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刘西拉 陈陈：面对面：合唱团
2017年6月10日，在中央电视台综艺节目《出彩中国人》的舞台，来自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的60位老人共唱了一曲《我爱你中国》，在年轻人主打的综艺节目当中，这群平均年龄72.3岁的演唱者，不仅让现场的嘉宾和观众红了眼睛，也感动了无数的电视观众。在网络广泛传播的同时，不少人关心这些老人都经历了哪些人生故事。
87岁的程不时是艺术团中年龄最大的成员，是大家共同的清华学长，他的名字与我国的大飞机研发制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70年前，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7年，程不时考入清华大学的航空工程系，因为国家当时并没有独立的航天工业，程不时的这个选择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
程不时：当时有的大人告诉我，这个航空系前途并不好。
记者：什么叫前途不好？
程不时：前途不好，就是就职的前途，没地方工作，但是我不管，我做什么事情，我要建设祖国的航空。
记者：可是没有工作，您怎么建设祖国？
程不时：所以别人跟我讲，我还不信，我们刚进去没多久，系主任召集新生座谈会，系主任说航空系的工作前途不好，所以我这个系主任也是很有负担的，将来学生怎么就业，所以我奉劝大家，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你最好转系，当时是可以转系的。
记者：连系主任都这么说。
程不时：系主任说的要转系。
程不时出生于1930年，他的飞机梦源于战乱。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平静的家园被打碎，当时只有7岁的程不时开始了逃难生活。
程不时：逃难的时候，躲空袭警报，听见外面的机声音，跟发动机怒吼的声音，我看到了日本飞机对中国的轰炸，对我们人民的屠杀。
从山东到河南，从湖北、湖南、再到广西，辗转迁移的过程中，战机的轰鸣声如影随形，它渲染着恐惧与仇恨，同时也在少年心中埋下了理想的种子。
程不时：所以我在课本练习薄的空白处，开始画飞机。
记者：画的什么样的飞机？
程不时：画当时作战的飞机，飞机。同学编墙报叫我写个稿，我就写了一篇论飞机的三轴操纵，写一篇这样的心得，这是我的第一篇航空论文，公开发表在墙报上，然后我就跟同学们宣布，我将来长大了要设计飞机。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下定了决心，我将来一定要为祖国设计飞机。
系主任的语重心长没能动摇他，最初的两年，也确实有不少同学转到了就业更有前景的其他专业。
程不时：我一个同学马上转到建筑系去了，他就来跟我说，他知道我喜欢画画，我建议你来，你来吧。我参观过他们素描室。
记者：也动摇过，是吧？
程不时：人家来劝我，我也没去。
记者：但是去人家建筑系的画图室一看，心里也动了一下，是不是？
程不时：我也在那里练过画，但是我还是要学航空，所以多少有点儿盲目，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非常幸运，我读到二年级的时候，新中国成立了。
国家的峰回路转，是一代年轻人实现理想的最强的推动力。开国大典那一天，程不时的飞机梦再一次被点亮。
程不时：当时还有一些原来的传统，要举行提灯游行，我们当时航空系的人商量，我们做一个什么灯，后来一想我们学航空的，我们要做就做个飞机灯，而且又有一个车子推着，用电瓶通那个灯，这么亮，飞机像真的一样，经过天安门的时候，我们看见天安门上，新当选的国家花花，一片掌声。我们当时的体会，这个掌声不是这个灯造得好不好，而是前面清华大学航空系，一个横牌，后面一架飞机出来，我觉得是对我们心愿的一种肯定。
记者：它是假的，它就是个灯。
