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盘点沈阳走出的大学校长:曾掌舵北大同济与港校
原标题：媒体盘点沈阳走出的大学校长：曾掌舵北大、同济与港校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沈阳这座素有“东方鲁尔”美誉的工业城市，涌现出了很多文化、体育名人。无论是知名运动员还是演艺明星，咱闭着眼睛就能数出一大把。而在沈阳知名收藏家、沈阳晚报文史顾问詹洪阁看来，沈阳不仅善于塑造文体名人，更盛产大学校长。北京大学、同济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知名学府，都曾由咱沈阳老乡掌舵。
王恩哥、裴钢和张信刚（左起）
北京大学原校长王恩哥：当过知青还是海归
2013年3月22日，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潘立刚在北京大学宣布了中央、国务院的任免决定，王恩哥接替周其凤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王恩哥院士不仅是地地道道的沈阳人，还是辽宁大学的毕业生。与很多“50后”一样，王恩哥也当过知青下过乡。据王恩哥的同班同学回忆，那时候，同学们非常珍惜考入大学的机会，学习气氛都很浓。在大家都拼学习的日子里，王恩哥基本上都是班上前几名。因为王恩哥非常优秀，本科毕业后，他被保送上辽大的硕士。也就是说，王院士在辽大学习了7年时间。1987年9月，王恩哥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师从章立源教授攻读博士。考虑到王恩哥已有很好的物理基础，导师建议他做半导体超晶格的题目。之后，他又被选拔推荐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交流学习。1995年8月，他只身一人回国，受邀成为中科院物理所一名普通研究员，也成为中科院“百人计划”中第一位从美国招聘全职回国的青年物理学家。
在院士队伍里，王恩哥应该是很年轻的一位。但他为人很低调，几次回母校辽宁大学参加校庆活动。其中，在母校60年校庆时，作为校庆系列学术活动的压轴戏，辽大为校友王恩哥举行了双聘院士仪式暨王恩哥院士学术报告会。
“王院士给我的感觉很亲切，没有架子，低调又平易近人。”当年负责辽大校庆工作的王老师这样回忆，“当时王恩哥院士身在国外，平日的忙碌可想而知。我与他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沟通，主要是辽大校庆的行程安排等。每封电子邮件发过去，他基本上都会在十几分钟后回复。”王院士在每封回复的信件中，都会用一些敬语，称呼她为“老师”，并在行文最后认真地留下他的名字和时间。
“王院士回母校作报告，也是我接待的。提到我的名字时，王院士一笑，很亲切地说：‘啊，您就是一直用邮件和我联系的老师啊，您好！’”王老师说，可能在很多人眼里，院士是高不可攀的，可在实际接触中，却那么亲切。
2015年3月3日，根据国务院《关于王恩哥任职的通知》（国人字〔2015〕35号），王恩哥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同济大学原校长裴钢：为人谦逊热情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原校长裴钢也是咱沈阳老乡，并在沈阳药科大学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詹洪阁介绍，他曾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前往上海拜访了时任同济大学校长的裴钢院士，并向同济大学捐赠了一些校史资料。
“尽管在外工作、生活多年，但裴院士乡音难改，对我这个沈阳老乡很热情，还主动送我世博会的门票。而对于我捐赠的校史资料，裴院士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他为人处世十分谦逊。”詹洪阁回忆。
沈阳晚报、沈报融媒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作为沈阳药科大学的知名校友，裴钢院士多次回沈参与母校活动。2011年9月，时任同济大学校长的裴钢院士回沈参加沈阳药科大学80周年校庆活动，其间还访问了辽宁省实验中学，与辽宁省实验中学教师进行了座谈，并为实验中学的师生作了报告。在互动环节，裴钢院士对同学们提出的“如何确立人生目标”“如何处理个人爱好与专业选择”“同济大学希望招收的高中学生具备哪些素质”等问题进行了解答。裴钢院士精辟、睿智的解答赢得同学们阵阵掌声。
香港城市大学原校长张信刚：有人文气质和博雅见识
鲜为人知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原校长张信刚也是地地道道的沈阳人。张信刚担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11年，在其任职香港城市大学校长期间，该校连续三年入选《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世界最佳学府200强。张信刚十分重视文化教育，被誉为“文化校长”。
1996年刚一到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职位，他就开始积极筹备“中国文化中心”，并要求所有专业的本科生都必须修读六个学分的中国文化课程；面对香港电影业衰落的事实，他还在城大建了一个“创意媒体学院”，培养能用最新科技手段叙事表意的新型人才。他甚至当起了电台主持人，节目名为“张信刚随想曲”，畅谈历史、音乐、美术、科学、人文思想……内容无所不包，各种名人轶事、典籍查考信手拈来，让人误以为他是一个人文领域的学者。
张信刚认为自己很幸运：“一个人如果有机会，又认识自然科学，又认识古今中外的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绝对是一个幸福的事情，比有辆兰博基尼跑车幸福多了。”
詹洪阁介绍，张信刚的父亲张恩树、母亲关丽分别于1936年和1940年毕业于原“满洲医科大学”（坐落于沈阳，1948年该校合并入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分别从事外科和妇产科医生工作。2001年3月，耄耋之年的关丽女士在长子张信刚陪同下回到沈阳，参观了母校。当她看到中国医科大学正在建立图书馆时，决定把她和丈夫多年积攒的100万人民币，捐赠给医大用于建立电脑阅览中心，给学生们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2004年6月，可容纳100人同时阅读的电脑阅览中心建成并开始使用，中国医科大学决定将该电脑阅览中心命名为“张恩树、关丽电脑阅览中心”，时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的张信刚，受母亲的委托来沈参加揭匾仪式。
