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的孙中山年轻时： 蒋介石年轻时算得一卦，卦像

许多大人物做事情前总喜欢为自己卜上一卦，就连当年有名明朝圣人王守仁成大事之前也是找了个算命先生，然后听从了算命先生的建议才开始行事，但卜卦则是信则有不信则无，许多人卜卦都是因为内心困顿时给自己找寻一个心理安慰，就连当时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蒋介石也曾经算过一卦。

蒋介石年轻的时候并非一帆风顺，自幼丧父，靠着母亲含辛茹苦的拉扯长大，19岁的时候，得益于自己的舅妈，蒋介石有机会东渡日本求学，在这里见到了孙中山，蒋介石很快被孙中山的壮志打动，与孙中山一同创建了同盟会，回国后，在孙中山的推荐下，蒋介石加入了粤军。

没过多久，粤军的陈炯明叛变革命，孙中山避难躲到了永丰舰，蒋介石得知后，马上带人火速驰援，来到永丰舰上保护孙中山，孙中山被蒋介石的热诚打动，同年10月，蒋介石担任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没过多久，蒋介石再次晋升，成为了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而后组建黄埔军校并担任校长。

蒋介石在此时终于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黄埔军校建立后，孙中山以此为根基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奉命讨伐在广东叛乱的陈炯明，这是蒋介石的第一次东征，而后蒋介石为了能够彻底消灭参与的势力，准备发动第二次东征，并在广东惠州做停留，在这里，蒋介石遇到了为他预言一生的道士。

蒋介石来到酥醪观，与这里的道长彻夜长谈，道长让蒋介石抽了一只签，签上写了八个字“胜不离川，败不离湾。从字面意思我们现在很好理解，但对当时一无所知的蒋介石，却是百思不得其解，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好再次找到道长，请道长为此作解答。

道长对蒋介石说道：天机不可泄露，你有一天会明白的。蒋介石只好作罢，在酥醪观留宿了三天，想要参透其中奥秘，但蒋介石最后还是带着一头雾水离开了酥醪观，现在的酥醪观仍然保留着当年蒋介石再次居住的一切，第二次东征也异常顺利，蒋介石肃清了残敌。

从罗浮山下来后，蒋介石的权利达到了巅峰，抗日战争开始后，面对日本人的穷凶极恶，蒋介石选择迁都四川重庆，以此延缓日本人进攻的时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解放战争中败北，离开大陆时，蒋介石对那句话幡然醒悟，胜不离川，但此时已经为时过晚，蒋介石痛哭流涕，也许这个道士不是看透了未来，而是看透了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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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张玉凤年轻时的照片

原标题：镜头与时代对话③|与一千人对话的黑明，用照片书写历史

您现在看到的，是拍者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推出的时代摄影师系列对话。

这一周，我们将用五位摄影师的影像与口述，与大家一起探寻逝去的社会风貌，梳理这些年的家国变化。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与摄影师黑明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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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黑明，1964年出生，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近年来采访拍摄过100个老兵、100个藏民等20余部系列人物作品。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过不同主题的摄影展览，作品被国内外多家美术馆、博物馆收藏。

出版有《走过青春》《记忆青春》《西藏影像》《公民记忆》《塬上情歌》《探秘克里雅人》《100年的新窑子》《中国的僧人和凡人》《100个人的战争》《黑明》等20余种摄影集、随笔、访谈和田野调查等专著。

先后两次获得中国摄影艺术金像奖，并获人民摄影家、中国当代摄影师大奖、中国十大摄影师、中国人像摄影十杰、中国摄影五十年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中国图书奖、百千万人才工程等奖项和荣誉称号。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摄影的？

受哥哥的影响，我1979年就开始拍照。那时候我才15岁，买了个二三十块钱的孔雀牌相机，成天拿它追着家人、朋友拍。那时候没想“摄影”这件事，只是想拍个纪念照。

80年代初，我朦朦胧胧地有了做艺术家的想法，但又不懂什么是艺术。那时候我开始拍摄单张摄影作品，还偶尔照猫画虎地跟着《大众摄影》《国际摄影》杂志里的摄影师们学起标题。但我开始有了些目标——想要用照片来表达自己对社会、政治和历史的理解。

80年代末，我开始拍成组照片，用十张八张图去反映一个人物、群体或事件。90年代初从天津工艺美术学院摄影专业毕业后，想拍更加系列化的照片。于是我开始尝试从身边感兴趣的人物群体入手，去表现更加厚重的影像。

