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的要不要生二胎：到底要不要生二胎,不看后悔

老大

“中年少女”不愿意生二胎

作为一个二胎妈妈，很多人都问我到底要不要生二胎。尤其是80后85前的这个群体。她们年纪不算小了，再不生可能就错过了生孩子的次黄金年龄，可是真心没有动力生。尤其是头胎是男孩的妈妈，老人们想要的孙子有了，再生一个他们也高兴，但是，也没有那么急迫。

总结我周围这些为二胎生不生困惑的朋友，她们总会优先提到不生的一大理由:经济压力太大！有人会再补充一句:我想要给老大最好的条件。

说经济压力大的都是什么条件呢？例子一:父母一方是省级公务员退休，一方是企业退休，退休金每月1万多，家里二线城市的房子有5套，听说最近一套要拆迁，补偿200万。老公是公务员，公公是人民教师退休，婆婆是小镇家庭主妇。这条件说不上是非常有钱，但至少不是多生一个孩子，就经济压力巨大的事！5套房子啊！夫妻二人本身还有房子，老公是公务员，不至于多有钱，但至少养孩子很稳定吧。可是，她就是感觉经济压力大，所以不生。她买了一个又一个的包，一两千的，三四千的，还投资开店铺，没挣大钱是真的，可真不是缺钱。她另一个理由是，老大反对她生二胎，说一提生二胎的事，老大就伤心到哭，她说，她不忍心伤害儿子，她要培养他到国外学医，如此云云，她不生。

第三个原因，她强调的是，她婆婆在农村，不可能给她看孩子，那么能帮她看的只有亲妈了。可是，她不愿意让亲妈被她孩子拴住，看了大外甥，再看第二个，这样的退休生活还有什么娱乐？其实呢，我见过她妈妈，阿姨还是非常想要她生的。老人的身体本身不错，看着大肚子的我，很是羡慕，回家给她做思想工作。

说到底，根据我对她这9年的了解，她不生，只是因为她没有那么爱孩子。即便她常夸老大多么懂事聪明有天赋，她每晚也是“15分钟妈妈”，过了15分钟，她就不愿陪孩子了，自己看手机逛淘宝。她自己34岁了，可是对妈妈的依赖程度非常高，除了结婚那天离开了家，平时都和亲妈在一块住，很多大决定，都要习惯性的问妈妈。

自己还是稚气未脱，作为一个“中年少女”，怎么可能想要二胎。原因就一个:心里不想要。

再说例子二:她父母公婆都是退休的，公婆是青岛市南区的老住户，市南区的房子最贵了，当年他俩结婚，公婆用市南区的一套房子，换到了市北区楼上楼下两套房子。她父母在新疆退休后，现在也从青岛买了房子，定居在那里。按理说，看孩子有四个老人，经济条件在城市里也算可以的。但83年的她，大女儿都快上一年级了，就是不生二胎。她的理由也是:经济压力大，老公自己做生意，不稳定。

说她经济压力大，那和我比起来，我就是穷要饭的了。

老大

什么群体生了二胎

我身边什么人生二胎呢？一种是，经济条件很一般，但人活得也很糙的是一种，第二种是头胎女孩，第二胎想尽法子，吃中药调理生男孩的；还有的是老公家几代都单传，生了儿还想再要个儿，改变家族人丁不旺的传统；第三种是生不生都可，结果没避孕，很快就怀了的。再细想，好像经济条件一般的人，反倒没那么多思想负担，利利索索就把二胎生了，他们的想法可能也简单:我也是穷人家的孩子，这不照样长大了？有人会说:越穷越生。

我倒觉得，越穷越生，可以理解为，因为穷过，所以很多苦难都承受过，生孩子这事，天经地义，又算得了什么呢？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多生孩子，希望哪个出息了，改变家庭命运，那就赚了。