来源：沈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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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大扩招：高校扩招20年⑨越扩招，越公平吗
原标题：高校扩招20年⑨越扩招，越公平吗
不同于初等和中等教育(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在大多数国家，高等教育(tertiary/higher education)依然被视作一种“消费品”而非“必需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过去的一百多年里，高等教育已经完成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华丽转身。旧时王谢门前燕，也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据学者的统计和推算，1900年的时候，全世界范围内大概也只有1%的适龄人口（约五十万人）能够上大学；而到了2000年，这一人数已经增长了200倍，达到近一亿人(Schofer & Meyer, 2005)。
中国的高等教育扩招从1999年算起，至今已刚好二十个年头。在这二十年中，由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由不足7%急速攀升至当前的50%以上 （见下图 ）。也就是说，在目前18-22岁的适龄人口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能够进入大学（包括本、专科院校）就读。这一数据虽然与OECD国家平均水平（约75%）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但从2014年开始，中国就已经超越了世界平均水平。
大多数时候，人们倾向于给与高校扩招政策以积极正面的评价：它提高了国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素质，有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它帮助更多的人得以享受更好的教育机会，获得更好的职位及收入，乃至摆脱出身的束缚，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此外，它还在客观上延长了年轻人的在校时间，在经济下行的时期有效缓解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然而，对于这种通过行政手段推动的快速扩招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关注得还不够。
正如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整体收入差距的缩小，高校扩招也并不一定使得教育机会的分配更为公平。因为所谓公平，从来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水涨船高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有的人获益更多，有的人获益更少，而这在客观上有可能造成不平等的进一步扩大。在这篇短文中，我将简单介绍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中对这一问题的几个经典论述，以期解释为什么以公平为导向的高校扩招有可能反过来导致更大的不公平。
“香槟塔”理论：教育扩招总是最先惠及优势阶层
关于教育扩张和教育机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美国社会学家Raftery和Hout 在1993年的一篇文章中最早提出一个经典理论假设，即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MMI））(Raftery & Hout, 1993)。他们认为，社会中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几乎总是在最大程度上保持恒定不变的，即在各个教育阶段，家庭背景好的孩子总是比家庭背景差的孩子有更高的入学率和升学率。只有当优势阶层在某一教育阶段的机会达到饱和状态时，进一步的教育扩张才有可能惠及中下阶层，从而使得教育不平等水平有所下降。
吴晓刚之后进一步修正了这一假设，他认为在优势阶层的教育机会达到饱和之前，教育扩张有可能扩大不平等而不是维持其不变 (Wu, 2010)。基于1990年和2000年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他发现在这十年中，尽管义务教育的普及（或饱和）使得初中阶段的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但高中阶段的城乡差距实际上却扩大了。也就是说，在高中阶段新增加的教育机会，更多的被城市的孩子所获得。
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推动更为稀缺的高等教育的扩张，更受益的显然还是那些城市的、优势阶层的孩子，因为他们有更大的可能性从高中毕业，参加高考，从而升入大学。所以说，我们观察到近些年大学里的农村学子比例变小了，并不是因为他们在高考中表现更差了，而是他们完成义务教育以后升入高中的可能性相对的变小了。事实上，这一推论也得到了经验数据的验证。如李春玲发现，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的大学扩招并没有减少阶层、民族和性别之间的教育机会差距，反而导致了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上升 (李春玲, 2010)。
我跟学生解释这一现象的时候通常戏称其为“香槟塔（Champagne Tower）”理论。想象我们的社会就像很多玻璃杯搭构成的金字塔一样，一层叠一层。而教育扩张就好像往这些玻璃杯中从上至下倒入香槟酒。只有当上层的玻璃杯盛满以后，香槟才会溢出流入下一层，直至所有的玻璃杯都被盛满。这样就很好理解为什么旨在使更多普通人受益的教育扩张反而总是使得优势阶层更早受益。
从纵向分层到横向分层：优质教育资源总是被优势阶层垄断
社会分层研究中与MMI假设相对应的另一个著名的理论假设是由Lucas提出的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MI）(Lucas, 2001)。不同于MMI，EMI认为即便某一教育阶段的机会已经达到饱和，优势阶层依然会动用他们所有的资源去寻求同级别但更为“优质”的教育机会，从而得到具有更高“含金量”的文凭以有效地将他们与其他阶层区隔开来。