这么些年我始终没拍过风景，因为它不吸引我。我从接触摄影之初就一直在拍“人”。我觉得从人的身上最能体现时代特征。有时一张表现人物的照片可以看作一个时代的缩影。

△选自《塬上情歌》，铁饭碗，1985年摄影。

△选自《塬上情歌》，夫妻俩，1986年摄影。

△选自《塬上情歌》，窑洞前，1987年摄影。

△选自《塬上情歌》，向日葵，1988年摄影。

△选自《塬上情歌》，电烫发，1989年摄影。

●《100年的新窑子》是您关于“人”拍摄主题的一个突出代表吗？

“新窑子”是因为我当时受费孝通《江村经济》影响，很想拍摄一个关于村庄的摄影专题。那段时间我走访了全国很多个村落，但因为听不懂南方地区的方言，我便将拍摄对象放回到了我的出生地——陕西。在这里，我一则生活习惯相通，便于理解，二则语言相通，可以听到更多的故事。

●有这两项便利条件，您的拍摄过程应该顺利不少？

刚到新窑子村的时候有很多村民怀疑我是特务分子，我背的三脚架还被误认为是。因为那时候我留长发、戴墨镜、穿格子衫，不太符合他们眼里“好人”的样子。

后来我住在村里和他们同吃同住，常常帮生病的村民买药，偶尔还从延安请放映队来放电影，慢慢的，我和他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再去那里时，他们已经把我当成了自己人，我甚至还知道许多连村里人都不知道的秘密。几年前，村支部书记还曾和村民们建议说：“不如给黑明批一块地，让他打孔窑洞，回来照相方便些！”

●有学者称《100年的新窑子》是观察中国农村的样本，在您看来，这些年来新窑子村发生了什么变化？

1996年到2003年的变化可以用一组数据来说明。那几年的村民年人均农林牧副的毛收入从100~300元增长至300~500元，村里出生了19个人，去世了15个人，村委会累计欠账从12.6万元减少到11.5万元。

近几年，我时不时地还去新窑子看看，现在村里的变化更大。村里人少了，年轻人都进城打工或者在外面买房定居了，还住在那的村民家中大都停着小轿车。

△选自《100年的新窑子》，贺建兵一家。

△选自《100年的新窑子》，张鹏一家。

△选自《100年的新窑子》，高志强一家。

△选自《100年的新窑子》，张建军一家。

△选自《100年的新窑子》，贺建飞一家。

●您的专题涉及人数总是在百人以上，像《公民记忆》中，您拍了360多人，为什么将基数设定的如此庞大？

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以书的形式被整理记录下来，供读者传阅。同时将它放入市场接受读者的检验，是一种对作者最直观的反馈。

2004年春节，我整理照片时，发现了三张自己不同年纪在天安门前的留影，看到照片觉得二十年一眨眼就过去了。这让我萌生了寻找100张在天安门前留下的老照片的想法，并决定邀请照片中的主人公重返天安门，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对他们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今昔影像对比。

我从周围的朋友们开始入手打听，再联系拍摄对象。拍到70多人的时候，我的人脉圈已经差不多被用完了。后来我通过媒体传播，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我正在进行的题材，也迎来了更多的拍摄对象。我越拍越多，拍到一百人的时候根本停不下来，因为越拍到后面越发现更多的好照片。就这样，我不知不觉拍了360多人，生成了160组照片，有了这本《公民记忆》。

△选自《公民记忆》，1959年&2009年，尹仁。

△选自《公民记忆》，1965年&2009年，刘修业、薛迺芝（从左至右）。

△选自《公民记忆》，1969年&2009年，毛联裕、刘德正（从左至右）。

△选自《公民记忆》，1970年&2009年，马惠云、陈桂苓、周金华、何俊霞（从左至右）。

△选自《公民记忆》，1970年&2009年，张玉凤、董军、王燕华、姬桂霞、温中瑜（从左至右）。

●在这之后您就开始着手准备关于“100个抗战老兵”的拍摄了，您的很多作品都立在了历史的节点上，这是您有意而为之的吗？

我的人生经历是跟着历史走的，拍摄的东西自然也会有历史的影子。有时候是恰好撞上了节点，有时候则是我想在某个重要时刻去表达一些观点。

抗战老兵一直是我较为关注的群体，而且我对那段历史也很感兴趣，阅读了许多与此相关的书籍。2010年时，我意识到5年后便是抗战胜利70周年，这么重要的一段历史值得我去好好记录。我较着一股子劲，就想把它做好。

从2010年起，我先后多次前往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和游击区进行实地调查，走进了近200个家庭去寻访和拍摄当年的抗战老兵。他们的年龄大多在90~105岁之间。我先后采集了近500个小时的录音，整理出近50万字的访谈，拍摄了数千幅珍贵的照片。

