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大家都很恶心苏北人?1分钟读懂《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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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大家都很恶心苏北人?1分钟读懂《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

关于作者

韩起澜,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教授,历史学家和妇女问题专家。她在上海史研究领域的成果在学界赢得广泛赞誉,代表作有《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一家之言:1980年代的中国妇女》《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

关于本书

本书是在极偶然的情况下写成的。作者作为妇女问题专家,曾研究美国德州某工厂女工罢工事件,事件中出现了不同族群女工分裂和相互对抗的情况,后来她得知,这种不同族群工人之间的对抗,最典型的案例大多都出现在20世纪初的上海,好奇心驱使作者追根溯源,研究范围也从工厂工人扩展到了整个近代上海社会,最后写成了一部研究从开埠通商到上世纪80年代一百多年间上海苏北人历史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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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

在近现代的上海,为什么苏北籍移民会遭到江南等地移民的集体歧视?首先,苏北移民多是由于天灾人祸逃离家乡的农民,一无文化二无技术,大多只能从事下层工作,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比较低。其次,大量苏北移民的涌入,使得已经拥有一定社会资源和经济地位的江南移民感到了威胁,他们通过同乡互助机制不断巩固自身族群的经济地位,同时对苏北籍移民施以各种压力,使他们始终处于较为卑微的经济层次上,甚至形同贱民,这成为了一百多年来各种苏北歧视的根源。

一、“苏北”和“苏北人”词义的形成

苏北作为一个地理名词,今天仍在使用,它出现的时间并不久远,在19世纪中后期才随着早期近代报纸出版发行逐渐传播开来。由于苏北的定义难以统一,精确划定苏北的边界并无可能,它既不是省份也不是某些城市或地区,而是一个并不存在清晰界定的地方,即便是在当代,这个词的指代范围也仍时常变动。

而所谓的苏北人,则是近代以来从长江以北到黄淮一带南下的移民统称。这些人南迁之后,在上海等江南地区形成了一个下层阶级,彼此之间除了认同各自的具体籍贯,少有对所谓苏北人族群的集体认同,苏北人的整体性标签是江南人贴给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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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北人移民上海等江南地区的历史过程和被污名化的原因

苏北南下移民的产生,源于自然、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

公元1128年,南宋为了防御金兵南下,人为地掘开了黄河大堤,导致黄河改道,抢了原先淮河的河道入海,还带来了大量泥沙,淤塞了河道,也败坏了淮河原本良好的水系,淮北地区从此洪灾泛滥,成了盛产流民的黄泛区。1855年,黄河改道,京杭大运河的山东段遭到废弃,漕运从此主要改用海路运输,运河两岸的扬州、淮安等城市相继衰落,南北发展差距日渐扩大。鸦片战争后的上海开埠通商,进一步激化了长江两岸经济发展的这种不平衡现象。在上海的带动下,江南地区加速步入了近代化进程,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较江北地区都有了巨大的优势。京杭大运河废弃不久,淮南地区的水利事业也逐渐败坏,水灾频繁爆发,大量农民南下逃荒,涌入上海等江南新兴近代化城市,苏北人成为了继江南人之后的第二大移民集团。

江南人作为近代上海开埠以来的第一批移民,在上海率先取得了较为优越的经济地位。当数量庞大的苏北移民群体涌入之后,必将争夺相对有限的工作机会,挑战江南人的既得利益,生存竞争压力加剧。在当时,同乡关系对提升个人经济地位极为重要,诸如员工招聘、经商结社等社会活动,基本都围绕同乡、同籍贯的人展开。为维护本族群的经济地位,江南人通过同乡互助机制不断巩固自身族群的经济地位,同时对苏北籍移民施以各种压力,使他们始终处于较为卑微的经济层次。长期操持下等职业,更加深了苏北人贫穷、愚昧、粗俗的刻板形象,苏北移民群体在上海遭到长期的污名化与歧视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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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海苏北人群体的被边缘化及应对策略

苏北人在上海被边缘化首先体现在就业上,除了长期操持所谓的下等职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苏北籍产业工人虽然也逐渐出现在上海早期的近现代工厂,但几乎在所有行业门类中,江南人或广东人都牢牢占据着报酬优厚、讲技术、有发展的岗位,艰苦繁重的岗位才交给苏北人,一旦爆发工人运动,哪怕组织者实际上大都是江南人,工厂主还是倾向于首先解雇苏北人。

