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生活在上海 | 上海阿婆收养的“黑小囡”上大学了

原标题：生活在上海 | 上海阿婆收养的“黑小囡”上大学了

今年的暑假，对朱军龙来说有些不一样。过完这个假期，他就要参加军训，之后就将迎来自己的大学生活。

暑假里，朱军龙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集训营，热情开朗的他很快和新伙伴们打成一片，还凭借出色的表现得到学校老师的认可，被评为“优秀营员”。暑假“尾巴”这几天，他和奶奶特别忙碌，准备住宿的被褥、洗漱用品、换洗衣物……

图说：朱军龙和奶奶分享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喜悦。图片来源：东方IC

缘起：混血宝宝有了亲人

8月1日是朱军龙的生日，那天奶奶特意为他准备了长寿面、苹果和蛋糕。“当初不是奶奶抱我回来，我不会有现在的生活。”这个操着流利上海话的黑小伙说。奶奶今年也74岁了，她的心愿就是让孩子在中国过好自己的生活。

奶奶名叫朱水宝。2000年8月8日，在朱阿婆的印象里，是个比今年夏天都要热的日子。清晨5点多，她就和几个老阿姨去买菜。已经上了年纪的她渐渐落在了最后，就在这时，一阵若隐若现的哭声引起了她的注意。循着那声音，眼前的一幕让朱阿婆大吃一惊。破破的竹篮里，躺着个长满了痱子的婴儿，身下只有一条破毯子和一张字条“孩子生于7天前的8月1日”。

“当时哪想那么多，好歹是一条生命！”朱阿婆抱着孩子，也没和人商量，赶紧回了家，“孩子真的可怜，身上都是痱子，有些地方都化脓了。”阿婆每天给他用温水洗三次澡，还给敷上了药膏，抹上爽身粉。

“小家伙头发长得特别快，一个星期就长了密密麻麻的卷发。”回忆起大孙子的点滴，老人嘴角忍不住泛起微笑，“当时也没太在意他皮肤是黑色的，觉得或许再过段日子就好了。”

一个月后，朱水宝带着小家伙去打预防针，医生看了后说，这个孩子是混血儿。阿婆心里咯噔了一下：“那是不是血不好啊？”阿婆拉着医生的手，紧张地问。“混血儿是指中国人和外国人生的孩子，您别多虑。”

也有周围人的议论不时传到朱水宝耳边，虽然生活拮据，但阿婆认死理：我把他抱回来了就要对他负责。阿婆给小家伙起名“朱军龙”。“他是建军节那天出生的，又是在龙年。”朱水宝说。

朱军龙胃口好，阿婆在家常备糕点水果，从不让他饿着；每晚，只有看朱军龙睡着了，奶奶才会放心去睡。

图说：童年朱军龙

奔走：孩子一定要能读书

朱军龙小时候可没少让奶奶操心，“他可皮了，拔邻居的菜、点燃公园里的枯草……小时候还被狗咬过，花了600块钱打疫苗。”小家伙一天天长大，很快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由于朱军龙的国籍没法确定，朱阿婆家又不符合收养条件，朱军龙的户口迟迟没有着落。阿婆心里急啊，她几乎跑遍了周围所有的幼儿园，可好几位园长都说，孩子一没出生证、二没户口，他们不能收。“孩子不能不接受教育啊！”朱阿婆继续为朱军龙入园而奔波。在朱阿婆的坚持和努力下，有关方面特事特办，最终，贝贝星幼儿园接纳了他。

没几天，幼儿园的老师便“领教”了他的顽皮。一不留神，黑小囡要么上树要么钻洞，有时甚至不知踪影。“那时接到老师‘求助’电话是家常便饭。”朱阿婆回忆说，“我对他要求不高，但起码不能做坏事。”后来，老师让孩子们手拉手做游戏，带着他慢慢融入集体。

尽管对读书不那么上心，但中小学老师对朱军龙评价都是“口才好，品德好”。2007年10月，朱军龙第一次站上舞台参加才艺比赛，他朗诵了课堂上学过的《春晓》，获得了荣誉证书。朱阿婆高兴极了，有好一阵将它摆在家里最显眼处。

今年4月的一天，参加春考后的朱军龙紧张地打开电脑，输入准考证号，查询考试结果。“奶奶，你快来看，这是不是我！”看到屏幕上显示自己被上海建桥学院录取的信息，朱军龙还有点不敢相信。“是你，是你，宝宝考上了！”朱阿婆也满是惊喜。