程不时：它是个纸灯。群众向我们喊，希望你们将来真的为祖国建设飞机出来，这个使我热泪盈眶，所以这个时代有很多巧合，本来我选的，被认为是一个很不得意的行业，但是到我毕业的那年，新中国开始成立航空工业局，所以中国的航空工业是1951年成立的，1951年就是我毕业那一年。
1951年，程不时进入航空工业局，一待就是5年。
记者：您是刚毕业的年轻人，您能干什么呢，当时。
程不时：我被派到这个设计组，当时叫设计处，我们跟苏联人在一起工作。
记者：学习。
程不时：苏联人要一批中国人协助他，但是心里有一个愿望，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自己能设计飞机。
1956年，中国开始依靠自身力量发展飞机设计事业，成立了“第一飞机设计室”。作为总体设计组组长，程不时承担起了设计新中国第一架飞机的任务。
记者：您十几岁的时候，就在那个书本上旁边就画飞机，现在终于能轮着自己设计飞机了。
程不时：设计飞机跟普通画图不一样，就是你想的这一笔，将来是要飞到天上去的，你心里不能不有一种从远处看的整个全貌，感觉它艺术的魅力，它技术的合理性。
1958年，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歼教-1首飞成功，这标志着新中国自主设计研制飞机成功迈出第一步。
当程不时实现了自己的儿时梦想，在航空领域大展拳脚的时候，新一批清华学子迈入了校园。刘西拉，1957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
他的妻子陈陈，1956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
记者：您报专业的时候，想过以后要干什么吗？
陈陈：那时候我们高考有一篇作文题，你为什么要选这个专业，结果我说我就想选这个专业，将来我有一天要建三峡，结果我还真建成了。
记者：你为什么那个时候就很明确想建三峡呢？
陈陈：学习的过程中间，了解到三峡是我们国家，很重要的一个水利的中心，将来是要建水电站的。
记者：您呢？也跟当时背景有关。
刘西拉：也有关系，大建设。
记者：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时候，哪儿都需要盖房子。
陈陈：1956年是向科学进军，那时候号召大家，所以我们那时候非常重视科学技术，我们中学的班主任也是，鼓励我们去考清华。
刘西拉和陈陈均出身书香门第，陈陈是清华校园里闻名遐迩的钢琴第一人，刘西拉是清华管弦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音乐促成了两人的结合。然而在那个年代，校园之外是一个百废待兴的中国。1958年，国家决定修建十三陵水库，为赶在汛期到来之前完成筑坝任务，北京市委决定发动全市工、农、兵、学、商各方面力量参加义务劳动，刚入学一年的刘西拉也参加了义务劳动。
刘西拉：我们在现场，从夜里11点干到早上7点，干了两个星期，我们在灯火辉煌的环境里面挑土，我们不会挑土，但最后能挑4筐土，爬上大坝，跑上大坝去。
记者：什么劲头?
刘西拉：那个劲头，我告诉你，你看周围的农民，灯火辉煌，农民喊着口号，说向大学生学习。我们连挑土的杠子放哪儿都不大准确。压在骨头上痛，压在脖子上难看，都不知道怎么挑，但是还在那拼命挑。灯火辉煌中间，喇叭筒里放黄河大合唱，唱什么，怒吼吧黄河，五千年的民族，苦难真不少，这个就说我们中华民族，痛苦受不了，就唱这首歌。所以我唱得眼泪都下来了，大家还在说，我们也觉得我们跟老百姓是融在一起的，所以等我们最后一次离开十三陵水库，最后一次，人家挑两个冒尖的土筐，这叫窝窝头，两个窝窝头，我们是挑4个窝窝头，本来要分3段挑上大坝，我们是一口气跑上大坝，最后连人带筐，连土都浇在大坝里，我们都不知道人跟筐是怎么翻过去的。这个就是我们感觉到，这次我们真正感觉到，跟祖国跟人民是连在一块儿的，临走都舍不得，还找了一小块儿鹅卵石，我现在都留着，这叫劳动的洗礼，因为我们城市孩子，根本没有经历过这个情况，但是现在想，五千年的民族，苦难真不少，铁蹄下的民众，苦痛受不了。今天一定要翻这个身，这个对我们教育太大了。
苦难给刘西拉上的不只这一课，三年困难时期，刘西拉和同学在北京郊区参与修建学术交流基地，为了省粮票，刘西拉下了工地以后不是到食堂吃饭而是上山去摘野山果，吃到大半饱再去食堂。
