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吴英案最新消息

原标题：吴英案刑事申诉6年尚无进展 吴永正再进京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胡巍 | 北京报道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胡巍| 摄

2019年6月24日下午，北京长椿街附近的一家连锁酒店，冷气将室内外隔成两个世界。在260房间，吴永正睡得很浅，但呼吸沉重，枯瘦的身体蜷缩在被窝里，肚子咕咕作响。

外面的敲门声惊醒了他。是记者，他们约好下午3点的采访，现在是2点50分。吴永正挣扎着下床，感到浑身乏力，他确认自己真的病了，却只对来客说：“不好意思，睡着了。”

2019 年2 月6 日，大年初二，吴永正给记者朋友们电话拜年，恰逢女儿们带着孩子回娘家。《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胡巍| 摄

吴永正向记者展示用于吴英案申诉的各类材料。《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胡巍| 摄

他们开始聊他女儿吴英申诉案的进展。

事实上，没有进展。

“5月份，接到最高检检察官的电话，要我来趟北京。”吴永正说，这是6年来，最高检首次因吴英案刑事申诉联系他，他抱了“很大很大的”希望。“结果就是让我重新递一份材料！”

吴英案发的12年来，吴永正频繁进京，常常满怀希望。北京曾给了吴英案逆转的机会。

2012年1月18日，在庭审9个月后，吴英案二审即将宣判。一审她被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

再过4天就是除夕。吴英案的舆论风向，以及律师的当庭辩护，都让吴永正满怀希望：“看来法院要让我们家开开心心过春节。”辩护律师之一的杨照东也有信心，“历史上就没听说过，快过春节时向家属宣判死刑的。”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天下午大约5点40分，审判长宣读到了判决书的结尾。浙江省高院的终审维持死刑判决，这惊呆了吴永正，他坐在旁听席上久久没起身，木无表情。

那一次，他来不及失望，更来不及生病。死刑判决进入最高法复核程序后，他要尽一切努力，挽救他眼中“最聪明也最坚韧的大女儿”的生命。最终，死刑复核未通过，吴英改判死缓。

但吴永正坚持吴英无罪，也开始了更漫长的“抗争”。2013年起，他向浙江省高院提出刑事申诉，请求重审吴英案。浙江省高院既不驳回也不受理，直至今日。

吴永正在自家房内时，总是打开电视，永远是央视新闻频道。《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胡巍| 摄

采访只持续了5分钟。吴永正感觉越来越痛苦，记者提出让他干脆再睡一觉再聊，反正还有的是时间聊天。

如今要专访吴永正太容易了。但2009年4月那会儿，吴英案一审开庭，获准进入庭审现场的媒体就有50多家，参与报道的媒体则远超这个数字。就算吴永正想要尽量满足每个记者的需求，也很难实现每家媒体都获得独家专访。

总有媒体找上门，他是那些年的公众人物。

记者们喜欢吴永正。因为他知无不言，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且表达直白，采访他总能有料。

更重要的是，吴永正能尊重对立的观点，对质疑他的记者也能包容。资深媒体人、《吴英：亿万富姐的罪与罚》一书的作者万茵并不认同吴永正的“吴英无罪论”，他认为吴英被认定为集资诈骗罪也许不恰当，但仍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吴永正12年的努力，均围绕“无罪”二字展开。尽管在这一核心问题上与吴永正意见相左，但并不妨碍万茵成为吴家人最信任的朋友。

近年来，吴永正一谈论案情，就容易动怒，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有时结识了新朋友，一圈人的话题转向吴英案，吴永正的老朋友就要提醒新人：“他要开始骂人了，你别往心里去，不是骂你。”

但只要不聊案情，吴永正又是个嘻哈老头儿，段子说个不停。即使不开玩笑的时候，旁人也常从他身上找到一种戏剧般的黑色幽默感。吴英曾撰文回忆吴永正某次探经历，父女有过如下对话：

——爸，好想你！身体好吗？

——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吴英一时噎住，只好继续没话找话。

——我现在挺好的，你放心。

——你在里面好个屁！

吴英描述道：“这下子，我手足无措，彻底语塞……”

