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的张居正与李太后： 堂堂万历首辅, 为何死后被
前言
历来，关于张居正和李太后的事不绝于耳，甚至有“黑心宰相卧龙床”之类的宫闱秘事，万历皇帝为了一洗以正人君子自居的张居正睡了自己母亲的耻辱，所以愤而抄了张居正的家。事实上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但是，李太后在张居正生前强力支持他，而死后，却不作声，这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面。
张居正与李太后的所有关系，可以从万历初年皇权交接说起。
万历皇帝
隆庆六年，正值盛年的李太后（朱载垕）的老公驾崩，将要继承皇位的万历才10岁。“主少国疑”，寡妇李太后必须从张居正与高拱两个托孤大臣中，选择一个作为联盟，来保全她们母子的利益。而高拱已是两朝元老，位高权重，颇为专断，李太后选择了地位更低一点的张居正，以确保其忠心。
此时张居正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势，李太后关心的也只是自己的地位。他们成犄角之势，相互帮助。张居正46岁，李太后28岁，两人都是政治上的聪明人，虽然张居正“颀身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李太后也是美女，但两人怎么可能越过雷池，去做偷情这么不保险的事呢？
万历初期是张居正与皇室，即与李太后之间的蜜月期、联盟巩固期。
张居正
之后张居正认为，“圣母（李太后）与皇上以腹心手足待臣, 实与群臣不同”。于是放手推行改革，开源节流，其中就有对皇室开支的节减，这才是矛盾的开始。
万历三年，李太后老家修坟，嫌国家拨的二万两少，要“从厚拟来”。
张居正怎么看？“圣母与皇上必欲破例处之，此臣等所以悚惧而不敢擅拟者也。夫孝在无违而必事之以礼；恩虽无穷而必裁之以义。贵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知节；富而循礼，富乃可久。越分之恩非所以厚之也”。
张居正
万历四年十二月，朱翊钧要换新衣服。
张居正又是怎么看的？“节一衣，民间有数十人得其暖者；轻一衣，民间有数十人受其寒者”。
万历五年五月，李太后要修房子。
张居正这回呢？“两宫于万历二年落成，今壮丽如故，足以娱圣母。乃欲坏其已成，更加藻饰，非所急也”。
万历七年二月，朱翊钧生病，李太后要拜拜神。
张居正更是有话说了，“戒坛奉皇祖之命，禁止至今。以当时僧众数万，恐生变败俗也。今岂宜又开此端？圣躬违豫，惟告谢郊庙社樱，斯名正言顺，神人青悦，何必开戒坛而后为福哉”！
李太后（右）
史书上说，李太后均虚心纳谏。虽然这都是改革时的作作样子，但李太后心里肯定不开心。所以张居正死后，朱翊钧已在位十年无风险了，李太后也就不在政治舞台上活动，专心享乐了。万历十二年三月，之前被张居正谏停的慈宁宫工程开始兴工，八月李太后搬进新宫。可以说，张居正和李太后之间是有不愉快的。
李太后对张居正遭到清算的缄默、纵容甚至支持的态度，完全是为了自身利益。张居正遭到清算，并不是李太后主导的。张居正改革触动内阁、宦官和言官各方利益而又不能协调平衡，只是一味强势打压，才致死后被清算。李太后在自己地位无忧之后，也就不关心外面这些事儿了。
政治上的事儿又岂是谈得上感情的，最多只是政治上的一种变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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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为何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会被思想领袖所取代？
“公共知识分子”有着悠久的历史。他们喜欢在一些有着极高地位的政治评论杂志上，对各种话题发表意见，并影响着政策的制定和政治的走向。但近年来，“公共知识分子”却被思想领袖所取代了。
撰文丨徐悦东
本期要推荐的，是美国塔夫茨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丹尼尔·W·德雷兹内的专著《思想产业》。
“公共知识分子”有着悠久的历史。他们喜欢在一些有着极高地位的政治评论杂志上，对各种话题发表意见，并影响着政策的制定和政治的走向。但近年来，“公共知识分子”却被思想领袖所取代了。思想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公共知识分子”会被思想领袖所取代？这对于美国政治来说，这些变化又意味着什么？