生不生二胎的原因很多，但最核心的，还是以是否喜欢孩子为标准。城市的独生子女，很多娇生惯养起来的，独立能力，承担各方面压力的能力，都要比穷人家的孩子弱一些。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成年后，能过上比以前好的日子，幸福指数就大大提高，所以，生二胎来点压力，都在可承受的范围内，甚至是忽略的。

生还是不生

那么，问题又来了:说了这么多，到底生不生二胎？

我只想说:生了二胎后，等于一辈子都心系两个孩子，都比只生一个的要操心。可是，当你睡觉时，半夜看到老大拉着老二的手，或者老二的腿搭在老大身上，你就会觉得:好爱好温暖，好值得。

最后再强调一点:以上感受和分析，不适用于压力巨大到无法形容的北上广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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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的36岁生二胎： 36岁了,到底要不要生个二胎呢?

去年的这个时分，央视公益广告密集推出，还是两个娃娃好。那段时间，也就是2016.1.1以后，国度刚放开全民二胎方案生育政策。自然，也惹起了全民的热烈讨论，到底要不要生个二胎呢？

我的第一觉得是，不大想要了。固然我很想要一个女儿。但是直觉就是你内心的第一觉得，就是觉得双方的年龄有些大了。我38，老婆36，假定生个二胎，那孩子大学毕业我们曾经60多岁了。

之前乡村，人家结婚早的，40来岁有当爷爷奶奶的。我们如今是步入40岁，却还在思索能否当爹。想一想就头大，把一个孩子养大，那得多么漫长啊！所以，我第不断觉就是不想要二胎了。

但是老婆想要，想要的理由是，孩子未来有个伴儿，一个孩子太孤独了。后来我也就没有特别反对，那咱就试试吧。老婆其实早提早把避孕环取下来了，刚好不采取避孕措施试试，没想到一炮，没超越3炮，就中标了。那就只能说是命中必定了。

孩子没出生之前，谁也不晓得是男孩还是女孩，直到老婆从手术室推出来，我才晓得是个女孩儿。那天下午，我守在手术室门口，连着推出来3个男孩。我心里想，完蛋了，估量还是个男孩。还好，竟然是个闺女，天遂人愿。由于我们自身有个儿子，老婆怀孕这一年，我们平常念叨比拟多的，也是希望生个女孩，连小孩子的衣服啥的，我们都是依照女孩儿来准备的。

一儿一女，开心不开心？肯定是开心的。用嫂子的话说，我是不是牙都笑歪了？确实，挺乐呵的。但回忆下过去一年的孕期，那得投入几精神啊。每次次产检，要不是我本人是自在职业，我估量老找单位请假，人家单位得把我给开除解雇了。

到底要不要生二胎呢？据我剖析，有钱的，早已想方法出国生了。没钱的，死猪不怕开水烫，也不论你方案生育不方案生育的，也不论你违规违法啥的。反正我就是超生了，你罚款我没有，你能奈何我？乡村其实早曾经是全民二胎了，由于乡村自身还是养儿防老的老观念，大多数都是以生两个孩子为主。

假如单纯以经济条件算，我们在北上广深仅仅算够吃饭，深圳房子是租的，车子倒是买了一个。生二胎经济压力还是挺大的。但国度这次放开二胎，恰巧是给中间夹心层一个生育的时机，诚实听话的中间层。生也能够，生，生死水平会降低一些。不生也能够，不生的话，生活也不会太差。

但，压力也是动力，总体来说，二胎后的生活是，痛并快乐着。虽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方老大的心情问题，老大3岁4个月，总是吃醋，总是需求，这老二才2月大，曾经遭老大偷偷打了两巴掌了，阐明老大心里是嫉妒和缺乏平安感的。再比方，老婆可能要破费6年光阴在带孩子上了，全职在家带孩子也不轻松，一切开支全凭我一个人上班，经济压力也不小。

总体来说，生二胎的益处会大于一胎。假如你经常带孩子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个孩子是多么的孤独，是多么需求童年的玩伴。将来未来是生疏人的社会，有一个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即便未来父母老去，孩子们之间也几有个帮衬。