其实，这段对话也是父女之间少有的除案情以外的交流。在吴永正眼里，聊情感、谈生活，似乎是吴英母亲、妹妹及其他亲戚的任务，“我只跟她分析案子”。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申诉事宜进展寥寥，停留在法律和案情分析交流的父女俩聊天的内容越来越少。吴永正有时候甚至放弃了每月一次的探。

吴永正又睡着了，头枕在胳膊上，脸朝记者，似乎还想维持对话的姿势。肚子依旧咕咕作响，脸色黑沉，发型全乱了。

吴永正白天很少乱掉发型。

在浙江东阳的乡下老家，他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屋外前坪。扫地时揣着把梳子，扫一小片就停下梳梳头。等地上干干净净，头发也整整齐齐。

从2007年开始进入媒体镜头，吴永正就没换过发型。事实上，这一发型保持了30年以上。

吴永正1955年生人，年轻时做包工头，在那个年代，属于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有个差不多同龄的理发师给他剪过一次头发，他很满意，不打算换发型了。理发师后来搬了店铺，吴永正找不到，只能要求其他人继续照这样子剪。

再后来，理发师成了当地业界名人，很多顾客都是当地政界的领导。

吴英案发后，半老的吴永正与理发师重遇，他一眼认出了他。

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一些帮助过吴永正的人也渐行渐远。吴永正始终心存感激，他已经欠了一屁股债，唯一的经济来源是二女儿吴玲玲及其丈夫，但吴永正也怕连累他们。理发师接过接力棒，近年来常伴左右。

除了发型，吴永正在生活中有很多东西一成不变：2013年以来，每次进京都住在长椿街的同一间酒店；坐在自家房里时，总是打开电视，永远是央视新闻频道，他顶多调一下音量……

不过，他到底还是换过一次发型。

2014年7月30日，因涉嫌诬告陷害东阳市副市长，吴永正被东阳警方刑事拘留。一张他在拘留期间的照片流出：剃了个平头，面带微笑。

彼时，官方为吴永正请了一位援助律师，他刚见律师就将其解雇了。对于遭遇拘留的各种可能，吴永正时刻做好准备：此前，他在一张空白委托书上签了字，存放在相熟的律师那里。

理发师一度被要求配合调查：“我什么都不怕，他们问什么我都如实回答，知无不言。”他认为真相越是公开，问题就越容易解决。

后来，东阳市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公安局批捕吴永正的提请。在被无罪释放前后，东阳警方向媒体透露，吴永正涉嫌在2009年至2014年嫖娼，5年内嫖资高达20万元，但暂缓处罚。

吴永正未承认过嫖娼，女儿吴玲玲也向媒体否认。   

吴永正在吴英购置的一套别墅内，这栋别墅本打算用于吴英名下本色集团办公，装修好还没来得及入驻就案发了。多年空置的房内，天花板涂料往下掉落。吴英正式服刑至今已7 年，但资产处置迟迟未完成。《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胡巍| 摄　

记者等着吴永正睡醒。他百无聊赖，翻阅起吴永正留京期间购买的2份本地报纸，分别出版于6月16日、23日。当天的头版头条分别关于北京新机场线列车试运行、北京市气象局发布高温蓝色预警。

正如所有的公共话题，随着岁月流逝，吴英案的新闻热度越来越低，刊登在报纸头版头条的机会已几无可能。

就连报纸都在消亡。

2012年，吴英案在最后死刑复核阶段改为死缓。当其时，吴英案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质疑吴英死刑判决的报道铺天盖地。

同年全国两会期间，关于吴英案的提问出现在了总理的记者会上，至今仍被很多新闻人乐道。在总理记者会上发问从来都是极其宝贵的机会，而吴英案又是敏感话题。

时任总理温家宝的回答十分巧妙，他表示自己注意到社会对吴英案的关切，并谈了吴英案的启示：第一，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和处置原则应该做深入的研究，使民间借贷有明确的法律保障。第二，对于案件的处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最高法下发了关于慎重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通知，并对吴英案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第三，反映了民间金融的发展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不适应，应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