“要珍惜这机会啊！”她不忘叮嘱孙子。朱军龙也不负嘱托，在暑假学院组织的集训营里拿回了“优秀营员”，又让奶奶骄傲了好长一段时间。

感恩：希望他学成回报社会

朱水宝育有两儿一女，收养朱军龙后不久，朱水宝的小儿媳就怀孕了。“大孙子朱军龙，小孙子朱军虎。小名一个宝宝，一个贝贝。”朱水宝说。弟弟朱军虎有时学大人，叫朱军龙“宝宝”。朱阿婆纠正他，“要叫哥哥！”

朱军龙尽管爱和弟弟打闹，但也知道护着弟弟。朱阿婆有时给军龙开小灶，小军龙会提醒：“奶奶，再买一瓶酸奶吧，贝贝也有份。”朱阿婆带他喝喜酒，宴席结束后，朱军龙总记得收好一份喜糖，“要拿回去给弟弟尝尝。”

以前，也有大老板找到朱水宝，想收养这个混血宝宝，让她“说个数”，但阿婆撇了撇嘴，“这事我不能做。”

当年为了给朱军龙上户口，阿婆记不清自己跑了多少次相关部门，虽然屡屡碰壁，但从没放弃，她觉得多去几次混个脸熟也好。“有次40多摄氏度的大热天喊了部‘差头’（出租车），一个上午司机师傅陪我跑东跑西，我去办事他还在门外等我，最后只收了我150元。我想请他吃饭，他也不肯。拗不过我，才去了一家拉面店。”阿婆对帮过自己的好心人都很感激，有段日子户口虽然没落实，但浦东新区和北蔡镇认可了朱阿婆这个人和她的这段故事，给予一定的照顾，逢年过节还会来看望朱军龙。朱军龙上了中学，除了费用全免，每年还额外补贴300元。2014年5月，民政部门的一通电话让这个家庭欣喜若狂——朱军龙的上海户口和收养关系办下来了。

有一天，朱军龙突然说出一句：“奶奶，我以后赚了钱，就买套别墅。我下班回来给你烧饭，吃完了推你出去逛。”“宝宝，为啥要买别墅？”“让我们一大家子都住在一起嘛！”在朱阿婆看来，这18年经历了酸甜苦辣，但最终她觉得还是开心的。

马上就要开学了，奶奶对朱军龙提出希望，好好学本领，毕业后回报社会。“别让自己失望，别让奶奶失望，也别让社会失望。”望着奶奶期盼的眼神，朱军龙郑重地点了点头。

新民晚报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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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大喜哥的“女人梦”：历经生活的苦难后找到归属

原标题：大喜哥的“女人梦” | 深度人物

记者/计巍

　　刘培麟

刘培麟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没有家庭，没有固定住所，没有工作，以拾荒为生。在被捡拾来的废品围筑起的世界里，和他关系最密切的是：一辆养父留给他的大金鹿自行车、一只黑白花猫、桌子上摊开的日记本，以及昏暗角落里明艳的女装和凌乱的化妆品。刘培麟将自己的生活形容为：“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可他却出了名，成了网红“大喜哥”。

在过去的7年中，他是那个“出洋相的”、“可怜的”男扮女装拾荒者，也曾在一片突如其来的掌声中成为舞台中央的“正能量”；有人逼他“改邪归正”做回男人，也有人对他“作为一个跨性别者”给予支持和帮助。眼下，很多年轻人正将他视作一个在艰难中勇敢做自己和笑对生活的人。

在围观者的“狂欢”和现实的失落间，63岁的刘培麟觉得自己始终是个“B角”。

“我是个多余的人。”刘培麟说，“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和追求，我的追求就是成为一个女性。”

　　人生的一次“试验”

雨停了，窗外传来鸟叫和人声。

刘培麟为自己换上一条大红色的半身长裙，来搭配最喜爱的那件绿底红花上衣。套上粉色卷绒外衣后，他走到窗边的落地镜前，左右欣赏，哼起小调。

他正准备和朋友们到半个小时车程外的地方去参加一场聚会。从青岛来到福州闽侯县这个叫“王坑”的村子落脚十来天，连日的雨和陌生的环境，闷得他发慌。出发前的这一刻，他兴奋得像即将要登台一样。