过年的时分，看见一胎的同窗们，四处疯跑着玩，我们二胎的却老诚实真实家带孩子。很难说一胎好，还是二胎好，但是二胎多辛劳3年，可以换来孩子们幸福的30年，父母再多的付出，也是值得的。每当看见孩子们冲你天真无邪的笑，你再多的懊恼和不快也会忘的一尘不染。

网上很多关于生与不生二胎，其实曾经罗列很多了，我想说的是，有条件的话，就生吧。没条件的话，生了也别埋怨。付出总有报答，况且我们做父母的基本不需求报答。

最后来点小倡议，假如35岁之前没有完成二胎，那就最好别生了。我其实十分想说二胎最好在30岁之前完成。但我怕很多人骂我，好多30岁的女人还没结婚呢？你让她们火速造两个孩子出来？

之所以设定个年龄，35岁。也和我们生二胎，在医院呆了18天所见所闻有关。见了一些早产的，大龄产妇超越40的还在努力生3胎的等。生孩子自身曾经够折腾了，但是，生，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养，更消耗精神。等孩子半夜嗷嗷叫让你起来喂奶，眼睛睁不开的时分，别怪我没提示你年龄大了，精神不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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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很多曾经影响过我们生活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

9月10日，开国少将张玉华将军在南京逝世，享年101周岁。他是天福山起义的花花之一，在2015年“9.3阅兵”上，他的标准军礼感人至深↓↓

9月6日，动画艺术家陆青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9岁。她曾在《大闹天宫》《雪孩子》《天书奇谭》《三毛流浪记》等动画片中担任主要原画，塑造了一代人的童年记忆↓↓

9月9日，这位梳着一头利落银发的奶奶也离开了我们↓↓

她是国务院参事室原副主任王海容，曾任外交部副部长。提起她的名字，可能和环环差不多年纪的小伙伴会觉得比较陌生。

但上世纪60-70年代，王海容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她曾叱咤中国外交界，36岁就担任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与唐闻生、齐宗华、罗旭和章含之，并称为中国外交界的“五朵金花”。

王海容生于1938年，她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湖南著名爱国教育家王季范，曾在毛泽东革命之初对他倾囊支持。后来，毛泽东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数次遭到追捕，王季范为他多方奔走。

继承了革命的精神，王海容的父亲王德恒年轻时就来到延安，跟着毛泽东参加革命工作，但不幸在回湖南从事地下工作时被国民特务杀害。

王海容的祖父王季范与父亲王德恒的合影。

从小耳濡目染父辈革命经历的王海容，一直受到新中国花花的亲切关照，特别是毛泽东大大。

中学毕业后的王海容，因为高考落榜，她来到北京化工厂当学徒。在工厂的日子很辛苦，王海容和同事们边建厂边生产，与大家打成一片。

一次《中国青年》杂志找到王海容，想让她写一篇稿子，谈谈经历与体会。写好稿子后，王海容想到了毛泽东大大。

她想听听毛大大对稿子的意见，于是给毛泽东秘书叶子龙写了一封信，“我想让大大公公在百忙中抽出一点点时间替我修改一下……”

没想到，毛大大收到信后，通知她来中南海并亲自接见了她，给她改了稿，最后还给她起了个笔名。于是，一篇署名为“徒工王波”的文章被刊登在《中国青年》1960年12月1日的第23期杂志上，与陈士榘等革命前辈的文章一同发表。

1960年，再次参加高考的王海容金榜题名，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

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从此开启外交生涯。

工作之初，王海容被派到外交官的“摇篮”——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进修英语。

对于刚刚踏上职业生涯的王海容，毛大大也十分关照。他亲自让秘书找到自己的英语“私教”，当时执教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国文学系的章含之，给予“最高指示”，请章含之每星期给王海容补两次课。