换句话说，随着上大学机会的增加，大学生人数的增多，最终的结果将是，上不上大学不再是个问题，而机会的不平等将更多地体现在上什么样的大学。不平等并不会消失，而是换一种方式继续存在。实际上，在中国高等教育扩招的过程中，我们也能观察到这一由纵向分层向横向分层的过渡。比如说，学生和家长变得越来越关注大学的类型（本科或专科）和排名（985，211或双一流），以及专业的热门程度（理工科或文科）和更高层次的学历（研究生或博士）。
已有的大量研究结果显示，不论教育机会以何种形式扩张，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始终被来自优势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子女所垄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一个名牌大学的文凭不仅仅是维系他们家族地位、实现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必要投资，也是一种根植于文化偏好（culturally desirable）的自然选择(Bourdieu, 1973)。
在崇尚精英教育的英国，伊顿公学、圣保罗等9所克拉伦登学校（注：Clarendon Schools，通常用来指代英国九所顶尖的著名私校，被称作英国精英的摇篮）的毕业生中有近40%的人会升入牛津或剑桥大学，且他们入选《英国名人录》的可能性是其他学校毕业生的94倍(Reeves, Friedman, Rahal, & Flemmen, 2017)。
即使在崇尚“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国，有70%的哈佛学生来自美国收入前20%的家庭，其中15.4%来自前1%，而家庭收入处于后20%的学生仅占3%，家庭收入前1%的子女就读常青藤院校的几率远高于后20%，前者是后者的77倍(Chetty, Friedman, Saez, Turner, & Yagan, 2017)。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中国。“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数据显示，在清华、北大和人大三所精英学校中，有30%的学生来自于中上等及上等经济地位的家庭，而在其它“211大学”和非“211大学”相应比例则分别为18.6%和14.6%。此外，三所精英大学的学生上大学前为农业户籍的，只有16.9%，而其他两类高校相应的比例则分别为31.8%和31.4%(吴晓刚, 2016)。
供需关系和教育质量
社会学家通常关注不同社会阶层在教育机会获得上的不平等，而经济学家们则往往更为关注教育对于人们收入差异的影响。他们通常将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与高中毕业生的平均收入作比较，以测量大学工资溢价（college wage premium）。
毫不意外的是，这一数值几乎总是正的，因为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肯定要超过高中毕业生的平均收入，无非是超过多少的问题。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扩大招生规模，使得更多的人获得大学文凭，就能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呢？答案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明了。
首先，如果我们将大学文凭看作是劳动者技能的象征且由市场定价，那么其作为一种商品，就肯定会受到市场中供需关系的影响。当大学扩招的速度超过了劳动力市场中相应新岗位产生的速度，大学生就会变得供过于求，他们整体的议价能力就会变弱，雇主就更有可能压低他们的平均薪资以节省成本。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凭贬值（credential inflation），即对同一水平教育文凭的收入回报降低了(Freeman, 1976)。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说，短时间内过度的扩招有可能导致大学生平均收入的下降，拉低大学工资溢价。
然而有意思的是，经济学家李宏斌等人研究发现，尽管中国高等教育在1999年之后高速扩张，但大学工资溢价却反而稍有上升(Li, Ma, Meng, Qiao, & Shi, 2017)。这其中当然有可能归功于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大量能够吸纳这些大学生的新岗位，但他们进一步的探索证明这其实是由于那些较早世代的大学生的收入回报大幅增长拉高了平均水平，对于更年轻大学生们而言，收入回报的确是下降了。
相似的研究结论也被Knight等学者证实。他们发现只有那些在扩招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才面临相对工资降低，失业率上升，以及获得“好工作”难度加大等困境，而在扩招前就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则并不受影响(Knight, Deng, & Li, 2017)。
除了毕业生人数的增加带来供需关系的变化(quantity)，大学扩招还可能通过改变教育的质量(quality)来影响其收入回报。这一方面有可能是由于“开闸放水”导致生源平均质量的大幅下降，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由于招生规模在短时间内的急剧增加使得高校师资力量缺乏、基础设施不足，从而造成教学质量的下滑。这些问题也是公众和学者们在探讨大学扩招的负面影响时经常提及的现象。然而，由于“质量”本身是一个很难精确测量的概念，这一方面的定量研究尚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挖掘探索。
总而言之，虽然高等教育的普及本身常常被看做社会进步的象征，但不尊重社会经济规律的盲目的扩招却有可能适得其反，进一步扩大社会不平等。特别是自1990年代末开始实施“并轨招生”以来，高校收费迅速上涨，甚至超过了同期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许多多, 2017)。这无疑给寒门学子的家庭增加了巨大的经济负担，也带来了一系列教育公平的问题。诚然，扩招使得很多原本没有机会读大学的人有机会能够进入大学的校园，但鱼跃龙门之后，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否依然能够兑现“高考改变命运”的承诺呢？
（作者系香港大学 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