梳妆台的镜子里，他拨弄着刘海，扑粉，补妆，用口红在眉间印了个红点。接着他又打开电动刮胡刀，在下巴上使着劲儿来回蹭着。今天，他在头上戴了一只装饰着红色大蝴蝶结的发卡，脑后别了三朵红花，一对齐肩的辫子用粉色丝带扎在耳边。

“要是再有个婚纱就好喽。”他看着镜子中的自己说。穿婚纱，是他所认为的一个女人的“高光时刻”。

他继续打量着镜中的自己，沉默，又忽然说：“其实我是个演员。”

窗外传来汽车驶过水洼的声音，朋友们来到楼下接他了。他将红白相间的女士挎包搭在左肩上，微微驼着背，迈着外八字步子，下楼梯，像是“演出”就要开始了。

很早之前，刘培麟就已经习惯了以这样的装扮在人群中“登场”。

2012年1月，在青岛潍县路的一处民房火灾现场，一个扎着一对粗大辫子，脸上擦着厚重白粉、红胭脂，身穿艳粉色大衣的男扮女装者，突然进入青岛当地电视台的镜头：他对着黢黑狼藉的小平房，一脸懵怔，“快瘫那儿了”。

那场“至今不明原因”的火灾，不仅烧着了他的出租屋，也将这个原本偏安一隅的城市拾荒人推向了热闹的“网络围观”。人们被这“滑稽”的一幕逗笑，甚至说“要笑断十二指肠”。刘培麟就此成了网红，被叫做“大喜哥”。尽管他认为，这场火灾是他一生中最悲哀的事。

那身滑稽的“男扮女装”背后，是一段关于“失落与重生”的故事。

1959年，刘培麟被养母从青岛火车站捡来，那一年他三岁。四五岁时，养母经常给他扎辫子，扮小女孩。他从那时就喜欢上了 “成为女性”的感觉：“像过电流似的，很舒服。”

从“太小不明白”到长大后的自我压抑，想成为女性的情绪一直被他包裹在男性的身体中。从八九岁时起，他偷偷收藏着与女性有关的东西——红头绳、辫子、发卡、项链……直到下乡插队时，他仍继续着这个习惯，把它们装在用灰白色旧床单缝的小包里，藏在抽屉中。

“我明白自己该承担什么角色。如果没有外在的影响的话，自己或许能往‘正确’的方向发展。”刘培麟说。至少在40岁之前，他一直在试图活得“正确”。为了补贴家用，他高中未毕业就到工厂上班。那时被打成右派的养父喝酒中风瘫痪在床，养母没有工作在家揽活做工。二十岁时，卧床十二年的养父去世。而那时的刘培麟还不知道，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还将继续失去那些保护他的“屏障”。

刘培麟后来又失去了婚姻。他曾尝试过正常的谈婚论嫁，但多次都因为自身条件不好，散了场。二十出头时，便因此离了一次婚。另一次离婚是在他三十来岁时，经人介绍，刘培麟和一个“周身是病”、“脑子不清楚”带着孩子的女人结了婚。半年后，因为无法交流和生活，他再次离了婚。

他失去了养母和房子。1996年，养母被查出癌症晚期。为了治病，他卖掉了养父留下来的房子，但却被买房的人骗了尾款，只拿到了首付的十万元。随后，他又四处找人借了十二万元，维持养母的治疗，直到她去世。

他失去了工作。1998年，刘培麟从待了二十多年的青岛服装十九厂下岗。之后，他找了很多种工作。他去过青岛城阳区工地上安装冷却塔，可却踩翻了脚手架，连人带板从八楼摔下来，造成脑震荡住院一年，后因老板不给支付拖欠的住院费，他从医院“溜了”。他去送煤气，载着煤气罐的人力三轮车后闸突然断了，迎面撞上一辆正在行驶的公交车。三轮车撞烂了，公交车的保险杠也掉了下来，被判全责后，他落荒而逃。“命挺硬的，几次祸都没玩儿完。”刘培麟苦笑。他的最后一点信心栽在了卖报纸上，“跟人借了点钱卖报纸，结果却赔了个稀里哗啦”。