刘西拉：我记得那天，我们又到山下去看看农民是怎么生活的，一进去，深秋季节，冷得不得了，进了房间以后，房间里窗户纸都没有，一个老大爷在那儿，我说大爷，你们怎么窗户纸都不糊，这么冷的天。你别笑话我，没粮食，没有粮食糊窗户纸。我们就坐在那里，我记得非常清楚，在灯光下面跟他谈，他就讲了，你们总觉得，粮食是你爸爸妈妈花钱买来的，你现在会感觉到，如果没有农民种粮食，我们全国人民都得挨饿。所以那天晚上，我回来睡不着觉，就想如果今天国家需要，就在这个穷山沟里待下去，待一辈子，你的任务，就是把这个穷山沟搞富了，让它富裕起来，咱们干不干，清华大学学生干不干。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同学睡不着觉，就说下去，干。
本科毕业时，因为成绩优秀，陈陈和刘西拉被留校继续攻读研究生，因此，比起本科毕业就投身祖国建设的同学，他们的毕业分配被推迟了近五年。
记者：您想过最远的去哪儿？
陈陈：第一是科研，第二是工程，第三是教学。
记者：第一个要满足的是科研。
陈陈：我希望搞实践。
记者：那实践就要到第一线去。
陈陈：对。
记者：如果当时要是填想回家，可以吗？
陈陈：可以。但是一般来讲，从我们同学的想法来讲，大家不看好这个想法。
记者：怎么叫不看好？
陈陈：就是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光荣的想法。
记者：回家有什么不光荣？
陈陈：当时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我们的口号，要服从国家的统一分配。
刘西拉：服从国家分配是自然的。
记者：天经地义的。
刘西拉：不服从分配是不自然的，我们觉得我们学的知识，不是卖给人民，是还给人民。
学以致用、报效祖国，是那一代年轻人由衷的理想。同样来自上海的1965年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毕业生张利兴，和他的妻子1966年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生朱凤蓉，毕业后双双选择到新疆马兰的核试验基地，从此隐姓埋名，就连家人都不知道他们具体在干些什么。
记者：离家很远。
张利兴：知道离家很远，但是我愿意去大西北。
记者：为什么不选要回上海?
张利兴：上海好像当时没听说有什么，需要我们这样专业的地方。大一的时候，我们年级的同学到颐和园去玩，碰到了陈毅副总理，当时是兼外交部长，他听说我们是搞核的以后，他就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现在腰杆子还不是很硬，等你们搞出了原子弹，我的腰杆就硬了。
朱凤蓉：当时我到清华去的时候，我们那个系主任跟我们讲，你们的志愿就是要做爱因斯坦式，和居里夫人式的科学家，所以我们讲我们这一代人，确实是崇尚爱因斯坦，女的就是居里夫人。所以我觉得自己，也是能够做这样的人，能够为国家做一些事情，还是很值得去做的。
新疆马兰是被业内人称作“最适合做核试验、最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不仅寸草不生，夏天地表温度可达六七十度，空气温度四十几度，冬天温度会降到零下二十多度，风吹起来，人体感觉生疼，那时张利兴和朱凤蓉刚刚结婚，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家，家就在单位。
记者：有多艰苦？
张利兴：说起来那时候也就那回事儿。
记者：您跟我们说说什么样。
张利兴：喝水是山上下来，雪水化的水。
记者：那不是挺好的吗？如果有雪水喝。
张利兴：正常的时候挺好，但是那个水非常冷，夏天洗衣服，手冻得很凉，冬天更是不敢下去，一下雨都是浑泥浆水。我们那个水龙头，曾经堵了以后拆开了一看，水龙头里面是癞蛤蟆。那儿没有蔬菜，都是到几百公里外面拉蔬菜，拉回来以后都已经晒得黏黏糊糊了。
记者：这和北京和上海是不能比的。
朱凤蓉：倒也没想到，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大家都这样，回过头去想很苦，当时好像也没有觉得那么苦，没有感到。