在社会生活中,与苏北地域文化相关的一切元素都会被江南人把持的所谓上海主流文化排斥。在近代上海的滑稽戏中,嘲讽苏北人风俗习惯、夸张模仿江北话的段子常演不衰,苏北服饰和衣着风格也常常受到嘲弄。流行于江北地区的淮扬菜系虽然名气不小,但也不被上海主流厨艺界所认可,远不及上海本地菜、广式菜以及宁波菜流行。苏北地区流行的淮剧、扬剧等地方剧种,也很少有机会能够在上海的正规大剧院里演出,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在路边勉强搭个草台班子。总之,江南籍上海人几乎独占了对上海文化的诠释权,赋予自身一派文明开化的洋气形象,苏北籍上海人作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缺席了上海城市文化的建构。

苏北籍上海人作为第二公民的身份,在49年建国后虽有所改善,但歧视仍长期存在,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针对苏北籍上海人的婚姻歧视还是极为普遍。面对漫长而根深蒂固的歧视境遇,苏北籍上海人并未选择激烈对抗,反而选择积极融入上海主流社会,并淡忘自己的根。

近代上海不同族群之间的对立、冲突和歧视现象,与欧美一些移民国家中的种族歧视有某种相似之处。地域歧视现象,作为中国社会长期的一大痛点,随着近几十年来全国范围内人口的密集流动,又频繁出现于公众视线,这让本书具备了长久的现实参考价值。历史研究的一大价值,无疑是为了更好地吸取人类的过往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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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句

1. 所谓的苏北人,其实是近代以来,从长江以北一直到黄淮一带南下的移民统称。这些人南迁之后,在上海等江南地区形成了一个下层阶级。

2. 江南人和苏北人之间如果交流有限,双方认知模糊,也无非就是谁也看不惯谁,很难发展为根深蒂固的族群歧视,但历史的吊诡进程,却偏偏让这两个族群走到了一起。

3. 出身先天劣势、被优势族群当做假想敌、经济地位提升无望、不良的族群刻板印象逐渐形成,这些种种不利因素环环相扣,最终叠加在一起,导致苏北移民群体在上海遭到江南人的长久歧视。

4. 江南籍上海人几乎独占了对上海文化的诠释权,赋予自身一派文明开化的洋气形象,至于苏北籍上海人,用一句并不过分的话讲,就是形同贱民,以至于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针对苏北籍上海人的婚姻歧视依然广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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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瑗是邓小平的的首任夫人。

公众了解她主要是从2001年摄制完成的由央视、上海、广西等联合摄制的反映青年邓小平革命生涯的8集电视连续剧《红岸——邓小平在1929》开始的,该剧翔实全面反映了邓小平受周恩来派遣,由上海去广西领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红七、红八军等历史事实。尤其难得的是邓小平与其妻子张锡瑗在革命斗争中相知、相恋的爱情故事也首现荧屏。

张锡瑗现在的墓碑

当然,国内文献披露张锡瑗的事迹还要更早些。

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上海市烈士陵园史料陈列室编的《上海烈士小传》一书,其中简要介绍了张锡媛的生平,但未提及她与小平同志的关系。直到1993年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问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才较为详细的介绍了两人的爱情故事。

其中,毛毛还亲切地称其为张锡瑗妈妈。后来国家民政部在编辑《中华著名烈士》丛书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收入张锡媛的词条时,也特别注释,写作此稿时根据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及张锡媛亲属的回忆。

不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张锡瑗的墓在上海。

张锡瑗的一生可谓革命神奇的一生。1906年她出生于河北省房山县良乡镇(今北京市)。1920年随父迁居河北保定。张锡瑗和妹妹张锡瑞在直隶省第二女子师范求学时,积极参加该校改革教育的学潮运动,并成为运动的骨干分子。1924年,她和张锡瑞、李沛泽(即李培之,后为王若飞夫人)等成为该校早期的团员。

1925年转到北京,结识了邓颖超。同年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不久张锡瑗被组织选送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张锡瑗在中山大学学习了近两年时间,并结识了同学邓小平。

1920年,邓小平同志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的留影。 新华社(资料照片)

1927年,受组织的派遣,张锡瑗结束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生活,回到家乡保定,她与妹妹张锡瑞、张锡珍一起,协助父亲张镜海(保定铁路工会负责人)在保定开展革命斗争,支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全国的北伐革命。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心机关一度迁往武汉。在武汉中央秘书处,张锡瑗与老同学邓小平再次相遇。

八七会议之后,中心机关迂回上海,张锡瑗和邓小平随机关到了上海,1928年春,他们结为伉俪。婚后的张锡瑗,和邓小平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在工作上她是丈夫的得力助手。