△选自《100个人的战争》，谢翔龙。

△选自《100个人的战争》，王保禄。

△选自《100个人的战争》，尹珙。

△选自《100个人的战争》，王金水。

△选自《100个人的战争》，刘增钰。

△选自《100个人的战争》，梁全正。

△选自《100个人的战争》，梁士镒。

△选自《100个人的战争》，罗四维。

△选自《100个人的战争》，许成基。

△选自《100个人的战争》，刘景轼。

△选自《100个人的战争》，贡敏。

△选自《100个人的战争》，李步宏。

●您的作品中包含农民、僧人、抗战老兵等众多类型的人物群体，您每次选题的缘由都是什么？

有些题材是我一直感兴趣和关注的，有些是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想到的，当然，也有从自身或朋友的经历里获得的灵感，比如“少林僧人”系列。1998年，一连两名同学出家让我受到很大触动，加上我一直对佛教感兴趣，便产生了拍摄一部关于中国僧人的影集的念头。

不久后，我恰好因为工作结识了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在和方丈经过多次联系和沟通后，终于获得他的同意和少林寺的许可，允许我以少林寺僧人为拍摄对象，拍摄他们的真实状态。后期，我还想到了一种全新的创作方式：将僧人们置于白色背景中，排除一切视觉干扰，表达他们最本真的状态。

在少林寺经过几年的拍摄后，我感受到他们并非世人印象中的都是因为尘世生活不如意才遁迹空门。相反，很多人把出家当做一种回归自然的方式，甚至有着更高的精神境界和人生追求。

△选自《中国的僧人和凡人》，释行修。

△选自《中国的僧人和凡人》，释印海。

△选自《中国的僧人和凡人》，释永和。

△选自《中国的僧人和凡人》，释永成。

△选自《中国的僧人和凡人》，释恒福。

△选自《中国的僧人和凡人》，释永基。

△选自《中国的僧人和凡人》，释延方。

△选自《中国的僧人和凡人》，释永增。

△选自《中国的僧人和凡人》，释延庆。

●从作品中可以看出您的拍摄是具有强烈计划性的，您通常从哪些方面对拍摄进行规划？

在拍之前，我的脑子里就想好了这个主题的呈现形式应该是怎样的。如果要出书，我甚至会大致设想好书的排版结构、整体设计。我总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以最完备的形态被呈现出来。

比如“少林僧人”在拍的时候，我就想好了要为它做展，并且我希望是以1：1的形式与观众见面，站在他面前让人有交流的感觉。

当然，我也会去查阅很多的资料，来丰富和完善我的思考。拍“克里雅人”的时候我在研读社会学专业的朋友的帮助下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问卷结果让我对他们的生活有了更加明晰的认识。

△ 选自《探秘克里雅人》，阿布都拉·卡斯木，2013年摄影。

△ 选自《探秘克里雅人》，买斯迪克·吐盖，2013年摄影。

△选自《探秘克里雅人》，买提库尔班·麦提热依木，2013年摄影。

△ 选自《探秘克里雅人》，达曼·斯迪克，2013年摄影。

△ 选自《探秘克里雅人》，买吐送·托胡逊，2013年摄影。

●您曾提到，“器材是手段，目的还是摄影本身。”那么您在为各类题材选定器材的时候，是如何衡量的？

我一旦确认了这个主题的结构比例，我就不会再改变。我希望器材是可以服务于主题的展现的。比如在拍西藏的藏民时，我尝试了一下135相机，觉得这个画面里的西藏不是我想要的西藏，它没能表达出我心里对西藏的感觉。于是我转而使用了一个宽画幅相机，感觉对了，才正式开始拍摄。

我一定是拍的时候就在取景框里“裁”好了，而不会去后期裁剪。我总觉得裁剪之后可能会破坏自己最初按下快门时的本意。

△ 选自《西藏影像》，萨迦 ，2003年摄影。

△ 选自《西藏影像》，拉萨 ，2004年摄影。

△ 选自《西藏影像》，浪卡子， 2003年摄影。

△ 选自《西藏影像》，墨竹工卡， 2003年摄影。

△ 选自《西藏影像》，昂仁 ，2003年摄影。

采写 新京报记者薛珺 陈婉婷 摄影 黑明

编辑 陈婉婷 校对 郭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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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毛大大图片：700多张的照片中，有400多张是她拍的