记者：这些事为什么对你们来说都不是障碍？。
朱凤蓉：我觉得可能还是工作上的压力比较大，工作上的压力，要大于生活上的压力。比方说我们搞核试验，有些重要的参数你必须要得到的，日思夜想，做梦也在想。
记者：所以在那种情况下，生活条件已经对你们来说，不造成任何影响了。
朱凤蓉：对。
记者：那你们生活的乐趣是什么？解开自己前面的难题就是乐趣。
朱凤蓉：对，是这样的。因为当时确实是挺难的，一个是大家都没搞过，包括我们两弹一星的元勋们，他们也没搞过，就是凭我们本身的基础知识理解，根据需要做的事情，要去做实验，要去解决问题。
一个时代下的人，往往有着相同的精神特质和理想追求，研究生毕业，刘西拉和陈陈在面临分配时，首先考虑的是专业对口，然后才是两人是否能在一起。最终，刘西拉被分配到成都的西南建筑研究所，陈陈被分配到四川德阳电机厂，两地相隔71里，有了孩子后，由于夫妻俩两地分居，他们把孩子送到南京的爷爷奶奶家，一家三口聚少离多。
记者：你们夫妻俩不在一块儿，和孩子也不在一块儿。
陈陈：我们两人比较近，每个礼拜可以回来。
刘西拉：回来可以，其实也很艰苦的，骑自行车3个半小时。
陈陈：有的时候坐火车。
刘西拉：要省点儿钱就骑自行车。
记者：为了省点儿钱，节约点儿经费。
刘西拉：可以省点儿钱，因为一共才50多块钱工资。
记者：你们两位也不带孩子了，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也不大对。
陈陈：对，去过，短时间去过。
刘西拉：到四川来过。
陈陈：但是他很愿意跟我们在一起。他到德阳去也待过半年，有时候在那边的托儿所，那时候小的时候他就说，妈妈，你为什么不给我做鱼吃？我没有时间，天天上班，下了班回来就洗衣服，有些衣服还是他回来才洗。妈妈，你为什么不给我每天在这个地方别一条手绢？因为他在这儿奶奶是这么对待他的。我一想我们的生活条件，不可能跟他们在这边稳定的生活条件比。
记者：所有这一些细节，回过头去看，觉得亏欠孩子吗？
陈陈：多少是觉得有点儿遗憾。
国家的召唤大于一切，上世纪70年代，程不时从沈阳调到上海，同样是航空领域高级工程师的妻子贺亚兮，带着年幼的儿女从北京调到上海。这一次，让程不时全心投入的，是大型喷气式客机运-10的设计任务，他担任副总设计师，负责飞机的总体设计。
程不时：20世纪60年代，周总理到国外去，他到国外一看，人家都坐喷气飞机了，
而我们坐苏联的一种落后的螺旋桨飞机。国外就有人讽刺，说中国还没有进入喷气时代，他们认为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了，中国是一只没有翅膀的鹰，你是鹰，但是你没有翅膀。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国家开始要研制一种大型的喷气旅客机，就是这个运-10。
记者：这个任务你来说有多大？
程不时：非常重要，当时非常艰难。所以我们这个运-10飞机，不只是在个头上比我过去设计的飞机大了10倍，在科学技术里面，凡是大10倍的，就叫作大一个量级，就是另外一个量级的事。晚上画图，我们在龙华机场，龙华机场很多草地，晚上有很多蚊子，蚊子怎么办，南方要穿短裤穿短袖。
记者：热啊。
程不时：让蚊子叮了，用报纸包着，免得滴汗，报纸裹着，然后画图。
时代悄然前进，中国社会正在酝酿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以新的姿态融入世界。陈陈和刘西拉分别于1980年和1981年赴美留学。
刘西拉：我们出去的时候，清华大学原来的校长蒋南翔找我们谈话，说你们去试试，拿拿美国的博士学位，而且在一流大学拿拿，看看难不难。
在世界著名高等学府普渡大学，陈陈和刘西拉分别用了3年3个月、3年5个月的时间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
记者：像你们夫妻这样这么优秀，包括学习成绩也这么好，学业的背景也这么好，
到国外的大学专业，取得的成绩也非常优秀，为什么不可以留在当地？
陈陈：我们是公费派出去的。