温家宝的这一番表态获得了经济企业界的高度赞许。这也被外界解读为“吴英有救”的积极信号。

吴永正后来一直说，是媒体挽救了吴英，没有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关切和呼吁就没有吴英案的转机。

这么多年来，每年大年初一，他都会给一些相熟的记者朋友电话拜年，包括一些已经离开新闻行业的前媒体人。

媒体对吴英案的关注持续了逾10年时间，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吴永正坚持不懈的努力功不可没。

报道吴英案的记者也在进行新老交替。一位当年报道吴英案的记者在升任副总编后，将接力棒交给了新人，将吴英10余年来的家书复印件交给年轻记者，“但过了一年多还没交稿”。

很多新记者没空或者没兴趣重新了解吴英案，在他们看来，在无新进展的情况下，吴英案已是陈年旧事。

尽管吴永正保持着约3个月去一趟北京的节奏，但约访的记者越来越少。

寂静的屋里只有吴永正体内发出的阵阵咕咕声。

　　2019 年2 月4 日，大年三十，吴永正阅读吴英从狱中寄回的家书，这是她春节前寄回的最新一封信。《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胡巍| 摄

下午5点，吴永正终于醒了。

他嘀咕了一句：“我崩溃了。”记者不知怎么接话。

吴永正接着说：“实在是失礼，我没想到是这样，确实是身体不行了。”他还是很难起身，记者给他倒了一杯水，决定取消采访，反正案情也没什么可供报道的新进展。

吴永正这次进京，与吴英案的律师田文昌、杨照东有过一次面谈。对于刑事申诉事宜暂无突破，律师似乎也没想好对策。

这是吴永正精神崩溃的更大原因。

田文昌被业内誉为“中国刑辩第一人”，一开始就关注吴英案。他指派得意弟子杨照东担任吴英案一审、二审的辩护律师。目前，杨照东也是吴英案刑事申诉的代理律师。

吴永正很清楚，他虽然也依靠媒体，但最终能发挥实际作用的，还是律师。他一直认可田文昌、杨照东的专业水准，更何况田、杨二人也坚持认为吴英无罪。

今年春节后，田、杨二人去过一次杭州，探望狱中的吴英。这让吴永正燃起很大希望，他认为，如果不是有把握，平时这么忙的律师不会跑这么一趟。

但这次进京，无论是最高检、律师，还是记者，都没给他带来好消息。

这么多年，吴永正最爱重复的一句话是：“要对法治有信心，要给法治社会一点时间。”这一次，他似乎失去了耐性。

下午5点15分，记者离开了酒店。

第二天，吴永正返回浙江。因为身体不适，住在杭州二女儿吴玲玲的家里。

过了一周，有北京的朋友给吴玲玲发微信：

——你爸爸康复了吧？

——好多了，但还是不舒服。

——去医院检查出什么问题了？

——不肯去。

2016 年3 月，吴英从狱中寄出的家书写道：“今天，我见了蔺伯伯（吴英案代理人之一蔺文财）后心里很不好受。蔺伯伯说爸爸真的很可怜，那天与老爸见面的时候，口袋里只剩下二百元钱，蔺伯伯给了爸爸一万元钱，爸爸没有收。听到这件事后我很难过，爸爸在外面到底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2019 年春节前后，吴永正对新的一年充满期待。他想到，去北京办事少不了花销，除夕前，到一位老朋友家里借了5 万块钱。吴英改判死缓后，他很久没向身边人借钱了。

2019 年6 月16 日，星期日，那是夏日里难得凉爽的下午，吴永正乘坐的高铁抵达北京南站。他心情好极了，因为“6 年来，最高检首次过问吴英案刑事申诉事宜”。从杭州出发前，他给几个北京的朋友打电话说：“看样子有转机！”

朋友们将信将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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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王珉最新消息：王珉受贿1.46亿获刑无期 仕途辗转三省命运浮沉

