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城市:世界上最大的7个烂尾楼,中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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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的天空城市: 世界上最大的7个烂尾楼,中国长

说到烂尾楼确实是一个城市以及地区的“污点”,在目前的世界上有很多超级烂尾楼,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们都非常的出名,名气非常之大,前期的宣传做的非常之足,以至于很多都已是知晓,但结果却是“烂尾”,被搁置,今天度哥小编就来给大家来介绍下全球7大烂尾楼,个个都是世界奇观。

一、1号烂尾楼:迪拜棕榈塔(刚开始打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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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棕榈塔是位于堪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迪拜棕榈岛之上,原本的计划是要将棕榈塔打造成超过哈利法塔的世界第一高楼的,计划高度为1006米,设有156层电梯的摩天大楼。但是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迪拜棕榈塔项目刚开始打桩就胎死腹中了,成为世界第一烂尾楼。

二、2号烂尾楼:印度塔(刚开始挖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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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2号烂尾楼—印度塔,它的名气也是超级大的,本来在印度是没有超级摩天大楼的存在的,印度塔的开建是寄托了全印度人的期望在其中,与2010年开工,原计划的印度塔将会高达720米,125层,但是就在第二年印度塔就停止施工了,这个项目就这样无限期暂停。成为了印度第一烂尾楼。

三、3号烂尾楼:俄罗斯塔(盖到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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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612米的“俄罗斯塔”也是另一个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受害者。2007年俄罗斯塔已经开始建了,但第二年却发生了金融危机,开发商宣布他负担不起30亿美元的盖楼资金,已经是盖到一半了,而现在半成品的俄罗斯塔则变成了停车场……彻底变成了烂尾楼。

四、4号烂尾楼:杜哈会议中心塔(完成基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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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551米高的卡达“杜哈会议中心塔”,完成后也将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之一。但它有个问题,就是它太高了!官员们担心这么高的建筑不利于飞行员从新机场降落和起飞,所以暂停施工,直到杜哈的新机场建成……然而这个项目后来被硬生生地取消了。

五、5号烂尾楼:迪拜世界之塔(打桩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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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发现迪拜很多建筑都出现在这个未完成的表单上,截至2008年,迪拜的房地产呈现繁荣增长的状态,摩天楼也因此满地盖,“迪拜世界之塔”也是其中建筑项目之一,它是一个花形塔,建筑计划高度达509米。可惜的是,这一项目在2013年被取消了~

六、6号烂尾楼:苏维埃宫殿(建筑到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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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宫殿”是二战前对俄罗斯贵族的一种讽刺,宫殿建在被拆除的教堂废墟上,供新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开会使用。它的建筑高度也很惊人,据说有495公尺,如果建成了在当时绝对会成为世界第一高楼,而且地位还能屹立数十年。不过宫殿在实际施工过程中不是太顺利,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自然就终止了建设~楼的高度应该不是重点,就算让你盖了那么高,你的楼层进驻率也要高才行,要不然还不是盖来养蚊子!

七、7号烂尾楼:天空城市(就挖了个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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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最烂尾楼还有中国长沙的天空城市,远大集团准备在长沙建设世界第一高楼,838米高,称为“远大天空城市”,超过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的哈利法塔(总高828米),但是时隔近三年后,湖南长沙,望城区大泽湖街道回龙村,远大天空城市奠基石倒在杂草中。直至2015年7月,这里的工地还是没有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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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在毛大大看来,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靠什么?答案在这些首次公开的档案里

摘要:“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的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共产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1920年,上海的共产早期组织起草了《中国共产宣言》,阐释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和“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泛黄的稿纸上,革命先驱们修改勾画的痕迹还清晰可见……这是昨天首发的档案文献图集《信仰的力量——中国共产人的初心》中向读者展示的珍贵历史档案之一。

