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的雷蒙德钱德勒：雷蒙德·钱德勒的标准

《谋杀的简约之道：钱德勒散文书信集》，(美)雷蒙德·钱德勒著，孙灿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 0 17年6月版，35 .00元。

卢德坤 自由撰稿人，杭州

《谋杀的简约之道》一书收录“硬汉派”侦探小说名家雷蒙德·钱德勒的五篇文章以及十一封书信。这些文章、书信以谈论侦探小说写作、电影编剧为主，让我们比较方便地一窥钱德勒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总体观之，钱德勒的词锋甚厉，有些话说得挺精辟，偶有很直接的人身攻击，俏皮话随手甩甩就能甩出好几句，还有些想得不怎么周严的控诉，读起来也让人有一股子“爽劲”。这样的书，人们多是爱读的。书里有一些前后矛盾的言辞，也能引起人们探究的兴趣。

五篇文章，都可以称之为檄文。发表于1944年的《谋杀的简约之道》（或译《简单的谋杀艺术》）是一篇有名的文章，主要讽刺、批判了一群英国“黄金时代”侦探小说家如阿加莎·克里斯蒂、多萝西·塞耶斯，同时树立起一面“硬汉派”的大旗来。说树“硬汉派”大旗，是不准确的、后设的，因为钱德勒在文中并未特别地要创立什么侦探小说的“硬汉派”（虽然称赞了达希尔·哈米特），而主要提出侦探小说写作应该更靠近现实：生活中的警察是怎么办案的，小说中就该怎么办案，不要让他们沦为名侦探的智力陪衬；花里胡哨的诡计、谜题没啥必要，侦探别动不动就不费力气地找到一张关键的纸片什么的；人物刻画是重中之重……历史地看，虽然对“现实”的理解有点生硬，但《谋杀的简约之道》一文对巩固侦探小说写作别开生面的“硬汉派”一路，做出了贡献。对严肃文学，没准也产生过一点影响。

我们知道，钱德勒在好莱坞混过几年，参与过比利·怀尔德《双重赔偿》、希区柯克《火车怪客》等片的编剧。发表于1945年的《好莱坞作家》一文中，钱德勒以同样犀利的言辞描述了作家，特别是“天才作家”在好莱坞遭遇的窘境：作家的劳动完全不被尊重。不懂编剧的制片人、导演想改就能改作家的呕心沥血之作，改的结果必然很糟糕。如果电影侥幸成功，编剧作家也没什么功劳，完全被爱出风头的导演、演员、制片人抢了个光。在钱德勒看来，剧本是一部电影最重要的东西，其他无论什么都是次一等的。钱德勒声称：“只有作家才能写出剧本，而且只有一身傲骨、独立自强的作家才能写出好剧本，如果还用现在的手段对付他们，就等于要毁掉电影赖以生存的力量。”（第38页）只有作为雇佣文人的作家才能在好莱坞待得下去。钱德勒哀叹：“那些并不是死钻钱眼的电影实践者本不该这么快就对它（引者注：好莱坞）生厌。”（第28页）钱德勒进而号召，编剧要反抗铁一般的好莱坞法则。这场战役，编剧有望得胜。到最后，“制片人会老老实实干好自己的分内工作，整合、调节各方力量，同心协力拍好影片。至于导演———老天啊，帮帮忙，看他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就只能乖乖照着剧本构想和写作的样子去拍电影，而不是把剧本改头换面，好像他才是会写的那一个”（第39页）。钱德勒七十多年前的针砭，想来仍能引起当下一些影视圈编剧的共鸣。

可是，不管是那时候还是现在的影视圈人士，必定不赞同钱德勒的另一些判断：在一部电影中，编剧比导演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只有作家，甚或“天才作家”，才能做一名合格的编剧，等等。事实上，后来钱德勒自己也不这么看了。1950年，致出版社老板哈米什·汉密尔顿的信中，钱德勒说：“1943年，我去了好莱坞，与比利·怀尔德共事，创作《双重保险》（引者注：一般译为《双重赔偿》）。那是一次极端痛苦的经历，很可能折了我的寿。但我从中尽我的学习能力学到了一些剧本创作方面的东西，虽说我的能力十分有限。”（第103页）另外，钱德勒也承认自己把握不了作品的结构（第81页）。这段有点不合钱德勒风格的谦虚话，可视为其观念的转变。后来，钱德勒对于编剧能否在好莱坞争取更高地位也没了信心，“纯粹的愤青对好莱坞而言是个废物，对他自己而言更是如此。他应该在不费半分力气的前提下，尽量做到最好。他应该对自己的作品持有小心翼翼的坦诚态度，但千万别指望别人也会同样一丝不苟地报之以坦诚。想都不要想。等到混够了的那一天，他应该在道别的时候带上微笑，因为他知道，自己未尝不想再回来”（第104页）。对此，我们可以视作钱德勒服了软，降低了标准，变得更实际了。当下的不管哪个地方儿的影视圈人士，或许会觉得钱德勒的这条训诫更让人受益。