苏州“一把手”的经历让王珉积累大量企业人脉，在他主政吉林、辽宁时，大量江苏企业北上投资。不过，招揽投资的同时，对他以权谋私的指责不绝如缕。

《财经》记者 白兆东 尹岳 《财经》特约撰稿人 徐霄桐 张玉学/文  李恩树/编辑

2017年8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王珉受贿、贪污、玩忽职守案一审宣判。王珉因受贿1.46亿余元，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王珉发迹于高校，自进入政坛起一直在地方辗转任职，先后执掌苏州市和吉林、辽宁两省权柄，是名副其实的地方大员。与大多数“能吏”一样，他风格鲜明，伴随争议。他曾试图在不同地方复制成功经验，结果迥异。

王珉早年以国企改革之能扬名苏州，之后北上吉林后操刀国企改制。在他任上，苏州、吉林分别有1034家和3366家国企完成改制。在疾风骤雨般的改制推进过程中，不乏一些“超常规手段”，这些弊端在2009年的通钢改制事件中爆发，王珉也从吉林黯然离场。

苏州“一把手”的经历让王珉积累大量企业人脉，在他主政吉林、辽宁时，大量江苏企业北上投资，对此，他本人并不讳言。不过，招揽投资的同时，对他以权谋私的指责不绝如缕。王珉事发后，不少企业也卷入调查之中。

（王珉庭审图，图源：人民网）

从教与从政

1950年出生的王珉，出身安徽淮南书香世家，祖父曾是旧时军队将领，父亲王积是著名医学专家，曾任淮南市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珉原籍为安徽长丰县水家湖乡王家圩。王家圩原属寿县，后划归淮南市大通区。王家在寿州（现称寿县）是书香门第。王积所作的《回忆录》称，王珉的祖父王庆云，21岁考中秀才，26岁经复试被荐为贡生，在北伐战争中，加入革命组织，任起义军淮上军的总司令。北伐成功后，他自认是个读书人，不愿卷入官场，在上海法租界隐居多年。

王珉一辈或受王积影响，子女中除王珉外均从事医疗相关工作。王珉生于淮矿，幼年从托儿所到小学、初中，均在当时淮南矿务局所在地九龙岗度过，接触之人多为矿山子弟。初中同学回忆，王珉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班里担任学习委员，“王珉任辽宁省委书记时，我的几个同学曾去找过他，他对老同学很热情，一点官架子都没有”。

1979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研究生招生，王珉被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毕业后先后在淮南煤炭学院、南京航空学院任教，1994年，在高校任职13年后，毫无从政经历的王珉突然出仕，担任正厅级的江苏省省长助理。这时距他出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常务副校长仅一个月。

王珉在江苏执政10年，对江苏充满感情。在卸任辽宁省委书记退居人大二线后，王珉并未回淮南祖籍，而是长期居住在苏州。因王珉在东北任职时长于招商引资，许多江苏企业到东北投资，诸多江苏商人和王珉产生交集。

2002年5月，出任苏州市委书记，兼任江苏省副省长，当年8月又升任江苏省委常委，次年初于地方“两会”时卸任副省长。

多名苏州的政商界人士对他的印象是，“有学者风度，衣着随便，不修边幅”。苏州一名商界人士说，王珉在苏州有三件事令人印象深刻：国企改制、苏州老城区改造、提高公务员福利。

2000年前后，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各地国有资本依然占比较大，许多国企步履维艰，经济强市苏州也不例外。苏州的国企改制虽然起步很早，但王珉接任时，仍有大量市属企业改制滞后。

据苏州市体改办当时发布的数据，苏州市属企业2001年的亏损面就达57％，当年亏损总额4.5亿元；另外还有大量的潜亏、坏账、对外投资损失等不良资产和不实资产，停产、半停产企业近400家，占到企业总数的40％以上，由此造成国有（集体）资产严重缩水。此外，大量职工下岗，企业拖欠职工医药费和工资1.86亿元。

国企改制，是王珉到任苏州首先面对也亟须解决的烫手山芋。王珉在一年半时间里，成功完成任务。2002年9月17日，上任四个月的王珉召开大会启动苏州市属国有企业改革。一年半后，王珉交出的成绩单是：苏州完成全部1034家市属企业的改制，涉及评估总资产267亿元，净资产46亿元，11.3万国企职工身份全部置换。