“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自己把握人生方向的能力、抵御能力差一些。”刘培麟说，“那就开始拾荒吧，找着一个是一个。”临近千禧年，他开始骑着父亲留给他的那辆带大梁的大金鹿自行车去拾荒。除了那时八毛钱一斤的铁和塑料、破烂锅碗、废纸以及果腹的食物外，他还在垃圾堆里捡拾着跟女性有关的东西。有一次，刘培麟捡到了一件心仪的白色连衣裙。他回家穿上它，非常合身，又穿着它走出了家门，去了公园和海边。那时的他短发，没有化妆，脚上穿着一双黑色女士布鞋。瞥到旁人在笑自己，他紧张，出了一身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那是我对人生的一次试验。”刘培麟说。此后，他开始逐渐以女装示人，彻底偏离了那条“正确”的轨道。他知道，在别人眼中这显然“荒唐”、“滑稽”，是个“怪现象”，但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种归属。

　刘培麟已经习惯了以女装示人

“他们自诩正确”

2012年初的那场火灾之后，刘培麟成了青岛的“名人”。不久，他登上了山东电视台生活频道一档名为《请你原谅我》的节目。和他一起出场的，是电视屏幕下方出现的一行字：“大喜哥：一个网络‘奇葩’的终结”。

在聚光灯下，他一面被嘉宾责问：“你这身装束，出来会把小孩吓坏的”，另一面，又因为“卖房借钱替母治病”和“坚持还钱不赖帐”的正能量引发全场掌声。一位观众说：“我认为大喜哥比那些开宝马的、穿西装的、有钱的强多了”，“有多少不孝儿女还不如大喜哥呢”，“他们应该叫你大—喜—爷！”刘培麟连忙鞠躬致谢。

随后台上的女主持人又给他出了个“主意”：“如果您换成男人的衣服，您在全国会比现在还要火！大家想看吗？来来来！”

他洗了脸，换上黑色大衣，藏起辫子，头顶一个黑色礼帽再次登台。灯光下，他眼光四下闪躲，腼腆微笑。一片欢呼声在台下响起。

如果说这次换回男装是刘培麟在舞台上被迫的“表演”，那么四年后的这一次，则是他走投无路时对“正确”的妥协。

2016年，那个叫他“变态狂”的房东不断上涨着他的房租，每月1387元退休金已经无法负担。他从电话本上找到了一个姓赵的“网上朋友”寻求帮助，对方给他提供了青岛中山路发达大厦里的一个房间。住了没多久，便接到邻居投诉：无法接受这样装扮的人每天出入大厦。刘培麟面临的选择是：要么走，要么改变自己的形象。他发狠剪了头发，换了男装，扔了女装，在心里跟自己说：正规点吧，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他以男人的样子重新找工作，应聘了十几份，大多数被拒，好一点的让他做了几天工后给了点钱劝离。他逐渐发现，这个承诺说要给他提供各种帮助的“赵老板”，实则是利用媒体的报道，将“做回男人”的他再度包装成名人来经营。半年后，刘培麟和“赵老板”闹翻，离开大厦。

他搬到了一个半地下室，换上女装，继续拾荒。人们见了他问：你不是不穿女装了吗？不是“改邪归正”了吗？

刘培麟觉得自己啼笑皆非：“哎呀，我嘲笑我自己。”

在日记里他写道：“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怪物’……一个无用的人，他们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他们所以为的人，他们自诩正确。”

2016年，他在青岛长途汽车站旁的立交桥下遇见一个醉鬼横躺路边，怕来往车辆轧着他，刘培麟报了警等在路边。一个小时后警察来了，板着个脸问他：你报的警？随后便把醉鬼弄上车，扬长而去。他还记得那个醉鬼上车前，对着他不屑地“哼”了一下。

还有一次，他在海边玩时，看见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在海里挣扎，刘培麟会几下狗刨儿，下海把女孩救了上来，报了警通知了家长。结果，刘培麟同样没有得到一句“谢谢”。他认为这些都是“义举”，但人们注意到的却是他的装束，“他不管你有什么高尚的精神，不管你内心如何，不管。”刘培麟叹着气。

还有网友给他找了心理专家上门做“心理辅导”。虽然觉得“特别可笑”，但刘培麟还是接受了那位六十多岁的心理专家的谈话，并给他包了顿饺子。过了几天，专家给他送来打印了三张半A4纸的总结：他是一个个例，本身并不坏，从小就喜欢成为女性，没有什么别的企图和想法，没有犯罪前科……