2017年11月26日，新中国摄影史上的一个神奇人物去世了。目前对外公开的700多张毛泽东的照片中，有400多张是她拍的。她就是最著名的“红墙摄影师”，被称为“红色世纪波”的女摄影家——侯波。

那张著名的《开国大典》照片就是出自侯波之手。

她曾回忆拍摄这张照片的每个细节。

开国大典那天，上午不到10点,我就先到天安门城楼上看地形，快到中午的时候，苏联专家带着彩色纪录片的拍摄设备也都纷纷就位。因为下午两点在中南海勤政殿，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布就职并举行第一次会议，我又急着赶回去拍照片。2点半多拍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我再赶到天安门跟着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们一起登上城楼。等我上去一看，好位置都被他们拍纪录片的摄制组占了。那天有两个摄制组拍彩色纪录片，还有一个组是拍黑白纪录片的，加起来有好几十人。

大概下午2点50分，毛泽东大大等和国家花花乘车到了天安门城楼下，从天安门城楼左侧一步步走上来。当毛大大踏上最后一个台阶时，大喇叭里传来播音员丁一岚和齐越的声音：“毛大大来了！毛大大来了！”军乐奏响《东方红》……我赶紧把相机对准了毛大大，一边拍一边往后退，还要不断地调整焦距和光圈，生怕误了每一个重要的镜头，那可就犯下了大错误。当《东方红》第三遍奏完的时候，毛大大和其他花花正好到达了天安门正当中的位置。国歌声中，毛大大亲自按动了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那时我才25岁，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毛大大等中央领导站的位置在天安门城楼的前廊上，那时候天安门城楼前廊的围栏不像后来那样修有齐胸高的汉白玉护栏，当时只是覆着琉璃瓦的矮墙。我们都是身子紧靠着城楼的矮墙拍照。有时为了能拍到花花的正面，只好冒着危险把身子探出矮墙。而且按完快门后就得赶快蹲下来，以免挡住下面群众的视线。毛大大讲话的时间很短，根本来不及选择最佳位置就得按快门，可是即使这样，选取背景的程序也是不能省略的。只能把过程缩短，甚至缩短为一瞬间，这样捕捉到的背景才会是自然的，没有任何矫饰的。

毛大大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时，我觉得大大讲话的声音比平常有点变调，就是激动了。大大讲这些话的时候，大家都流着眼泪，我当时也感动得流了眼泪，大家心情都非常激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有1000多人，大家都眼含着热泪，庆祝有这么一天。城楼下30万欢腾的群众更是情绪高昂。人群、旗帜、彩绸、鲜花汇成了喜庆的海洋。天安门广场上，“毛大大万岁”“人民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一片，感人至深。我也激动了，什么也顾不上了，只想把这一气势宏伟、鼓舞人心的场面给拍下来。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地方有限，再往前是不可能了，往后退再也没有地方，那时候我什么也不顾了，就在我上半个身子探到墙外面的那一瞬间，周恩来总理抓住了我的衣角，等回过身来见是周总理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总理一边拉着我的衣服一边说：“要小心，要小心，要是你真掉下去的话，那开国大典这件大喜事就太丢人了。”

那天，我完全融入到喜悦庄严的氛围中去了，端着相机，不断地变换着角度，将这些开国领袖们的精神风貌、神采，定格在胶片上！

侯波是山西夏县人，1924年9月17日出生，曾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摄影科长、新华社摄影记者。1949年至1961年，她担负为和国家花花拍照的任务。她的传世佳作还有很多↓↓

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滨，1954年。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在中南海紫光阁，1954年。

毛泽东向朱德授元帅军衔，1955年。

毛泽东畅游长江，1956年。

毛泽东畅游湘江后在农家门口与小孩逗趣，1958年。

毛泽东和韶山中学的师生们，1959年。

毛泽东和邓小平，1959年。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真、陈毅、邓小平正在聚精会神看一本古书，1960年。

陈云、邓小平畅游颐和园，1952年。

侯波能够进入摄影圈，拍出这么多经典之作，与一个人分不开——她的丈夫徐肖冰。

徐肖冰同样是位出色的摄影师，也留下了许多名作。↓↓

毛大大在抗大讲“论持久战”，1938年。

彭德怀在“百团大战”时，在山西前线哨所观察敌情，1940年。

毛泽东与朱德在的七大，1945年。

徐肖冰比侯波大8岁，浙江桐乡人。正是受他的影响，侯波才进入摄影圈。

抗战时期，侯波像当时的很多进步青年一样，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先后在延安边区中学、延安大学、延安女子大学学习。有一次，她和几个女大学同学到延河边散步，徐肖冰迎面走了过来。同学向侯波介绍说，这就是大摄影师徐肖冰。当时，不到18岁的侯波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对我说这些？”后来才明白，是同学有意介绍他俩相识。

