗有限公司将正式落地。

寻找落地点的过程并不很顺利。3月份拿到工商执照前后，医生集团开始与罗湖医院、港大医院、某公办民营社康中心谈合作，而后两者中途搁置。谢汝石给记者的解释是精力有限。

此前，医生集团还曾试图收购深圳一家民营医院，以期拥有自己的医疗机构。因该医院曾发生过较为恶劣的医患纠纷，医生集团董事长林锋认为沿用原名对医生集团口碑有碍，坚持收购后医院必须更名，再加之其他缘由，最终谈判告吹。

与罗湖医院的谈判则较为顺利。

“我们在不影响自己患者就医的前提下，为医生集团名医中心提供手术室、助理、护士等软硬件支持”，院长孙喜琢年过半百，对这一新事物抱以支持，“罗湖医院相当于孵化器，一开始总得有医疗机构来支持它尽快落地，不然总停留在概念层面。当我们开了这个头，是不是广州、珠海、佛山也会有医院给他们抛橄榄枝？”

某种意义上，新诞生的医生集团会对公立医院形成冲击，但作为医生同行，深谙体制对医生价值和患者体验的压榨，孙喜琢选择促成新业态的发展。“有了这种形式后，原来的飞刀走穴、私下里不规范的佣金和劳务费就可以表面化，医生能更充分地发挥价值。”

孙喜琢认为医生集团还将催生更多变化。以后，医生多了从业路径，原来大学毕业后一定要从属于某个医院，将来可以注册到医生集团给专家当下手，逐步成长、变成大家。原来医生的价值只能按职称、按资历、按固有学术地位衡量。而在市场化的关系中，将以患者对医生的喜爱和依赖程度为评判标准。更重要的是，市民也多了就医选择。

合作与分歧

在“名医驱动分级诊疗”问题上，孙喜琢表示“不能苟同”。

医生集团落地深圳有它的必然性，孙喜琢认为只有深圳才能包容它，而市卫计委医政处副处长李林说出了更现实的原因。

“深圳从2009年开始探索多点执业，但因为好医生太少，满足本地医疗需求尚艰难，几乎无暇多点执业。”深圳的医生资源无法与北上广等量齐观，按“十二五”末期深圳常住人口1137.72万测算，至2015年底，深圳千人床位数为3.4张、千人医生数为2.6人，万人全科医生数为2.5名，低于北上广水平。

按深圳最新发布的未来10年卫生强市、打造国际化医疗中心战略的目标显示，到2020年，要新增执业医生1.2万名以上。

“自己一个个找名医进来，不如引进一个汇聚了全国名医的医生集团，效率更高、效果更好。”李林向深晚记者表示。

国内的私人医生集团发展有近两年，而首张工商执照的诞生则是近日的事。对于博德嘉联医生集团医疗有限公司而言，故事才刚开始。在充分发挥作用前，他们要处理好与合作医院的关系，要和政府一道突破医疗机构许可证等不合理的规定，还要摸索名医团队管理的市场化游戏规则，迅速打响品牌、好让名医们放心地脱离体制。

与罗湖医院的合作，在“名医驱动分级诊疗”上出现了分歧。谢汝石提议由集团的名医培训罗湖医院下面的社康医生，指导他们提升技能，从而把患者沉淀在基层。“如果一个社康医生后面站着一群专家，那他在市民心里是有分量的”，介绍这一想法时，谢汝石表现得十分兴奋，认为这是医生价值再扩大、批量复制名医团队的极佳路径。同时，社康中心的转诊也能给医生集团带来丰富的病源。

虽然没有当面表态，面对深晚记者，孙喜琢表示“不能苟同”。

“医生集团提供的是象牙塔尖儿上的服务，如果每次收取的费用都很高，市民花费得起吗？医生集团是专科医生团队，而社康中心负责基础医疗，做健康管理而不是诊断，协和的专家在糖尿病管理上绝对没有社康医生水平高。让医生集团解决中国的分级诊疗问题，立意是错误的。”孙喜琢态度坚决。

批复工商执照在全国已是创举，但要让医生集团真正发挥价值，深圳还需要更多医改探索。

包括刘晔在内的多位业内人士均认为，按医院级别来规定手术级别不合理，“现在很多二甲医院实际上已经具备做三甲医院手术的条件，医生集团将来肯定和很多二级医院、民营医院有合作，更符合发展需求的规定应当是医生具备资质、医疗机构硬件设备足以支撑就能合法开展手术，让医生资源流动起来。”

置之死地而后生

“离开了公立医院，没有退路，医生集团才能做大。”