刘西拉：就是不公费我也不留，因为我爸爸也是留美的，没有这个想法，学成就是回国。当时我1981年出去，1985年定好计划一定要回来，为什么，因为1985年我知道，下一个建设高潮就要来了，我要赶上这个高潮。
根据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记录，刘西拉和陈陈是改革开放以来双双取得博士学位后第一对回国的留美夫妻。回国后，刘西拉受聘清华大学，陈陈则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从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身上，时代的变化也开始慢慢显现。
记者：可能回来以后发现环境变了，那个时候你们的追求，和当下的那种价值观，会产生渐渐的差异，会不会影响到你们？
刘西拉：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过去的功底。我们在十三陵劳动，我们还记得农民在那喊口号，还听着黄河大合唱的歌声，还看见老大爷告诉我窗户纸糊不上、我们共同经历一场长征，这个在我们心里是很有底的。像我现在不大愿意听有一些人到国外待几年回来以后，大陆现在空气污染，绿色植物污染，净讲这些问题。我就跟同学说，我说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你是中国人你出去了，你现在回来，大陆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想问你一句，你有没有责任？
记者：你能为她做什么。
刘西拉：你为什么没有责任，你如果觉得你没有责任，我们有责任。我们经历了共和国的建设，为她付出一辈子，而且我们看到了，中国挪到了世界的中央来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比什么荣耀什么东西都重要。
陈陈：我考大学的时候，我希望搞三峡。后来我就成为三峡的顾问，10年。他所看到的十三陵水库是人挑肩扛，我看到的，我们是caterpillar的挖土机，2.7米的轮子直径，我手都够不到这个轮子，这么大的工程，我在里面是，他们控制系统的顾问，做了10年。这个不是任何出国的人，他就能够做到的。
经过10年奋战，人们盼望已久的我国自行和研制的大型喷气客机，在热烈的欢呼声中，终于腾空飞上蓝天。
并非所有人的轨迹在时代的转换中都能不断上扬，1980年9月26日，
经过程不时他们10年的研制，运-10首次试飞成功，运-10的成功首飞给了程不时极大的鼓舞。然而由于各种原因，1982年起，运-10研制基本停顿。到了1986年，运-10飞机研制计划彻底终止。
记者：这段时间对您来说，您怎么过？
程不时：很多人都向我谈了这样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有点儿诱导我的思维。你设计这么大的飞机，结果就没有了，泡汤了，这对你不是很大的损失吗?你不是感到很失落吗?等等。
记者：谁都会这么说吧。
程不时：谁都这么说。
记者：您怎么看？
程不时：我的心胸还没有这么狭小，这不是每件事情都想着我得到什么，我又干了什么。是这个民族到了这个历史年代，就是要变成一个要破茧一样的，那个蚕就得飞出来，新的蛾子要飞出来。在这个状态底下，去迎接国家发展的大局面。
记者：在您专业生涯停滞，或者说您研究生涯停滞这38年。
程不时：我自己没有停滞，我一直在呼吁，这不是像发展洗衣机跟电冰箱，这样的方式来发展中国航空，而是中华民族要站起来，要靠自己实力来发展航空。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写了很多文章，出了很多的书，当时在一些文章中间，有一些就收集到这本书里头，叫作飞翔的思绪，这二十几年有很多文章，都是在报纸上。
记者：这就是您停滞的那段时间做的。
程不时：停滞的时间。
记者：可能貌似看起来，整个研究进程是停滞了，但是对您来说，您心里它没停。
程不时：那当然，而且一直处于很亢奋的状态。我一个人在家里，中午跑出去到路边买两个包子吃，吃完了要睡午觉，躺在地板上睡一会儿，爬起来，每天工作11个小时。
记者：那您目标是什么？运-10都不研究了。