在一系列培养下，王海容作为新一代外交人才逐渐成长起来。

1970年，周恩来提名委任王海容担任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1971年，被任命为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第二年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

1974年，王海容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当时年仅36岁。

从那时起，人们便经常能在新闻上看到这个伶俐、干练的女子。1970年代，在一次会见外宾后，王海容对毛泽东说：“大大，你和好多人有握手的照片，可是我还没有呢。咱们也握一次吧。”毛大大欣然同意：“那就握一次吧。”

王海容陪在毛大大身边，几乎经历了新中国所有的外交大事：秘密接待基辛格、乒乓外交、尼克松访华、中国恢复联大席位……

工作之外，王海容与毛大大也一直是一对“忘年交”。她经常与毛泽东一起讨论文学，聊《红楼梦》《聊斋》，讲英语。

一次毛泽东问她：“‘知识分子’英文怎么讲？”王海容却说不知道。毛大大说：“我看你这个人，学习半天英文，自己又是知识分子，还不会讲‘知识分子’这个词。”说罢还让她赶紧查查字典。

通过王海容，人们认识了伟人毛泽东亲切、风趣的一面。

1984年，离开外交部的王海容，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的副主任，主管行政后勤。当时，原统战部四局副处长胡治安这样评价过她：“我这个老乡，是有一点泼辣，嘴巴也厉害，在机关里她怕谁呀？但她是个实实在在干事情的人，内外的馆员和参事提到她都很服气。”

在庞大的机关工作，又是做接触人和事物最频繁的后勤工作，能让大家都服气，王海容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她只有一个诀窍——办实事。

那时，中国实行福利分房，参事室的百余号员工在王海容的不懈努力下，都分批分期地解决了住房问题。上至司局级干部，下至司机炊事员，人人都居得其所。（写到此处的环环，看着房价默泪中……）

时光荏苒，当年风风火火的湘妹子，也变成了银发老人。人变老了，没变的是年轻时的发型↓↓

除了发型，直言快语的性格也一直没变。一次，有人建议王海容写写回忆录挣挣稿费，却被她一口回绝：“我不写。我要写就写真话， 我一说真话就得罪人。”

王海容一直未婚，与母亲和弟弟一家住在一起。平日里，她喜欢买菜做饭，为老母亲下厨，神奇的人生也最终回归平淡与朴实。

2017年9月9日，王海容辞世，享年79岁。

王海容留下的不仅仅是一段段外交往事，更是令人难忘的女性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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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毛大大图片：700多张的照片中，有400多张是她拍的

2017年11月26日，新中国摄影史上的一个神奇人物去世了。目前对外公开的700多张毛泽东的照片中，有400多张是她拍的。她就是最著名的“红墙摄影师”，被称为“红色世纪波”的女摄影家——侯波。

那张著名的《开国大典》照片就是出自侯波之手。

她曾回忆拍摄这张照片的每个细节。

开国大典那天，上午不到10点,我就先到天安门城楼上看地形，快到中午的时候，苏联专家带着彩色纪录片的拍摄设备也都纷纷就位。因为下午两点在中南海勤政殿，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布就职并举行第一次会议，我又急着赶回去拍照片。2点半多拍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我再赶到天安门跟着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们一起登上城楼。等我上去一看，好位置都被他们拍纪录片的摄制组占了。那天有两个摄制组拍彩色纪录片，还有一个组是拍黑白纪录片的，加起来有好几十人。