“我手无缚鸡之力，我就是过我的日子啊。”刘培麟说。

2016年后，他的生活逐渐消停下来，和猫“搭伴”过着日子。但猫已经不是原来的猫，曾经的那只“花花”几年前被蜂拥而至的媒体和围观者们吓得不见了踪影。

日子平静久了，他有时也会感到失落和不安，在日记本上他这样写道：“或许，我早已成了臭狗屎。”

2019年的春节，是他最难熬的一次。大年三十，身无分文，所有的钱都交了房租。即便搬到崂山上偏僻的民房，刘培麟仍旧无法摆脱被房东三番五次涨房租的宿命。他背地里叫这对房东夫妇“黄世仁”和“地主婆”，因为半年的时间里，他们把房租从每月500块涨到了1700块——等同于刘培麟每月的退休金。

他觉得崂山也呆不下去了，但不知在青岛还能去哪儿。年前，由于无法在规定期限内交付9000元押金，申请公租房的机会也失掉了。除夕晚上，他用捡来的苞米面，贴了一锅饼子。

找不到办法时，刘培麟会翻自己的电话本。那上面写着许多媒体记者、“热心网友”、“好心人”留给他的电话号码，他会打电话碰碰运气。这其中，最常求助的是唐冠华，一个与他认识十年相差三十岁的“老朋友”。

2019年春天，从来没出过远门的刘培麟，决定到两千多公里外的“另一个星球”上去投奔这位“老朋友”。

　　“万物复苏，我又活了”

化妆品的香味、猫的气味，还有放了三天没舍得扔的卤肉味儿，它们混合着南方潮湿的空气，在你走进他的房间时，朝你扑面而来。这就是刘培麟逃到“另一个星球后”暂时落脚的地方——福州闽侯县荆溪镇关中村一座二层小楼。

屋内阴冷，刘培麟起身拉上窗户，三月连日的雨水和厚重的云层，将窗外的山遮掩起来。他想：不知道青岛有没有下雨呢？虽然还没有适应这个和青岛气候差异很大的南方村庄，但他却觉得自己正在被一种春天般的希望围绕着：快要从梳妆台抽屉和桌面上溢出来的化妆品和饰品，堆放在书桌上、地上成套的鲁迅、巴金、老舍的作品集，简易衣架上挂成一排的女士大衣、纱巾和挎包……这些都是网友寄给他的。抵达福州的十余天里，他拆了上百个快递包裹。

写字台上立着一个红边小圆镜——除了窗边的落地镜、梳妆台的镜子外，它是这个小屋里的第三面镜子——镜子边上是一张白色的方形卡片，上面写着：“大喜哥你好，我是一个看了你故事的网友，在我心中，你很勇敢，活出自我，谢谢你的出现也让我感受到了满满的勇气，加油，你不孤单哦，希望你喜欢这份小礼物。”这样的卡片和纸条还有很多，夹带在网友寄给他的衣物间。刘培麟把它们收集在写字台下面那个歪扭难开的柜子里。

他在日记里写下：“春天，万物复苏，我又活了”。“有一段时间，我还以为：完啦，彻底完啦……这几天，自己真的又从地上回到天上！我又成了‘网红’了……面对网友的热情，面对捐赠来的物资，我湿润了双眼，那颗本已麻木了的心，却又一次地活了起来。”

2019年2月19日，在刘培麟向朋友唐冠华求助后，唐冠华为他在网上发起了一项众筹。除了以此解决刘培麟目前租房等生活问题，唐冠华还试图让人们去关注与刘培麟有关的另外两件“重要”的事：一个是他身上20多年的疝气，需要手术；另一个是他从小学时开始每天写的近500万字的日记——他在现实失落世界中的精神归所。2月21日，网络众筹到30万余元的善款，这完全出乎唐冠华的预料。

唐冠华喜欢去寻找“边缘人”和看上去“有点奇怪”的人。他觉得自己就是处在那种“一直和多数人连不上”的边缘状态中。他高中退学创业，从事当代艺术和社会工作，后又与妻子邢振在青岛崂山创办“自给自足实验室”，并于2015年与公益基金会在福州闽侯县合作创办“南部生活”社区，尝试探索边缘群体可以自力更生的生活模式。