苏州的国企改制并非一帆风顺。苏州最大企业之一的苏钢集团，当时员工近万人，引入的改制方是方正集团。苏州高新区管委会当时的一篇新闻稿称：“苏钢当年正式分流职工3751人，身份置换职工3599人。”改制过程中，受到苏钢集团不少员工抵制，曾经发生一个联营厂上千员工“包围”企业高管的冲突。当时工人们围着总经理提出诉求，时长约24小时。就此事件，王珉态度坚决，指示不许退让，工人最后无奈散去。

此后的吉林通钢事件，像是这场风波的翻版，只不过两者结局迥异。

至2004年10月调任吉林省，王珉主政苏州不到两年半时间，但他已获得许多苏州政商资源，为他日后浮沉东北埋下伏笔。

掌舵吉林

2004年10月，王珉转任吉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珉主政吉林，应是被寄予借助其“苏州经验”振兴吉林的打算。就在王珉北上一年前，“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被列为国策。2004年3月，国务院振兴东北领导工作小组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提出了四个重点工作，“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切实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

在苏州改制国企和对外引资中表现出色的王珉是否因此脱颖而出获得晋升机会，不得而知。但可以看到他的执政成绩与振兴东北的四个重点暗合，王珉之后在吉林的施政也大抵依照了前述四个重点展开。

从富裕的苏州到落后的吉林，王珉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执政环境和目标。

时任吉林省常务副省长王儒林曾在2003年撰写了《加快调整与改造全面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一文，其中提到当时吉林面临的难题：到2001年底，吉林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拥有资产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86.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1.3个百分点。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的工业企业资产仅占1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2个百分点。同时其资产负债率比全国高出4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比全国高出20％。

显然，王珉面对的是比上任苏州时更复杂的情况。苏南官员走马内陆，首先要调整的是自己的心理预期。

据《廉政瞭望》报道，在制定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草案时，吉林省发改委原想在2004年基础上增长20％，王珉觉得太低了，应该增加一倍。发改委的负责人表示压力很大，但王珉认为，即便增加一倍，这增速也比苏州慢多了。

王珉提出吉林经济发展要从“快走”变“快跑”，实现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赶超。首先倚重的便是招商引资。主政苏州的经历为吉林招商助益不少。2005年起，江苏众多民营企业进入吉林投资，开拓市场。2008年，王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承，“很多人是来看看老书记，看能不能投资。”

这在后来成为受人争议之处。反对者质疑王珉为江苏尤其是苏州企业在吉林谋利，支持者认为借助过去资源为主政地带来投资无可厚非。

王珉主推的另一项政策是国企改革。前述王儒林撰写的文章中称吉林405户国有大中型企业中有146户需要关闭破产，需核销银行呆坏账160亿元，涉及职工21万人。而全省只有15％的工业企业工艺装备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水平，60％以上属于七八十年代水平，还有15％属于五六十年代或以前的水平，几无市场竞争力。王珉上任之初，即提出国有股比例在竞争性行业中降到20％，当时国有经济占吉林全省总资产比重为80％。

王珉依靠的还是他的“苏州经验”。“四到位一基本”政策成为这次吉林国企改制的基本思路。王珉希望通过国有股转让、资产变现、土地置换、引进域外资本、减免有关收费和经营城市等渠道，加速推进国企改制重组。2005年1月13日，在吉林省国企改革动员大会上，王珉要求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816家省属国有工业企业的改制任务。这816家企业涉及职工60万人，总资产928亿元，总资产负债率达82.1％，通化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通钢）名列其中。

方式仍然是招商。2005年5月，吉林国有工业企业产权转让及项目招商大会在长春召开。招商大会共签约项目115项，都是从前述816家改制企业中筛选而来，签约金额达123.9亿元。王珉主持大会，时任南京市市长蒋宏坤和苏州市副市长赵俊生亦带团参加。

王珉曾于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吉林国企改革的难度很大，工作量也大，而且企业的质量差、成本高、资金财力不足，完全靠市场来推动不可能尽快实现体制机制的创新，所以采取了一些“超常规的办法”。