根据当时斗争环境的需要,他们还是名符其实的家庭机关。张锡瑗在执行任务时,身穿得体的旗袍、梳短发、高跟鞋,一付上流社会妇女的气派,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从容来去,应付自如,从没出事。由公开的革命斗争转到秘密隐蔽的斗争,张锡瑗表现得同样的成熟、老练。难怪事隔半个多世纪后,那些曾与她共过事的革命老人,都能清晰地记忆起她的声容笑貌和矫捷的身影。

1929年,张锡瑗因难产,不幸英年早逝,孩子不久也夭折,这是邓小平难忘的一个冬天。但是,因为军情火急,他顾不得安葬心爱的妻子和孩子,便又带着中央的指示,直奔广西领导武装斗争。

一路上,张锡瑗去世时的情景,萦绕在邓小平心头。翌年春,当邓小平途经香港时,面托中央特科的李强回沪处理张锡瑗善后事。李强回到上海,根据中央军委之命,便和邓颖超、张晓梅(张锡珍)等在江湾公墓购穴,以传统的方式,埋葬了这位年轻的女革命者。为了保密,墓碑上用了化名。

瑞金宾馆

上海解放后,随军进城的邓小平,十分怀念张锡瑗,在李强的帮助下,事隔20年后,找到了她的遗骨。当时,邓小平和陈毅都居住在瑞金花园,收殓好烈士遗骨,装进特制的棺木中,也妥善安置于瑞金花园内。

著名的社会学家邓伟志先生,前些年出版了一套《邓伟志全集》(上海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笔者读到的《邓伟志全集·亲历卷》中《瑞金花园与张锡瑗》一文,其中就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

邓伟志先生

邓伟志1960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社科院学习室工作,当时的学习室就设在上海瑞金花园。瑞金花园旧名马立斯花园、三井花园、励志社等,东临瑞金二路、南至永嘉路、北至复兴路。

1949年后的花园分两部分:近永嘉路的一部分为瑞金路招待所,亦称瑞金宾馆;近复兴路的一部分仍称瑞金花园。分后的两处之间当时仍有小河相通,但是有竹篱相隔,不能随便往来(现都属于瑞金洲际酒店)。瑞金花园在樱花丛中有三幢洋房,以从东到西为序,称一、二、三号楼。上海解放后邓小平、陈毅在这里办公,毛大大、周总理等来沪都居住过。

邓伟志先生文中回忆,瑞金花园的三幢洋房中间有两处平房,一处为食堂,一处为乒乓球室。这间乒乓球室很大,在南端放置着很多东西,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有两只木棺,这即是苏兆征和张锡瑗的棺柩。邓伟志说,苏兆征大家都很了解,他是著名烈士。

而张锡瑗是谁?当时却没人了解。当时一起工作的同志曾猜想张锡瑗是苏兆征夫人,但很快就否定了。最后还是他一次碰巧向社科院副院长,曾担任过胡乔木秘书的庞季云同志请教,才得知张锡瑗是邓小平同志的首任夫人。

邓伟志还回忆,大概在1966年秋末冬初,街上突然贴出标语:“苏兆征棺材里窝藏有武器,强烈要求打开苏兆征棺材!”邓伟志在康平路碰见也在瑞金花园工作过的老领导葛非,便提起大标语,并说:“不知苏兆征、张锡瑗的遗骨会怎么样了?”葛非说:“你去看看。”邓伟志便跑去瑞金花园看个究竟,到了只见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但棺柩不见了。传达室的老工友悄悄的告诉他:“放心!已经转走了。”

直到1998年夏天,邓伟志才从一位上海市民政局的老领导处得知:当时民政局的同志是冒着巨大风险把张锡瑗的遗骸转移到了龙华烈士陵园。

以上便是邓伟志先生的回忆,细细品味历史的细节,其中的鲜活和生动使人感慨万千。

张锡瑗同志遗物

今天,当我们前往上海龙华烈士陵园时,在纪念馆中可以看到张锡瑗同志的照片和生平介绍,其中还陈列着一件她的羊毛披巾。睹物思人,历经沧桑岁月,革命者还是那么美丽与年轻。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作者:李迅

参考资料:

张锡媛生平介绍,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华著名烈士 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41页。

《瑞金花园与张锡瑗》首次发表于《人民日报》2004年9月1日。收入邓伟志:《邓伟志全集 亲历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5页。

微信编辑: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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