2008年，在青岛美术馆旁的街道上采风时，唐冠华和好友黄金遇见了扎着小辫，一身《红灯记》派头的刘培麟。一起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二人，上前与他搭话，询问是否可以给他拍照，刘培麟爽快的答应了。后来二人到他家中拜访，并保持了联系。

直到看到刘培麟的日记，他们才发觉走进了他的内在世界。“（日记像是）一幕奇幻、坎坷，夹杂着闹剧和正史的悲喜剧，正在社会的边缘上演。”黄金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在你未曾去过的拆迁废墟，他一身鲜艳，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在危险的独木上舞蹈，试图美丽，试图骄傲。”

和其他人不同，唐冠华和黄金大多数时候称呼刘培麟为“刘老师”，或是“老刘”。“我对他来讲不是帮助，是合作，我们之间有一种联系，我从他身上能学到很多东西。”唐冠华说，他正在与志愿者们一起着手进行刘培麟日记的出版。

过完2019年的春节，与刘培麟商量后，唐冠华邀请他来福州“南部生活”社区，协助他治病，重新寻找新的落脚点，共同完成日记的出版。

3月1日，刘培麟抵达福州。与他一同来到的还有网友们的上百件快递包裹。十天后，在志愿者们的照顾下，他完成了疝气手术，消除了伴随他二十多年的顽疾。

“她们在时刻的保护着我……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什么是爱，这种爱是宽泛的，她们带来人间的无限真情，我真想拥抱她们，可我没有，我不想破坏这真实的安宁和温馨。我想就这么待下去，就是让我去死，我也毫无顾忌！”刘培麟在日记里写。在与志愿者和网友的相处中，他觉得自己那颗“死了的心”又被“激活”了，笔下的日记中又开始出现“幸福”、“天真”、“美好”、“甜蜜感”这样的字眼。

“青春啊青春，多么辉煌……”刘培麟倚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试图用美声唱起电影《青春万岁》的插曲，他仰着头，手掌和着节奏摆动。紧接着又朗诵了电影中的台词：“让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来编织你们，青春万岁！”

他向往电影中的人们的热情和奔放，虽然这些“已经随着时代的变化，过去了，看不见了”，但他仍然经常唱起：“红星照我去战斗……”，“雪皑皑，夜茫茫……红军都是钢铁汉”，刘培麟继续唱着，闭上眼睛，点着头。他觉得这里面有“生命力”，可以填补失落。在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会默诵《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我何尝不想拥有这一切呢？可我没有那个条件，这半男不女的样子，我有自知之明。”他指着正在看的杂志，上面有一句话：人生就像做梦。可他却不懂这个梦从何而来：“人生哪有那么些梦可做啊，人生就是要面对现实。”

“下面的日子，还要过下去，不能依赖，依赖只能使自己懒惰。”他在日记里写道，“娜拉说：‘最要紧的，我是一个人，同你一样的人……或者至少我要做一个人……我不能相信大多数人所说的……一切的事情都要由我去想，由我自己去解决……’”

　刘培麟在商场选购女鞋

“我是个多余的人”

他其实并不清楚自己正在前往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聚会。但他并不太担心，因为有朋友们陪着他，“要是没人陪着，咱得考虑考虑，给咱下个逐客令什么的就尴尬了”。

公寓门打开了，右边的墙壁上贴满了刘培麟一时看不太明白的摄影作品。听着周围人的聊天，他逐渐知道，自己来参加的是一个福州艺术家的沙龙。

人们坐在长桌边聊着天，他时而应和点头，时而愣神。一个小时里，他打了七个哈欠。只有在谈到与青岛有关的事情时，他才兴奋起来。

唐冠华给艺术家们介绍着刘培麟，有人一眼认出了他——“大喜哥！”刘培麟笑笑说：“大喜”是我的艺名。唐冠华跟他说：“这些人都是写东西搞艺术的，你也可以聊聊。”

“其实你也是做艺术的，行为艺术。”其中一位艺术家笑着对刘培麟说。

他和在座的人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卖了房，身上一分钱没有，靠着拾破烂，靠着看书，写日记，就这么挺过来了……我父亲是1976年死的，这一块在我的日记里写了三个半篇幅，这块历史我是记忆犹新……”人们边抽烟，边听他讲，走廊边上的音箱里播放着肖邦的钢琴曲。