美国塔夫茨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丹尼尔·W·德雷兹内在《思想产业》中对美国的思想产业做了细致的研究，他认为，权威公信力的削弱、受众的政治极化，以及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是这种转变的内在原因。拥有极大影响力的财阀到底如何影响美国的思想产业进而影响美国的政治？阅读完这本书，也许你会了解美国思想产业的状况。
《思想产业》，（美）丹尼尔·W.德雷兹内著，李刚 邹婧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2月版。
在美国，“公共知识分子”为何衰落了？那些曾经支撑美国公共思想、在公共领域写作发声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了。“公共知识分子”是独立批评家，是那些当皇帝没有穿衣服的时候，将真相道出的人。他们曾在美国的民主政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然而，现在的年轻知识分子更愿意窝在自我封闭的学术生产体制里，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而“公共知识分子”被一群新晋群体所取代，德雷兹内称其为思想领袖。他们有什么区别？“公共知识分子”就像以赛亚·伯林口中的“狐狸”，这类知识分子懂各种东西，是“思想的二道贩子”。而思想领袖更像“刺猬”，他们只懂某种东西，却在不停地给大家反复兜售。思想领袖们通常在那些与公众联系较为紧密的机构工作，很少在高端杂志上辩论。思想领袖的想法总是雄心勃勃的，他们的思想生产与传播，已经按照互联网时代文化产业模式来组织与运营。这使得“公共知识分子”们辩论的思想市场，转变成了思想领袖的思想产业。这些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德雷兹内在书里强调，当代美国思想市场转变成思想产业，有三个根本原因：权威公信力的削弱、受众的政治极化，以及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政治极化使得每一个阵营都需要自己的思想领袖。随着新兴社交媒体的普及，信息过剩以及“回音壁效应”，大家更倾向于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世界，这直接加剧了媒体世界的“巴尔干化”。
德雷兹内认为，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是思想产业转变背后最重要的推动力。因为这使得对思想和政治感兴趣的财阀富豪们可以大力施展自己的影响力，去赞助大学、智库、思想研究机构、媒体机构和各种活动，甚至创办自己的大学、思想沙龙以及传播网络。而被捐助者必须体现出与捐助者一致的理念。这些财阀不仅为自己的利益代言，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也想把自己打造成思想领袖。
这一小拨人对思想产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思想产业里，思想领袖们彼此竞争，以求得到富人的捐赠。而这些思想领袖的观点，也左右着美国的政策制定。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是推进公民社会的老牌推手。而硅谷的财阀倾向于把一切问题视为工程问题，奉行技术至上论。很多思想领袖也因此“企业化”了，成了个人企业家，打响了自己的品牌，成为超级明星。他们靠兜售自己的思想赚得盆满钵满。
与此同时，许多知识分子则沉溺于学术圈内，学术圈里晦涩难懂的行话加剧了外界与学术圈的隔阂。此外，他们不相信个人的力量。他们在面对财阀捐助的压力下，要么选择成为思想领袖，要么选择退缩。
德雷兹内分析出美国思想产业的弊病，以及当下公共知识分子的困境。他认为，我们要看到现代思想产业的优缺点，也要承认这样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所以怀念过去“公共知识分子”地位的人要放弃幻想。塑造现代思想产业的各种力量都在变化之中，德雷兹内寄希望于政治极化的减轻，高校和智库能吸引更多捐赠，以及政治学术界能够增加多样性。此外，知识分子也得进行自我督，来抗拒成为思想领袖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当然，让知识分子自我督的建议，德雷兹内也觉得比较天真。
作者丨徐悦东
编辑丨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