在《谋杀的简约之道》一文中，钱德勒给侦探小说写作设定了高标准，好像得花写世界名著的劲道———有没有那劲道先不说———写侦探小说。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可以这样说：钱德勒本人的确有所创造，但也没能达到他所提出的那种高标准。钱德勒揭露了不少旧的俗套，但也创造了新俗套。这方面的“黑材料”不能说是少的，这里只以钱德勒本人的经验总结举个例子：在《“谋杀的简约之道”引言》（“谋杀的简约之道”也是钱德勒一部小说集的标题）一文中说，写作卡壳时，他就写“一个男人从门外进来，手里举着一把枪”。“这样做也许傻透了，但似乎无伤大雅。”（第62页）这是自欺之谈，隔三差五就来个“一个男人从门外进来，手里举着一把枪”，而且，必然地，受到威胁的侦探总也死不了，是个大俗套。在同一篇文章中，钱德勒又说，自己小说里某些东西，他也想删汰，但试过了发现不行：泼掉脏水后，孩子也跟着丢掉了。那么，到最后，原本怎么写的，还得怎么写。

1949年，钱德勒致评论家詹姆斯·桑德的信也非常有意思。这封信主要评点了钱德勒的“硬汉派”小说家后辈罗斯·麦克唐纳的作品《移动的靶子》（或译《移动飞靶》）。钱德勒历数《移动的靶子》的缺憾，比如作品有一股孤高劲儿，爱用生僻词，文字中有不明意图的比喻如“时间战战兢兢地过去，像垒起一座颤巍巍的扑克筹码塔”。的确，《移动的靶子》是不怎么好的。不过，特别拈出那个句子，而认为麦克唐纳的遣词造句矫情，是件有意思的事情。我们随便翻翻钱德勒的小说，类似的句子扑面而来，堪称招牌，早期作品似乎更多些。在同一封信中，钱德勒还说：“只有故事设计本身同样极尽精巧世故之能事，才能和这样的写法相匹配”（第92页）。在别的地方，钱德勒又说了，自己不擅长安排情节（第81页）。那么，钱德勒设定的标准是否只适用于他人，而不适用于自己？还是说，他在否定别人的同时，也暗地里将以往的自己加以批驳了？

回忆合作编剧《双重赔偿》的日子，比利·怀尔德说：“他（钱德勒）是个门外汉。他不喜欢剧本的结构，不习惯。他一团乱麻，但他能写美丽的句子。‘没有比一个空游泳池更空的东西了。’伟大的台词，很伟大。一段时间之后，我能够像钱德勒一样写作了……我能把他写的东西拿过来，进行再结构，这样我们就把它完成了。他恨詹姆斯·凯恩。我喜欢这个故事，但他不喜欢凯恩（引者注：詹姆斯·凯恩是《双重赔偿》的原著作者）……钱德勒也不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但他们各有千秋。克里斯蒂，她懂得结构。她的情节有时十分学院派。她有结构，但她缺乏诗意。克里斯蒂被大大低估了。她被讨论得还不够。”（《对话比利·怀尔德》，卡梅伦·克罗著，张衍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版，第83页）这段话可谓持平之论。“没有比一个空游泳池更空的东西了”是一个典型的雷蒙德·钱德勒式句子。如果照钱德勒评麦克唐纳那句话的标准，“空游泳池”云云是不是也有点空泛，有点矫情呢？

《谋杀的简约之道》一书中，还有些更奇特的“标准混乱”，看上去真是“一团乱麻”。1945年，钱德勒致信出版社编辑戴尔·沃伦：“……另一些人则告诉我，我有社会良知。P.马洛（引者注：钱德勒多部小说中的侦探）的社会良知只有一匹马那么多。他有的是个人良知，而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第68页）可我们之前明明在《谋杀的简约之道》这篇名文中看到侦探该是“道德高尚、无所畏惧的人……是英雄，是一切，是一个完满的人……”（第25页）。混乱还没完。四年后，钱德勒给美国演员约翰·豪斯曼的信中说：“电影，哪怕是硬汉派电影，应该说尤其是硬汉派电影，内容应该是合乎道德标准的。（因为《长眠不醒》电影版里并没有道德可言，所以你也没有意识到其实原书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准，这让我有点儿生气。）本周的《时代周刊》把菲利普·马洛称为‘无耻之徒’。这绝对是一派胡言。假定他的智商不比我低（也不可能更高了），假设他谋求一己私利的机会数不胜数———这是一定的，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去做这种入不敷出的工作？……有一个事实不会改变：马洛是一个比你我都要高尚的人。”（第97-98页）读到这里，我们可能都不免疑惑：先不要管人家马洛的道德水平究竟怎么样了，你钱德勒算是个诚实的人吗？

最后，我们回过头去谈谈高标准这件事。既然标准连自己都达不到，何必还要去设定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得说，恰恰是因为标准太高了，自己也达不到，才有设定、追求的必要。这里是有一种勇气、魄力。轻轻松松就达到的标准，没有设定的必要。雷蒙德·钱德勒设定了连自己都没法达到的高标准，我们没法嘲笑，只能追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