“他一个人映照出整个历史”，坐在刘培麟旁边的一个艺术家说。

“他们聊得很热闹，其实没咱们什么事儿，咱们就是陪衬。”刘培麟侧身低头悄声对我说，“我在这儿揣摩人物状态，回头写在日记里。”

当人们把他当作“剧中人”来看时，他也在观察和戏谑着“观众”。接受采访多了，他通常能很快察觉出记者对他的态度。这次出门参加聚会前，他曾客气地终止了两个年轻记者的采访，对方走后，他一边倒掉杯子里的水一边说：“这俩人例行公事来了，带着情绪的。”

他还给那些他认为无聊、好奇的“围观者”，编了一个自己与哑巴的同志爱情故事。“他们逼我太甚了，总问我：你有没有相好的？有没有这个呀那个呀？”

“没办法，自当编出这样一个爱情故事，目的是表明我做女人的决心。”刘培麟在日记中写道。

“哑巴”确有其人，也确实在他四十多岁时一起生活过。但他并不觉得这是“爱情”，本质上是“一个小插曲”：“稀里糊涂地过了段日子，填补一下空白”。后来，哑巴失踪不见。现在回想起这段经历，刘培麟觉得可笑，“但没想到，他们还当了真。”

他曾随手在青岛出租屋的镜子上写下：“新的一天开始了，加油！”这句话曾多次被媒体写进报道中，几乎成了“大喜哥”最具代表性的“人生金句”。他有些搞不懂：“我是信手涂鸦，心血来潮，没想以此出名，记者看了以后觉得不得了，就跟看了‘圣旨’似的，人家说好就好呗。”当人们把他追捧为“正能量”时，他也疑惑：“没有什么正能量，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

让刘培麟感到不解的事情还有很多。几天前，在打开一个快递包裹时，他看到的却是一个“老鼠夹子板”。“吓我一跳！哎呀，可千万别再给我寄个死老鼠来了！”他拨了快递单上的号码，想问个究竟，但始终没人接。他还收到了一个外面封得很紧里面却空空如也的快递箱子，他无法理解：“这太奇怪了”。

“人生就是一场戏，你方唱罢我登场。”刘培麟哼唱道。

他将许多的不解、愤怒、悲伤、自嘲，以及寄托和重建悉数写进日记里，并把这个过程叫“过滤”：“要是不写，我一天也活不下去了，早就完蛋了。”刘培麟写日记的习惯，从小学二年级时开始，至今未间断。保存下来的四百多本日记，是他最重要的财产。在唐冠华提议帮他把日记出书时，他想了一个名字，叫《我的一辈子》——“这辈子就这么个事儿”。

“我是个多余的人，多余。”刘培麟说，“就这么口气儿，活着。（外面的世界）不用我，不用我不要紧，我在家埋头写我自己的，看我自己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和追求。”

“作为一个男人（首先要承认这一点）梦寐以求的想变为女性，道路是何其的艰难，但我还是矢志不移的选择了这条难以跋涉的路，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我，是来自对女性的追求和向往。”他在日记里写道。

这几天，有福州跨性别协会的组织者来看望他，对方是一个在手术后成功变成女性的跨性别者。他对“她”感到羡慕，向往，但还是觉得“拉倒吧”：63岁，入土半截子了，哪有那么多钱折腾，先这么混着吧。

眼下，刘培麟仍在福州继续寻找着自己的落脚地，他希望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地”，但过程并不顺利。他也看不懂福州乡下的许多习俗，听不懂当地人对他说的话，但他想：我搞不懂，但我会慢慢明白的。

他还尝试着一些新的可能。2019年3月29日，他在唐冠华等朋友的推动下与公益基金会合作设立了以自己身份命名的“喜公益”专项基金，试图去帮助“那些生活困难且无力自拔的人，或是那些和我一样跨性别的人”。刘培麟不确定这是否可以成为自己的一份新的事业。他时常会想：是不是还要继续拾荒？或者，还是要在适当的时候，找点事做，以弥补自己空虚的心灵。

“63岁，日薄西山喽。”刘培麟说，“可我的心还是年轻的，我愿意一直走下去。”

从聚会回来的转天早上，窗外又下起了雨。他觉得无事可做，便化好了妆，戴上金边老花镜，在日记本上写了一首诗：“我如一朵小花/开在心里，美丽使我陶醉/开心，是我怡然自得的姿态……/我喜欢……/但我不曾拥有/实在是因为我不配/短暂的祝福，我会永远的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