那个时候，没有多少时间谈恋爱，流行“闪婚”。“我们选了一个晚上，买了些红枣，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馒头切成片，晒干当饼干。大家聚在窑洞里为我们祝贺，就算结婚了。”

1942年2月，徐肖冰、侯波在延安清凉山下的窑洞里，喜结连理。

抗战结束后，侯波跟着徐肖冰来到当时位于黑龙江鹤岗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现长春电影制片厂），并被分配在摄影科当科长。就是在这里，侯波开始向丈夫学起了摄影。“随着工作的需要，拍摄难度越来越大，机器也更复杂了，有问题时，我就回家向徐肖冰请教，取景、采光、洗印等等，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

1949年，侯波先后转任北平电影制片厂摄影科科长、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摄影科科长。丈夫则调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参拍《毛大大朱总司令莅平阅兵》《新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的诞生》等纪录片。

进入中南海后，侯波专门负责为国家花花拍照。毛大大认识侯波便是通过徐肖冰。

一次，毛大大的机要秘书打电话给徐肖冰，要求马上把大大接见客人的照片送到中南海。当时，侯波帮忙拿着照片一起去了。毛泽东把接见的客人送走之后，主动邀请徐肖冰、侯波到一个小亭子里休息。毛泽东问侯波是谁，徐肖冰说是他爱人。毛泽东一听笑了，接着又问侯波是哪里人，她说是延安人。毛泽东说：“看来你也是吃延安的小米长大的，好好为人民服务啊。”

临走前，毛泽东主动要求跟他们夫妻俩拍一张照片。拍照前，侯波和徐肖冰主动站在了毛泽东的两边，毛泽东对侯波说：“你是半边天啊，你得站中间。”侯波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949年6月10日，毛泽东那天的样子她终生不忘。三个人的合影也一直被夫妻俩珍藏着。

1949年，徐肖冰、侯波与毛泽东合影

毛泽东生气的样子，她也记得很清楚。她一直想拍摄毛泽东看书的照片。一天，毛泽东的侍卫长李银桥告诉她，老人家正在书房看书，状态不错。等她扛着摄影器材过去时，画风就变了。毛泽东拍着桌子对一位将军大声叫道：“有下一次，你就不要来见我。”侯波心想，还是别自找苦吃了，撤吧。还没等她转身溜走，毛泽东就冲她吼起来：“干什么，没看见我有客人吗？”

麻烦不止于此。“有时领袖们不爱拍照。于是，我就只能偷拍、抓拍，甚至把照相机藏起来拍。”侯波说。

“文革”期间，侯波被江青点名称为“坏分子”，并被造反派认定为混在内的“假员”，后被下放到山西中条山区劳动改造。“他（徐肖冰）那时稍微自由一点，不用再挨批斗。” 徐肖冰给她寄过几次粮票，天气冷了，还给她寄去棉鞋，并在鞋里塞了几块糖果。那时候，糖果还是稀罕的东西，造反派不仅把糖果没收，还训了侯波一顿。侯波虽没吃上糖，但徐肖冰的情意，她分明感受到了。“他给我寄糖果的意思就是要我好好地生活，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个年代不兴说什么爱不爱的，可这不是爱情又是什么呢？”

1991年3月在杭州为彭真拍摄的一组照片，是侯波最后拍摄的新闻图片。徐肖冰回忆说：“当时她已经67岁，离休了，是彭真同志打来电话请她一块去杭州，赶去拍照的。”

一张照片上，彭真坐在窗前捧读鲁迅先生的作品，整幅画面凸显了老一辈革命家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另一张照片上，彭真推着夫人坐的轮椅缓缓而行，前方是一大片树林，一条整洁的小道，令人感受到革命伉俪情深意笃的生活画面。

“做了这么多年的摄影工作，我悟到了一个道理。”侯波说，“我在为伟人寻找背景拍摄的时候，伟人们已经做了我的‘背景’；在他们的背景之下，我才能记录下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中国有许多优秀的摄影师，由于历史的偏爱，我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幸运者。”

退休之后，两位老人将一生创作的珍贵电影作品、摄影作品以及收藏品2700多件，捐献给了徐肖冰的家乡——桐乡。社会各界还为他们多次举办摄影展。2009年10月，徐肖冰去世。5年后，徐肖冰·侯波纪念馆在桐乡开馆。如今，这对伉俪都走完了人生路，把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故事永远留在了人间。

环球人物新媒体原创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