大概下午2点50分，毛泽东大大等和国家花花乘车到了天安门城楼下，从天安门城楼左侧一步步走上来。当毛大大踏上最后一个台阶时，大喇叭里传来播音员丁一岚和齐越的声音：“毛大大来了！毛大大来了！”军乐奏响《东方红》……我赶紧把相机对准了毛大大，一边拍一边往后退，还要不断地调整焦距和光圈，生怕误了每一个重要的镜头，那可就犯下了大错误。当《东方红》第三遍奏完的时候，毛大大和其他花花正好到达了天安门正当中的位置。国歌声中，毛大大亲自按动了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那时我才25岁，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毛大大等中央领导站的位置在天安门城楼的前廊上，那时候天安门城楼前廊的围栏不像后来那样修有齐胸高的汉白玉护栏，当时只是覆着琉璃瓦的矮墙。我们都是身子紧靠着城楼的矮墙拍照。有时为了能拍到花花的正面，只好冒着危险把身子探出矮墙。而且按完快门后就得赶快蹲下来，以免挡住下面群众的视线。毛大大讲话的时间很短，根本来不及选择最佳位置就得按快门，可是即使这样，选取背景的程序也是不能省略的。只能把过程缩短，甚至缩短为一瞬间，这样捕捉到的背景才会是自然的，没有任何矫饰的。

毛大大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时，我觉得大大讲话的声音比平常有点变调，就是激动了。大大讲这些话的时候，大家都流着眼泪，我当时也感动得流了眼泪，大家心情都非常激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有1000多人，大家都眼含着热泪，庆祝有这么一天。城楼下30万欢腾的群众更是情绪高昂。人群、旗帜、彩绸、鲜花汇成了喜庆的海洋。天安门广场上，“毛大大万岁”“人民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一片，感人至深。我也激动了，什么也顾不上了，只想把这一气势宏伟、鼓舞人心的场面给拍下来。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地方有限，再往前是不可能了，往后退再也没有地方，那时候我什么也不顾了，就在我上半个身子探到墙外面的那一瞬间，周恩来总理抓住了我的衣角，等回过身来见是周总理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总理一边拉着我的衣服一边说：“要小心，要小心，要是你真掉下去的话，那开国大典这件大喜事就太丢人了。”

那天，我完全融入到喜悦庄严的氛围中去了，端着相机，不断地变换着角度，将这些开国领袖们的精神风貌、神采，定格在胶片上！

侯波是山西夏县人，1924年9月17日出生，曾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摄影科长、新华社摄影记者。1949年至1961年，她担负为和国家花花拍照的任务。她的传世佳作还有很多↓↓

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滨，1954年。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在中南海紫光阁，1954年。

毛泽东向朱德授元帅军衔，1955年。

毛泽东畅游长江，1956年。

毛泽东畅游湘江后在农家门口与小孩逗趣，1958年。

毛泽东和韶山中学的师生们，1959年。

毛泽东和邓小平，1959年。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真、陈毅、邓小平正在聚精会神看一本古书，1960年。

陈云、邓小平畅游颐和园，1952年。

侯波能够进入摄影圈，拍出这么多经典之作，与一个人分不开——她的丈夫徐肖冰。

徐肖冰同样是位出色的摄影师，也留下了许多名作。↓↓

毛大大在抗大讲“论持久战”，1938年。

彭德怀在“百团大战”时，在山西前线哨所观察敌情，1940年。

毛泽东与朱德在的七大，1945年。

徐肖冰比侯波大8岁，浙江桐乡人。正是受他的影响，侯波才进入摄影圈。

抗战时期，侯波像当时的很多进步青年一样，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先后在延安边区中学、延安大学、延安女子大学学习。有一次，她和几个女大学同学到延河边散步，徐肖冰迎面走了过来。同学向侯波介绍说，这就是大摄影师徐肖冰。当时，不到18岁的侯波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对我说这些？”后来才明白，是同学有意介绍他俩相识。

那个时候，没有多少时间谈恋爱，流行“闪婚”。“我们选了一个晚上，买了些红枣，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馒头切成片，晒干当饼干。大家聚在窑洞里为我们祝贺，就算结婚了。”

1942年2月，徐肖冰、侯波在延安清凉山下的窑洞里，喜结连理。

抗战结束后，侯波跟着徐肖冰来到当时位于黑龙江鹤岗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现长春电影制片厂），并被分配在摄影科当科长。就是在这里，侯波开始向丈夫学起了摄影。“随着工作的需要，拍摄难度越来越大，机器也更复杂了，有问题时，我就回家向徐肖冰请教，取景、采光、洗印等等，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