改革上颇为激进的做法让王珉在媒体上获得“王大胆”称号。王珉的苏州经验在庞大的通钢、恐惧而愤怒的职工以及被触动利益的内部控制人面前，失去了效用。而王珉在吉林所取得的成就，也因为通钢原总经理陈国君之死蒙上阴霾。

血案使通钢改制遽然转身，前功尽弃。事件之后，吉林省两大主官也先后去职。2009年11月，时任省长韩长赋回农业部任部长，王珉则去了一省之隔的辽宁。

2009年11月，王珉调任辽宁省委书记。

辽宁舆论

王珉在调任辽宁的就职演说中曾表态，“在东北三省中，辽宁经济总量最大，工业化程度最高，发展的基础最为雄厚，我深感责任重大，担子很重。我将始终以辽宁人民的福祉为重，以实现辽宁全面振兴为己任，清白做人，干净做事。”

但不同于吉林的大操大揽，王珉被当地一些政府工作人员指“遭遇吉林波折后心灰意冷”，在辽宁“少有作为”。

王珉还在辽宁遭遇最多负面舆论——除辽宁省人大贿选负面，治下也曾有不少官员落马。

2014年7月7日，中央巡视组第一次巡视辽宁后，曾反馈如下问题:领导干部插手工程招投标、土地和矿产资源交易等问题突出。

反馈后不到一个月，辽宁省政协原副大大陈铁新、吉林省原副省长谷春立先后落马。在王珉任内，谷春立曾任辽宁省鞍山市委书记，后跨省升任吉林省副省长，谷在鞍山任职时被当地群众称为“谷拆拆”。

2013年1月，辽宁省人代会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后曝出在该选举中出现违反换届选举工作纪律、送钱送物、拉票贿选等问题。

2014年10月11日，中央巡视组通报了辽宁省委的巡视整改情况，其中关于选举问题的表述为，“关于省委的政治敏锐性不够强，没有从遵守的政治纪律的高度认识选举中出现的问题；对选举的复杂性估计不足，组织部署不到位问题，部分领导干部组织纪律性不强，未能坚持原则问题；拉票贿选情况较为普遍……”

贿选问题发生时，王珉担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为王阳。在王珉被宣布接受调查后的第14天，在北京学习的王阳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落马。

关于代表贿选问题，早在辽宁坊间传开，后逐渐发酵。知情人透露，此案涉及官员众多，早前王阳被点名通报批评，随着进一步的调查深入，“牵出重量级的官员”。

王珉主政辽宁期间，经济并无起色。辽宁省GDP增长幅度由2009年、2010年的14％降到了2011年、2012年9％左右，2014年、2015年更是分别只有5.8％和3％。与辽宁类似，东三省经济都经历了断崖式下降。

中国社科院一名长期关注东北区域经济的学者告诉《财经》记者，东北近年来经济断崖式下降，一是因为全国经济普遍放缓，同时重化工产业又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此外东三省以国企为主的经济形态未有改观，对经济形势的应对调整不够及时。无论如何，辽宁从东三省“发展基础最雄厚”之地，变为王珉2015年离任时的GDP增速全国垫底，王珉难咎其责。

苏企入辽

王珉执政之地不乏江苏商人，辽宁亦如此。

北上入辽的苏企包括化纤大户江苏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恒力集团）。恒力集团位于江苏吴江，集团官网显示，集团始建于1994年，原身是吴江化纤制造厂，2002年江苏恒力化纤有限公司成立。此后恒力继续扩张进入热电、酒店和地产领域。2015年，胡润研究院第四年发布“全球富豪榜”，共有2089位10亿美元以上富豪上榜,恒力集团董事长陈建华，以200亿元排名第330位，再次蝉联苏州首富。

2016年3月，王珉被宣布调查的时间前后，一条关于陈建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消息在网上出现。经多个信源向《财经》记者证实，陈建华被相关部门带走。