上海是中国共产的诞生地,拥有丰厚的建历史资源,该书对上海的红色文化进行了进一步发掘、传播,精选了中央档案馆和上海市档案馆馆藏360余件珍贵档案史料,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辈追求与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主线,通过“追求真理” “坚定信念”“严守纪”“勤政为民”“修身齐家”5个部分,展示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书信、文稿、照片,和上海市档案馆从德国、法国收集的《共产宣言》德文原稿(部分)、留法勤工俭学档案等,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历史上的先驱者、先行者、先进者、先锋者执着追求理想信念,无畏奋斗、无私奉献、无悔牺牲的崇高追求和赤子情怀。使广大共产员能够更好地重温“红色记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的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本书主编朱纪华介绍,本书中的不少档案史料都是首次公开披露,弥足珍贵,中央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史学会副会长李忠杰表示,用档案文献说话,是该书的最大优点和特色:“档案文献是最为‘原生态’的‘本色’,是最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宝贵资料。该书提供了很多档案文献,为我们展示了一批先驱者的本色。”从这些档案文献中,读者可以了解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如何追求真理、为真理前仆后继的,是如何坚定信念、为崇高目标而奋不顾身的,是如何严守纪、自觉保证的队伍团结统一的,是如何勤政为民、为了人民福祉无私奉献的,又是如何修身齐家、以良好家风带动社会风气的。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苏智良,上海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徐光寿等专家学者也对图集编撰出版给予高度评价,他们认为,该书将为广大员深入学习贯彻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也为即将在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提供了生动教材。

1920年5月8日,毛泽东(左七)和新民学会旅沪会员集会于上海半淞园,欢送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6位会员。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等近200人从上海搭乘法国“波尔多斯”号邮船,赴法勤工俭学。图为上海《民国日报》刊登的“十五届赴法之俭学生”名单(周恩来名列浙江籍学生之中)。

“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摘自周恩来写给表兄陈式周的信。

1920年11月,上海的共产早期组织起草的《中国共产宣言》。宣言分为三部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和“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明确地提出,要依靠工农群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1930年5月,毛泽东根据多年从事调查研究实践活动的总结,写下《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文中,他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并深刻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
况。”这篇重要文献体现出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原则已具维形。图为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对《调查工作》的批注和修改稿(部分)。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同农民亲切交谈。

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及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图为毛泽东和彭真一同铲土。

1958年5月25日,周恩来在十三陵水库工地拉车。

1940年3月至5月。爱国华侨领袖、工商业巨子陈嘉庚率领“南洋各属华侨筹概会回国慰劳团”参访重庆、成部、延安等地。陈嘉庚一行在延安参观期间,所见所闻令他印象深刻。后来在回忆延安之行时,陈嘉庚不无感慨地说:“在延安毛大大请我们几位吃便饭,为了照顾客人多了一两个菜,虽然吃得不是很好,可是我很高兴,这才是为人民着想。通过那次回国参观的经历,我早就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共产、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救星。”图为陈嘉庚(前排左二)等访问延安。

1949年,毛泽东与毛岸英在北平香山。

栏目主编:张骏文字编辑:吴頔

图片来源:《信仰的力量——中国共产人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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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毛大大图片:700多张的照片中,有400多张是她拍的

2017年11月26日,新中国摄影史上的一个神奇人物去世了。目前对外公开的700多张毛泽东的照片中,有400多张是她拍的。她就是最著名的“红墙摄影师”,被称为“红色世纪波”的女摄影家——侯波。



那张著名的《开国大典》照片就是出自侯波之手。



她曾回忆拍摄这张照片的每个细节。


开国大典那天,上午不到10点,我就先到天安门城楼上看地形,快到中午的时候,苏联专家带着彩色纪录片的拍摄设备也都纷纷就位。因为下午两点在中南海勤政殿,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布就职并举行第一次会议,我又急着赶回去拍照片。2点半多拍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我再赶到天安门跟着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们一起登上城楼。等我上去一看,好位置都被他们拍纪录片的摄制组占了。那天有两个摄制组拍彩色纪录片,还有一个组是拍黑白纪录片的,加起来有好几十人。


