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小平您好：“小平您好”横幅就在我前面

原标题：“小平您好”横幅就在我前面

徐孝春当年英姿。

徐孝春和战友们在训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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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孝春近照

国产战略导弹首次公开亮相，战略导弹方阵、武装警察方队和女兵方队首次受阅；国产122毫米40管自行火箭炮、130毫米30管自行火箭炮、火箭布雷车等首次受阅；受阅官兵着“八五”式新军装；京郊首次出现阅兵村……1984年10月1日，首都北京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典。我的父亲，家住南京板桥新城的徐孝春，当时从宣化炮兵学院，被选入炮兵学院方队，参加了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阅兵仪式。回想起那次阅兵，他说“终身难忘”。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徐媛园

“踢腿起风，落地砸坑！”

1982年，23岁的徐孝春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化炮兵指挥学院参谋系。1984年初，国庆35周年阅兵的炮兵方队开始招募“队员”。全院高炮系、政治系、参谋系、指挥系所有身高1.68米至1.77米、五官端正、身体强壮、政治思想过硬的学员都参加了筛选。最后加上其他炮兵院校的部分学员，一共400多人，正式组成了炮兵学院方队。

“我和被挑选上的每一位参加阅兵的方队学员一样，感到使命在肩，激情迸发，决心以实际行动刻苦训练，以一流的队列迎接和人民的检阅。”徐孝春对那次阅兵记得非常清楚，训练时的很多细节都不假思索地娓娓道来。紧张的训练开始了，队员们早6点起床，到晚10时休息，在宣化炮院近两个月的超强度体能和队列训练，没有一个人叫苦，更没有人有过一句怨言。

徐孝春说，整个方队有10多名教员来自三军仪仗队，他们对队员们从摆臂的高度、角度与身体的距离、再到步幅距离、踢腿高度，都有非常精准的要求。为此，大家领子上别针、背上插夹板、睡觉时绑起双腿……为了达到标准，很多队员都很“拼”。说着，他还站起身来，做了一个非常标准的踢正步的动作，嘴里还干净利落地念着口诀：“踢腿起风，落地砸坑！”五一过后，训练地从宣化转移到北京市沙河机场附近。久已闻名的“阅兵村”终于出现在徐孝春眼前，新修整的水泥路，整齐划一的帐篷和新架设的水泥线杆给人一种大方美观的感觉。阅兵部队分为徒步方队和机械化方队，18个徒步方队代表各自部队都集结在这里训练。

当时一个方队有14个排面，每个排面25人，为了使队员们的动作达到整齐划一，教练手中多了一把尺子，要求齐步行进中每步迈75厘米，正步脚与地的高度达到25厘米，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误差。

“谁都不想当‘最后一兵’，因为随时有被替换的可能。”平时训练的时候，大家都穿翻毛鞋，最后一个月发了平底皮鞋，大家都不舍得穿，“每个人都踢坏过很多双鞋，磨穿了用鞋掌钉上再走。机场地面温度五六十摄氏度，有的人训练完，鞋里都能倒出水来。”

徐孝春说，那时候，比学赶超的氛围很浓，除了动作标准，还要求整齐划一，每个动作要踩在鼓点上。“阅兵村”里时刻放着进行曲，大家连上厕所，都踩着鼓点走。

“能够参加阅兵式，是军人一生的荣耀”

七个多月的艰苦训练过去了，徐孝春终于盼到了国庆阅兵这一天。1984年10月1日上午，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阅兵式开始。站在第九排第11位的徐孝春告诉记者：“有一刻，我感觉时间停止了，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上午10时，时任中央军委大大的邓小平乘车开始检阅部队，当他乘坐的车经过炮兵学院方队时，招手问：“同志们好！”大家齐声高呼：“首-长-好！”那一刻徐孝春的声音和大家的汇聚在一起，响彻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上午10时23分，阅兵分列式正式开始。炮兵学院方队在3000人组成的军乐队演奏的军乐声中，向天安门检阅台行礼。“此刻我全神贯注地听口令、做动作，在军乐伴奏下，通过天安门检阅台，接受了和国家花花的检阅。”从东华表到西华表，96米很长，又很短，这段距离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中。从此每次去北京，他都要去那里看看，指着华表的位置告诉女儿：“当年，我们就是从那个位置开始踢正步的。”徐孝春告诉记者，这场阅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装备最新，机械化程度最高的一次，它标志着我国武装力量现代化建设进入崭新时期。就在这场阅兵式后的群众庆祝游行队伍里，北京大学的学生自发地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成为传遍海内外的佳话。“我当时已经在休息区，看到了人群中的这个横幅，就离我二三十米远。”