业内最近流行一个笑话，北京某医院院长刚上任不清楚情况，周五下午带着人事科科长上首都机场抓人，看哪些医生不请假走了。

坐飞机走的就是传说中的“飞刀”。政府在放开多点执业政策，但公立医院担心患者流失，明暗里都会限制多点执业。罗湖医院就有规定，“我支持你工作日期间去多点执业，但要扣你的绩效，五天工作日你去一天，我要扣掉你绩效的五分之一。年末如果你的工作量跟不上医院总的进度，我再同比扣你的薪酬。”孙喜琢介绍。在这种规定下，真正出去多点执业的很少。

据谢汝石表示，博德嘉联的名医绝大部分是多点执业。“他们的院长知道了，会怎么想？”联想到北京某医院的轶事，孙喜琢问道。

在刘晔看来，医生集团要突破这一尴尬、真正发挥价值，得有一批有号召力的名医跳出体制、自由执业。一方面，医生受制于公立医院，精力有限，无法专心支撑医生集团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大树底下好乘凉，医生在公立医院不愁病源，少有个人品牌意识，而医生集团靠的正是医生名望，“置之死地而后生，离开了公立医院，没有退路，医生集团才能做大。”

业已成熟的张强医生集团就要求团队的核心专家必须是自由执业，“医生只有跳出体制，具有了个人品牌，才能改变弱势地位，鼓励更多医生选择自由执业。”团队核心成员挑头跳出体制，打响品牌，扩大病源，再带动更多成员自由执业，张强医生集团的发展模式为博德嘉联提供了借鉴。

阻碍医生自由执业的另一原因是，我国规定医生执业必须同时拥有医生资格证和医生执业证书，执业证书由当地卫生部门颁发、注册到医生所属医疗机构名下。这意味着，医生跳出体制后必须找到新的注册点才能执业。目前，国内没有一家私人医生工作室拿到“医生集团”工商执照和医疗机构许可证，他们的医生只能注册到合作的医院。

“这会削弱医生集团的议价权，博德嘉联很有可能自己办医疗机构，从而降低对医院的依附性，鼓励更多医生离开体制、自由执业。”刘晔认为既然有关部门批复了“医生集团”字样的工商执照，说明认可医生集团提供医疗服务。按现行规定，提供医疗服务需要申请医疗机构许可证，那为何不再进一步批复医疗机构许可证？

这些问题深圳市卫计委也在考虑。李林告诉深晚记者，目前医生集团下一步怎么发展，医生集团和卫计委都在探讨，医疗机构许可证和手术分级等问题都在探讨范围内。“医生集团是一个好的事物，本意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市民更多层次的需求，我们会尽量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推进它的发展。”

声音

“几分钟的门诊并不能与病人有充分的交流，他们在茫然的状态下被推去做各种检查，我们医生再从中抽取分成。检查越多，收入越多，医生的价值被异化。”

——博德嘉联医生集团创始人林锋

“罗湖医院相当于孵化器，一开始总得有医疗机构来支持它尽快落地，不然总停留在概念层面。当我们开了这个头，是不是广州、珠海、佛山也会有医院给他们抛橄榄枝？”

——罗湖区人民医院院长孙喜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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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2月18日报道 日媒称，2月9日晚上11点，曾执导《追捕》、《人证》、《敦煌》等电影的日本知名电影导演佐藤纯弥因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的家中去世，享年86岁。东映电影宣传部公布了佐藤纯弥的死讯，近亲为其举行了告别仪式。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2月18日报道，佐藤纯弥于1956年以助理导演的身份加入东映东京摄影所，1963年首次执导电影《陆军残虐物语》。1968年成为自由导演，1975年执导了《新干线大爆破》，1976、1977、1978年执导了《追捕》、《人证》、《野性的证明》（原作者为森村诚一）等话题作品。

佐藤纯弥《日本经济新闻》网站

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追捕》1976年在中国上映后大受欢迎。除此之外，佐藤纯弥还执导了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1982年），该影片荣获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金奖。佐藤纯弥还参与拍摄《敦煌》（1988年）等中日合作影片。

报道称，佐藤纯弥不顾艰辛前往海外取景拍摄，例如《植村直己物语》和《俄罗斯归乡梦》分别奔赴北极和西伯利亚等地取景。2000年之后，他拍摄了电影《男人们的大和》和《樱田门外之变》。

据悉，佐藤纯弥于三年前患上消化系统疾病，医生建议入院治疗，不过其拒绝了医生的建议，之后一直在家中疗养。

日本电影《追捕》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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