王珉与恒力集团的最早交集并不可知，但在2005年，长春举办“吉林国有工业企业产权转让暨项目招商大会”，彼时初至吉林但已肩负改制吉林国企之责的王珉，试图借此平台招揽资本实现改制。大会由王珉主持，在其介绍的出席企业代表中就有恒力集团董事长陈建华。而据恒力集团旗下公司网站显示，王珉在任吉林省委书记时就曾到访过恒力集团。尽管此信息内容已被删除。

王珉入辽不久，恒力集团也进军辽宁。

2010年1月25日，恒力集团与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称长兴岛管委会）签约，恒力集团将投巨资在大连长兴岛建设石化产业基地，项目分两期建设。这一项目在一开始就得到辽宁方面的高度重视，时任省委书记王珉出席签约仪式。

长兴岛位于辽东半岛中西部，四面环渤海，西与秦皇岛、北戴河隔海相望，距离大连主城区120公里，仅一桥与陆地相连。全岛面积252.5平方公里。2005年，长兴岛成立临港工业区，后更名为“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并获国务院批准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务院要求其“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服务业”。

2010年3月17日，恒力石化（大连）有限公司（下称恒力石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陈琪，注册资金58.9亿元人民币。股东是大连恒汉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大连恒汉）和恒力投资（大连）有限公司（下称恒力投资），这两家公司控制人为陈建华夫妇。

恒力石化注册成立23天后，恒力石化举行开工奠基仪式。随后，恒力石化就开始大规模建设，但当时恒力石化尚未获得国家发改委的立项核准。据长兴岛管委会官网显示，2011年4月12日，王珉亲赴长兴岛管委会考察调研。2012年2月14日，王珉再次到恒力石化考察调研。

王珉先后至少五次到恒力石化调研，省委书记如此频繁到同一企业调研，重视程度之高并不多见。

2010年3月17日，恒力石化注册成立，23天后就开始施工建设。直到2011年11月，国家环保部正式批复恒力石化PTA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该文件称，2012年1月，国土资源部下文同意产业园用地审批。2012年2月24日，国家发改委正式下文核准恒力石化PTA项目。

此时，恒力石化PTA项目已接近竣工。但依据国家发改委《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规定，“对应报项目核准机关核准而未申报的项目，或者虽然申报但未经核准的项目，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城市规划、质量督、证券管、外汇管理、安全生产管、水资源管理、海关等部门不得办理相关手续，金融机构不得发放贷款。”

这意味着，恒力石化PTA项目未批先建。

上述项目，仅是恒力石化的一期项目，两条年产220万吨PTA生产线。此后不久，恒力又开始建设二期项目。2014年7月21日，长兴岛管委会规划局发布消息，就恒力石化年产220万吨PTA项目（二期）规划方案进行公示。与一期项目类似，就在恒力二期项目规划方案公示之际，该项目工程已接近尾声。

一位当地知情官员称，缺乏项目相关手续的恒力集团，受到来自高层的照顾，才能在办理土地和建设等相关手续时一路畅通。长兴岛管委会一位官员告诉《财经》记者，“恒力石化很多手续都是后来补的，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因为该项目受王珉的重视，很多部门都是看领导意思行事。”

截至2016年，恒力集团进入大连6年，先后成立了恒力石化、大连恒汉、恒利投资、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下称恒力炼化）、恒力地产（大连）有限公司(下称恒力地产)、营口康辉石化有限公司、恒峰(大连)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恒峰公司）、恒能投资（大连）有限公司（下称恒能投资）等多家公司。

尤其是恒力炼化，项目总投资740亿元，引进国际领先技术和工艺包，年产量将达到2000万吨。2014年3月10日，恒力炼化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陈新华，注册资金29.66亿元人民币，股东是由陈建华夫妇控制的恒峰公司和恒能投资。

除了石化生产，恒力集团同时高调进军大连地产行业，恒力地产在大连投资已过百亿元。所开发的维多利亚公馆，曾被列为“中国十大超级豪宅”之一。大连一位官员说，“恒力集团在大连迅速崛起，离不开王珉的作用。”

2015年7月，王珉未能更上一层楼，平调至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退居二线，直至事发。

责任编辑：陈琰 SN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