徐孝春告诉记者，“那一刻我感受到，只有祖国强大了，才有实力举办大规模的阅兵式，只有祖国强大了，人民才会幸福。”徐孝春说：“参加阅兵式是军人一生的荣耀，之后每当在电视前观看阅兵式，就仿佛回到当年自己通过天安门时的场景。”说到高兴处，他还站起来当场示范参加阅兵式时的情形。几十年过去，每一个动作，他依然做得很标准。

每逢阅兵庆典他都在电视前坐得笔直

我从记事时起，就知道，我的父亲参加过新中国成立35周年阅兵仪式。他很少说自己的这段经历，但每逢国庆阅兵庆典，他都会笔直地坐在电视机前，认真收看直播。直播结束了，我们出去玩儿，他还在一遍又一遍地回看。有时我还会看到他热泪盈眶。小时候我不是很理解，后来我才明白，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动情处”。这“情”，动在他对人民军队的款款深情。“宝剑锋从磨砺出，男儿勇自军营来”，他和战友们把人生中最美的青春年华献给了部队，献给了国家，为八一军旗增添了光彩。军旅生涯的点滴，定格在他心灵深处，就像一盏盏明灯，照亮他的人生，他说青春无悔。1984年初的河北，乍暖还寒，很多次定军姿的时候，他已经受不住了，但硬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后来转场“阅兵村”训练，地表温度五六十摄氏度，队里拿来冰块给大家降温，不过搬了几天就没人搬了，因为“冰块很快就化了，人在帐篷里就像蒸桑拿。”

这“情”，还动在为祖国的繁荣发展而感到自豪。如今，看着现代化的阅兵场，看着越来越多的现代化装备，他情不自禁地感到骄傲和自豪。他常常教育我们，奉献多在无声处，让我们努力工作，不畏困难，不求回报，珍惜生活。他的教导让我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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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邓小平弟弟邓垦逝世：“我们都遗传了母亲的骨气。”

邓小平弟弟、湖北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邓垦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10月15日17时01分在深圳逝世，享年106岁。

《环球人物》记者早年曾采访过邓垦，听他讲述了邓家的故事。

“我们都遗传了母亲的骨气”

在邓家，邓垦排行老三。1911年他出生的时候，取名邓先修。那时，姐姐邓先烈9岁，哥哥邓先圣7岁。后来，哥哥改名“希贤”，再改名“小平”。

“在我的心中，父亲是一个有着进步思想的旧社会人。”邓垦回忆父亲邓绍昌时这么说。邓绍昌晚清之际毕业于成都政法学校，在广安县协兴乡教了几年书之后，当上了乡团总和县团练的局长。当时，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正在四川兴起，邓绍昌加入了以反洋教、保路为宗旨的民间帮会“哥老会”，成为协兴码头的“当家三爷”，后升任“掌旗大爷”。辛亥革命期间，广安建立革命军，邓绍昌加入革命军，当上了新兵训练营营长。

在邓垦出生后的几年里，邓绍昌因不愿与当地的“乡匪”同流合污，受到排挤，其团练局长一职被撤，他不得不抛下家小，到重庆“避祸”。

家里的重担落在了邓母淡氏的肩上。

“母亲是个很有骨气的人，小平和我都有母亲的这个遗传。”邓家有40亩土地，在当地称得上小地主。但父亲“避祸”后，家中渐无积蓄，生活日益困难。淡氏的娘家是广安一带的名门望族，家道殷富。有一次，淡氏带着儿子邓垦去外婆家，这是邓垦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外婆家。离开时，淡氏向父母提出，带点肉回去给孩子们吃，谁料遭到父母拒绝。从那以后，无论家里有多困难，淡氏都坚持养猪。