程不时：把意见散发出去，结果后来我们的意见被上级采纳了。2008年全国人大开会，人大开会通过决议，决议为大飞机立项，就是要干大飞机，不是不干大飞机。
因为很多人说这个事不干，我们中国人就不干，你怎么样，用这一点吓唬人，我觉得吓唬不了我。
记者：所以您一直在等待。
程不时：不是在等待，一直在说。
而在新疆马兰，张利兴和朱凤蓉夫妇参与了我国第一枚氢弹、第一次地下核爆炸等历次核试验，改革的浪潮席卷祖国大地，当时远在大漠的张利兴和朱凤蓉也感受到了这种趋势。
记者：你们在大漠里面做实验的时候，也就是在外面市场经济正在蓬勃往前走的时候，这些东西会对你们有影响吗？
朱凤蓉：人的要求是没底的，你说你吃得很好，你住得很好，你不是都这么活着吗。
我自己感觉到，能够差不多就行了。
记者：那您觉得，您的愉快和幸福，来自于什么地方？
朱凤蓉：我觉得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我尽力了，我觉得我还是感觉到自己没有白过，我就觉得挺好的。
记者：这50年都在那做什么了？
朱凤蓉：事情做不完的，永远做不完的。
张利兴：一直到退休，还有好多事没完成，有的课题还没完成，没有解决。
朱凤蓉：我们有个课题，像在大气层核试验的时候，有两个很重要的参数，这两个参数很难测，就像爬山坡、爬台阶。每次爬一点儿，每次爬一点儿，一直到最后核试验停止了，我们觉得，反正至少我觉得，还是不够理想，还应该做得更好一点，但是没有了。
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对世界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并于当年的9月24日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服从国家的总体战略，张利兴和朱凤蓉奉献大半生的事业戛然而止。核试验暂停了，但它以另一种方式留在了张利兴和朱凤蓉的身体里。因长期接触放射源，50岁刚出头，朱凤蓉就患上了膀胱肿瘤、白内障和白血球下降。
记者：当时您的身体已经受到伤害了。
朱凤蓉：好像还没有到要命的时候。
记者：可是这是累积的，你越多做，就会越多受到损害。
张利兴：到了快退休了，才感到身体不行了。
记者：那您作为丈夫不拦着她吗？
张利兴：那时候尽管白血球2000多，但是身体看上去还可以。
记者：您这是蒙自己，您做这一行的，您应该知道。
朱凤蓉：他也不知道我健康情况怎么样。
记者：那您也太粗心了。
朱凤蓉：化验的指标也没告诉你，我化验的指标他不知道。
记者：为什么不告诉？
朱凤蓉：好像还没到那个时候。
记者：什么时候要告诉。
朱凤蓉：爬不起来了，还没到这个时候。
记者：爬起来干吗？
朱凤蓉：爬起来要干的事很多，总是有事干，干不完的。不光是我一个人在做，很多人都在拼着命在做。
1997年，张利兴晋升少将军衔，第二年，朱凤蓉也晋升少将军衔。
记者：你们在那么艰苦的地方，待了那么多年，而且这一辈子，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把自己的身体都付出了，你们觉得你们得到的是什么？
朱凤蓉：真的没考虑，做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你会评到什么，不评到什么，没有想那么多。回过头人家说的，你可以，当时说让我晋升少将，通知我，你赶快去北京吧。
张利兴：都没想到，我们都没想到。
朱凤蓉：你赶快去北京吧，要授衔你当少将。怎么会是我，就是这种感觉。
记者：为什么不是您？
朱凤蓉：我觉得我做的，并没有多么突出，感觉到好像大家都是在这种拼搏的情况下，我们那儿优秀的人非常多，真是这样的。
今年5月5日， C919大型客机在上海首飞成功，停滞三十多年的国产大飞机梦最终得以实现，作为C919设计专家组成员，程不时在上海浦东机场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刘西拉也接受了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的职位，至今未下讲台，仍和陈陈继续教书育人。