大概下午2点50分,毛泽东大大等和国家花花乘车到了天安门城楼下,从天安门城楼左侧一步步走上来。当毛大大踏上最后一个台阶时,大喇叭里传来播音员丁一岚和齐越的声音:“毛大大来了!毛大大来了!”军乐奏响《东方红》……我赶紧把相机对准了毛大大,一边拍一边往后退,还要不断地调整焦距和光圈,生怕误了每一个重要的镜头,那可就犯下了大错误。当《东方红》第三遍奏完的时候,毛大大和其他花花正好到达了天安门正当中的位置。国歌声中,毛大大亲自按动了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那时我才25岁,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毛大大等中央领导站的位置在天安门城楼的前廊上,那时候天安门城楼前廊的围栏不像后来那样修有齐胸高的汉白玉护栏,当时只是覆着琉璃瓦的矮墙。我们都是身子紧靠着城楼的矮墙拍照。有时为了能拍到花花的正面,只好冒着危险把身子探出矮墙。而且按完快门后就得赶快蹲下来,以免挡住下面群众的视线。毛大大讲话的时间很短,根本来不及选择最佳位置就得按快门,可是即使这样,选取背景的程序也是不能省略的。只能把过程缩短,甚至缩短为一瞬间,这样捕捉到的背景才会是自然的,没有任何矫饰的。


毛大大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时,我觉得大大讲话的声音比平常有点变调,就是激动了。大大讲这些话的时候,大家都流着眼泪,我当时也感动得流了眼泪,大家心情都非常激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有1000多人,大家都眼含着热泪,庆祝有这么一天。城楼下30万欢腾的群众更是情绪高昂。人群、旗帜、彩绸、鲜花汇成了喜庆的海洋。天安门广场上,“毛大大万岁”“人民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一片,感人至深。我也激动了,什么也顾不上了,只想把这一气势宏伟、鼓舞人心的场面给拍下来。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地方有限,再往前是不可能了,往后退再也没有地方,那时候我什么也不顾了,就在我上半个身子探到墙外面的那一瞬间,周恩来总理抓住了我的衣角,等回过身来见是周总理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总理一边拉着我的衣服一边说:“要小心,要小心,要是你真掉下去的话,那开国大典这件大喜事就太丢人了。”


那天,我完全融入到喜悦庄严的氛围中去了,端着相机,不断地变换着角度,将这些开国领袖们的精神风貌、神采,定格在胶片上!


侯波是山西夏县人,1924年9月17日出生,曾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摄影科长、新华社摄影记者。1949年至1961年,她担负为和国家花花拍照的任务。她的传世佳作还有很多↓↓


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滨,1954年。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在中南海紫光阁,1954年。


毛泽东向朱德授元帅军衔,1955年。


毛泽东畅游长江,1956年。


毛泽东畅游湘江后在农家门口与小孩逗趣,1958年。


毛泽东和韶山中学的师生们,1959年。


毛泽东和邓小平,1959年。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真、陈毅、邓小平正在聚精会神看一本古书,1960年。


陈云、邓小平畅游颐和园,1952年。


侯波能够进入摄影圈,拍出这么多经典之作,与一个人分不开——她的丈夫徐肖冰。



徐肖冰同样是位出色的摄影师,也留下了许多名作。↓↓


毛大大在抗大讲“论持久战”,1938年。


彭德怀在“百团大战”时,在山西前线哨所观察敌情,1940年。


毛泽东与朱德在的七大,1945年。


徐肖冰比侯波大8岁,浙江桐乡人。正是受他的影响,侯波才进入摄影圈。


抗战时期,侯波像当时的很多进步青年一样,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先后在延安边区中学、延安大学、延安女子大学学习。有一次,她和几个女大学同学到延河边散步,徐肖冰迎面走了过来。同学向侯波介绍说,这就是大摄影师徐肖冰。当时,不到18岁的侯波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对我说这些?”后来才明白,是同学有意介绍他俩相识。


那个时候,没有多少时间谈恋爱,流行“闪婚”。“我们选了一个晚上,买了些红枣,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馒头切成片,晒干当饼干。大家聚在窑洞里为我们祝贺,就算结婚了。”