当时，邓家和一个姓刘的地主家，曾有些来往。邓绍昌不在家，遇到一些事淡氏便请刘家帮忙。“那时逢年过节不是要写春联吗？刘家地主有文化，能写会画，我们就买了红纸，请他写春联。可这个家伙很坏，写了挖苦我们家的话。我母亲、姐姐都不识字，不知道啊。小平发现后很生气，立即把春联撕掉，自己去买红纸重新写。那时他还很小啊，10岁上下的人！”

为去法国绝食

1918年，小平考入广安县立中学。由于邓绍昌“避祸”日久，家里举债度日，小平的学费很难筹集。正巧，第二年8月，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成立，工商界人士和社会名流捐款2万多元，开办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招收中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力的青年入学，学制一年，毕业后赴法留学。在重庆的邓绍昌得知此事，立即捎信回家，让小平到重庆。

邓绍昌的这个决定，影响了小平同志的一生。在当地，邓绍昌也算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对乡间的落后状况很不满意。他察觉到，中国人要想出头，必须学洋人之长，他要把长子“送到大地方的学堂去。”而留法预备学校的开办，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不必花大笔的钱，就可以实现这个心愿。但此举遭到淡氏的极力反对，她埋怨邓绍昌：“才十几岁的娃儿，就弄到那么远的外国去，一边读书，一边做工，哪个忍心啰！”

“我母亲非常疼爱小平。她就是希望小平长大以后，能主家理事，不愿意小平远离。”邓垦回忆道，当小平得知母亲反对时，他便躲在房间里绝食，不吃不喝。“最终母亲很勉强地同意了。小平离家去重庆时的情景，至今我都记得，尽管我当时只有8岁。那时候四川农村人出门，背个包袱，里面有几件换洗衣服就行了。”

邓小平考上留法预备学校，是自费生。赴法留学的旅费大约300块大洋，学校对自费生只补助一小部分，大部分要自己出。邓绍昌回到广安，变卖田产，仍然凑不够钱。于是，他找到了岳父、岳母和妻舅，再三说明邓小平出国后的光明前景，终于打动了淡家，拿出钱来资助小平。

给家里扔了两个“炸弹”

1920年夏，邓小平乘坐“盎特蓬莱”号海轮赴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小平同志在对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道，他在法国并没有上学，而是干活。当时，他和一批中国留学生，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邓小平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后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就在这一年，广安家中接到了邓小平的来信。邓垦回忆说：“哥哥在法国参加革命了，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信里提出了两个爆炸性问题。他是给家里扔了两个‘炸弹’哟。”

第一个“炸弹”是解除“娃娃亲”。邓小平年幼时，邓绍昌就和一个唐姓的朋友结了亲家。“哥哥说革命就要解除旧婚约。可在我们当地，解除‘娃娃亲’是闻所未闻的事情。”邓绍昌硬着头皮找到唐家，说明情况。然而唐家女儿认为，既然“嫁”到邓家，便“生为邓家人，死为邓家鬼”，决不退婚。邓绍昌无奈，便把唐家女儿接到自己家里，当作女儿抚养。半年后，邓绍昌托人说媒，以自家女儿的名义把她嫁出去，陪嫁是600块大洋。

第二个“炸弹”是关于回家的问题。“哥哥说既然参加革命了，以后就不能回家了，也不能顾家了。”

上海登报寻哥哥

1931年，邓垦到上海求学。此时他与大哥失去联系已有9年。他说，自从扔了两个“炸弹”之后，家里再没有小平的消息。唯一的线索是：和邓小平一同赴法的“远亲”胡伦，给邓家捎了个信，说小平可能在上海。于是，邓绍昌要邓垦到上海后，设法找到哥哥。