1949年，侯波先后转任北平电影制片厂摄影科科长、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摄影科科长。丈夫则调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参拍《毛大大朱总司令莅平阅兵》《新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的诞生》等纪录片。

进入中南海后，侯波专门负责为国家花花拍照。毛大大认识侯波便是通过徐肖冰。

一次，毛大大的机要秘书打电话给徐肖冰，要求马上把大大接见客人的照片送到中南海。当时，侯波帮忙拿着照片一起去了。毛泽东把接见的客人送走之后，主动邀请徐肖冰、侯波到一个小亭子里休息。毛泽东问侯波是谁，徐肖冰说是他爱人。毛泽东一听笑了，接着又问侯波是哪里人，她说是延安人。毛泽东说：“看来你也是吃延安的小米长大的，好好为人民服务啊。”

临走前，毛泽东主动要求跟他们夫妻俩拍一张照片。拍照前，侯波和徐肖冰主动站在了毛泽东的两边，毛泽东对侯波说：“你是半边天啊，你得站中间。”侯波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949年6月10日，毛泽东那天的样子她终生不忘。三个人的合影也一直被夫妻俩珍藏着。

1949年，徐肖冰、侯波与毛泽东合影

毛泽东生气的样子，她也记得很清楚。她一直想拍摄毛泽东看书的照片。一天，毛泽东的侍卫长李银桥告诉她，老人家正在书房看书，状态不错。等她扛着摄影器材过去时，画风就变了。毛泽东拍着桌子对一位将军大声叫道：“有下一次，你就不要来见我。”侯波心想，还是别自找苦吃了，撤吧。还没等她转身溜走，毛泽东就冲她吼起来：“干什么，没看见我有客人吗？”

麻烦不止于此。“有时领袖们不爱拍照。于是，我就只能偷拍、抓拍，甚至把照相机藏起来拍。”侯波说。

“文革”期间，侯波被江青点名称为“坏分子”，并被造反派认定为混在内的“假员”，后被下放到山西中条山区劳动改造。“他（徐肖冰）那时稍微自由一点，不用再挨批斗。” 徐肖冰给她寄过几次粮票，天气冷了，还给她寄去棉鞋，并在鞋里塞了几块糖果。那时候，糖果还是稀罕的东西，造反派不仅把糖果没收，还训了侯波一顿。侯波虽没吃上糖，但徐肖冰的情意，她分明感受到了。“他给我寄糖果的意思就是要我好好地生活，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个年代不兴说什么爱不爱的，可这不是爱情又是什么呢？”

1991年3月在杭州为彭真拍摄的一组照片，是侯波最后拍摄的新闻图片。徐肖冰回忆说：“当时她已经67岁，离休了，是彭真同志打来电话请她一块去杭州，赶去拍照的。”

一张照片上，彭真坐在窗前捧读鲁迅先生的作品，整幅画面凸显了老一辈革命家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另一张照片上，彭真推着夫人坐的轮椅缓缓而行，前方是一大片树林，一条整洁的小道，令人感受到革命伉俪情深意笃的生活画面。

“做了这么多年的摄影工作，我悟到了一个道理。”侯波说，“我在为伟人寻找背景拍摄的时候，伟人们已经做了我的‘背景’；在他们的背景之下，我才能记录下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中国有许多优秀的摄影师，由于历史的偏爱，我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幸运者。”

退休之后，两位老人将一生创作的珍贵电影作品、摄影作品以及收藏品2700多件，捐献给了徐肖冰的家乡——桐乡。社会各界还为他们多次举办摄影展。2009年10月，徐肖冰去世。5年后，徐肖冰·侯波纪念馆在桐乡开馆。如今，这对伉俪都走完了人生路，把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故事永远留在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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