1942年2月,徐肖冰、侯波在延安清凉山下的窑洞里,喜结连理。



抗战结束后,侯波跟着徐肖冰来到当时位于黑龙江鹤岗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现长春电影制片厂),并被分配在摄影科当科长。就是在这里,侯波开始向丈夫学起了摄影。“随着工作的需要,拍摄难度越来越大,机器也更复杂了,有问题时,我就回家向徐肖冰请教,取景、采光、洗印等等,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


1949年,侯波先后转任北平电影制片厂摄影科科长、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摄影科科长。丈夫则调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参拍《毛大大朱总司令莅平阅兵》《新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的诞生》等纪录片。



进入中南海后,侯波专门负责为国家花花拍照。毛大大认识侯波便是通过徐肖冰。


一次,毛大大的机要秘书打电话给徐肖冰,要求马上把大大接见客人的照片送到中南海。当时,侯波帮忙拿着照片一起去了。毛泽东把接见的客人送走之后,主动邀请徐肖冰、侯波到一个小亭子里休息。毛泽东问侯波是谁,徐肖冰说是他爱人。毛泽东一听笑了,接着又问侯波是哪里人,她说是延安人。毛泽东说:“看来你也是吃延安的小米长大的,好好为人民服务啊。”


临走前,毛泽东主动要求跟他们夫妻俩拍一张照片。拍照前,侯波和徐肖冰主动站在了毛泽东的两边,毛泽东对侯波说:“你是半边天啊,你得站中间。”侯波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949年6月10日,毛泽东那天的样子她终生不忘。三个人的合影也一直被夫妻俩珍藏着。


1949年,徐肖冰、侯波与毛泽东合影


毛泽东生气的样子,她也记得很清楚。她一直想拍摄毛泽东看书的照片。一天,毛泽东的侍卫长李银桥告诉她,老人家正在书房看书,状态不错。等她扛着摄影器材过去时,画风就变了。毛泽东拍着桌子对一位将军大声叫道:“有下一次,你就不要来见我。”侯波心想,还是别自找苦吃了,撤吧。还没等她转身溜走,毛泽东就冲她吼起来:“干什么,没看见我有客人吗?”


麻烦不止于此。“有时领袖们不爱拍照。于是,我就只能偷拍、抓拍,甚至把照相机藏起来拍。”侯波说。


“文革”期间,侯波被江青点名称为“坏分子”,并被造反派认定为混在内的“假员”,后被下放到山西中条山区劳动改造。“他(徐肖冰)那时稍微自由一点,不用再挨批斗。” 徐肖冰给她寄过几次粮票,天气冷了,还给她寄去棉鞋,并在鞋里塞了几块糖果。那时候,糖果还是稀罕的东西,造反派不仅把糖果没收,还训了侯波一顿。侯波虽没吃上糖,但徐肖冰的情意,她分明感受到了。“他给我寄糖果的意思就是要我好好地生活,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个年代不兴说什么爱不爱的,可这不是爱情又是什么呢?”



1991年3月在杭州为彭真拍摄的一组照片,是侯波最后拍摄的新闻图片。徐肖冰回忆说:“当时她已经67岁,离休了,是彭真同志打来电话请她一块去杭州,赶去拍照的。”


一张照片上,彭真坐在窗前捧读鲁迅先生的作品,整幅画面凸显了老一辈革命家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另一张照片上,彭真推着夫人坐的轮椅缓缓而行,前方是一大片树林,一条整洁的小道,令人感受到革命伉俪情深意笃的生活画面。


“做了这么多年的摄影工作,我悟到了一个道理。”侯波说,“我在为伟人寻找背景拍摄的时候,伟人们已经做了我的‘背景’;在他们的背景之下,我才能记录下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中国有许多优秀的摄影师,由于历史的偏爱,我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幸运者。”


退休之后,两位老人将一生创作的珍贵电影作品、摄影作品以及收藏品2700多件,捐献给了徐肖冰的家乡——桐乡。社会各界还为他们多次举办摄影展。2009年10月,徐肖冰去世。5年后,徐肖冰·侯波纪念馆在桐乡开馆。如今,这对伉俪都走完了人生路,把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故事永远留在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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