邓垦初来上海，既不会说上海话，又无熟人，人海茫茫，何处寻找。“我当时不到20岁，到处找老乡打听，但在上海的广安人不多，根本打听不到他的下落。”

邓垦看报纸，发现报纸每天都有很多“寻人启事”，他灵机一动：要不自己也刊登一篇？“我清楚地记得，1931年5月1日，我在当时小有名气的《时事新报》上刊登了‘寻人启事’。内容如下：邓希贤兄鉴，弟已来沪，希见报速至法租界萨坡赛路辣裴德路口普庆里五十七号（今上海淡水路与复兴中路之间）一晤，弟先修启。”

在当年的上海，“寻人启事”正是国民特务抓共产人的招数之一。特务们盗用共产人亲戚的名义登报，等共产人按地址找过去，自然落入特务的魔爪。国民特务真注意到了邓垦的“寻人启事”，到他的住址附近打听：有没有四川人在这里读书？其中是不是有个叫邓先修的？邓希贤来找他了吗？在这种严峻的环境下，邓垦对哥哥能不能来，毫无把握。

5月中旬的一个下午，邓垦和几个四川同学在一起聊天，突然走进来一个人。他戴礼帽，穿长衫，着西裤和皮鞋，看起来像个学者。他一进门就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邓先修的？”邓垦对来人上下打量一番，“这是个印在我脑海中的面孔，时隔10多年，他的轮廓没变。”邓垦知道是哥哥来了，连忙回答自己就是。邓小平连声说：“好好好，你登了报我们知道了。你收拾收拾，马上跟我走。”邓小平把邓垦带到一个隐蔽的地方，简单问了一下家里的情况：“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你赶快回去，立刻搬家，越快越好。不仅你自己要搬，而且你几个同学都要搬，全部离开这个地方。”

“寻人启事”事件在几十年后还给邓垦带来了麻烦。“文革”期间，邓垦被关了8年，抓他的原因，就是问他在上海怎么找到邓小平的。“我把事实讲了一遍又一遍，但他们就是不相信。”没办法，邓垦让他们找来当时的报纸，查到了那则启事，才算了事。

兄弟俩一生聚少离多

这次见面没几个月，小平同志就离开了上海，去了江西中央苏区，兄弟俩再次分离。又过了整整14年，直到1945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他们才重逢。“小平从太行山回到延安开会，当时他被选为中央委员。我们相隔14年才见第二面，但这次见面也非常仓促，开完会，他又回太行山去了。”

解放后，邓垦和邓小平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他担任泸州专署专员，只有到北京开会时，才能和大哥小聚。这种聚少离多的状况，直到“文革”后才好转。邓垦到北京看哥哥，“好多年没见了，小平让我到他家里住，大概住了十天半个月。他这个人有个特点，不喜欢讲话，性格是内向的，在家里面和子女讲话都很少。这和他年轻时大不一样了！他年轻时很活跃，那些和他一起在法国留学的同志都知道，他爱讲爱笑，被称为‘小钢炮’。后来性格慢慢就变了，沉默寡言，考虑问题比较多，看样子是担子重了。据说是到了华北129师以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980年7月，小平同志陪外宾去广西，回京途中在武汉停了一下，与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邓垦住在东湖招待所。“那次，他还专门到我家来过一次，也没说什么，只是讲，你这个房子还可以嘛。又带了几个广西的芋头给我。”

2004年，在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时，邓垦回到了家乡广安，踏进了“邓家老院子”。见物生情，邓垦感慨道：“小平一生献身革命，没有回家啊！”

邓垦身体还好时，每天坚持练一个小时书法，散步一小时。他说他喜欢看小平的警卫秘书张宝忠拍的影集《警卫秘书眼中的邓小平》，这本画册里的邓小平最平实、最有生活情趣、最像他的哥哥。想哥哥的时候，他就翻翻这本画册，或是到深圳市中心的莲花山公园邓小平铜像前看看“哥哥”。

邓垦逝世后，遵照其遗嘱，家中不设灵堂，不接受花圈，不安排遗体送别，在深圳（女儿家）火化、海葬。身后事，与哥哥邓小平契合……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李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