2008年，在刘西拉的组织下，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成立，大学毕业之后，辗转了半个多世纪，这群大多已经退休的清华学子因为艺术再次聚在了一起。除了程不时、刘西拉陈陈夫妇、张利兴朱凤蓉夫妇，团员中还有其他年高资深、国内外知名专家，国家级首席科学家，机关团体领导干部，高级工程师和企业家。每个周六，他们从上海的各个角落汇集到一起，进行排练，几年来风雨无阻。
我们是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我们平均年龄是72.3岁，我们来自祖国各地，工作了一辈子，现在退休回到上海。我们是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我们经历过磨难，我们经历过挫折，我们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我们心里非常高兴，所以我们一定要高唱，我爱你中国。
2017年6月10日，受中央电视台《出彩中国人》的邀请，艺术团60名成员走进了全国观众的视线。
记者：你们唱我爱你中国的时候，带着感情唱的吧？
朱凤蓉：我每次唱，眼泪都想掉下来。
记者：为什么要掉眼泪？
朱凤蓉：因为经历了很多，中国过来很不容易，到今天这个局面，真的很不容易，就是这种感觉。
张利兴：我也感到很激动，从我们亲眼看到，中国从贫穷落后，走到现在的繁荣富强。另外一个，想到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也为中国做出了贡献，尽了我们的努力。
我们这个事业，决定了我们是在大漠奋力拼搏，在戈壁默默生活，我们干的是惊天动地的事，做的是隐姓埋名的人。有一首歌，能够代表我们大家的心情，就是祖国不会忘记，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在辉煌事业的长河里，那永远奔腾的就是我。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献给祖国的江河，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我。
记者：您真的不在意？
刘西拉：我常常在我们那一代人里面讲，我们不谈谁的名利，谁有多大的名，多大的利。我们永远谈的，是我们这一代人，这一代我们做了一件事，把共和国挪到世界的中央，有你的功劳，有我的功劳，我们大家的功劳，这是最重要的。
陈陈：我觉得我们的成就感在这儿，所以我儿子回来，我也是带他去看三峡，因为三峡请我，他看了以后说，将来我是不是也带我的子女来。我们这一代人，有我们这一代人的幸福和成就感。
凭借一首《我爱你中国》，这群平均年龄72.3岁的清华校友一夜之间声名鹊起，最终获得《出彩中国人》第三季总决赛最高荣誉大奖。
记者：您在唱我爱你中国的时候，您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程不时：这是我们的心声，我们第一次唱的时候是最自然的，因为也不知道我们会得奖，也不知道我们会什么，但是唱出自己的真情来，那确实是，我们自己都很感动。
记者：您对这个国家是什么情感的？
程不时：这个国家就是我们的全部。
记者：其实我们这代人，是欠你们这代人一个谢谢的。
朱凤蓉：后代人会谢谢你们，因为你们这一代人，像你这个年龄，40岁左右的人，也是为后代人，在那儿上了一个台阶，应该是后浪推前浪吧。
张利兴：都是这样，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朱凤蓉：你觉得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你们享受，现在你们做很多事情，也是为后代人打下了基础，不要都认为这一代年轻人，就是吃喝玩乐，不是这样的。很多年轻人，他们都是很拼搏的，要看到这一点，不要气馁。国家非常有希望的，你们年轻人真的很厉害的。
张利兴：你们也很拼搏，我觉得。
朱凤蓉：应该接力下去，一代一代接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