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的焦虑性神经官能症： 焦虑性神经症是什么？
神经症并不是某种单一的心理疾病，而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常见的神经症有神经衰弱、焦虑神经症、恐惧神经症、强迫神经症、疑病神经症，上述五种被称为五大典型神经症。此外，还有四大不典型神经症，分别是：抑郁神经症、人格解体神经症、其他神经症和无法分类神经症。
焦虑症性神经症患者往往会对事情表现出没必要的担心和焦虑，病人充满了长久的、过度的、模糊的焦虑。虽然，这些担心、焦虑与正常的、由现实危机引起的担心、焦虑很相象。比如，他们会成天为家里的经济情况而担忧，即使他们的银行帐户上的存款远远超过了六位数;或者他们会成天为自己孩子的安全担心，生怕他在学校里出了什么事;更多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就是感到极度的焦虑。
常见表现，令人无法控制，一种吞噬一切的焦躁感，虽无实际的危机发生，但仍不能释怀。并伴有躯体症状，如心悸、呼吸困难、尿频，恶心呕吐、头晕、四肢抽搐等等。持续时间可能是几分钟，也可能为几个小时。期间反复发作，根据情况自行消失。
本病在国外较常见，在居民中患病率为2%～4.7%，占国外精神科门诊病人的6%～27%。但在我国精神科门诊，焦虑性神经官能症则较少见。其中可能一部分病人去综合医院的其他科就诊，或对诊断标准的理解不同有关。发病多为青年、成年人，女性多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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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在中国，月入多少才算中等收入群体？
想要解释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我们离不开对于居民部门杠杆率的探讨
在中国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有着不错的学历，做着一份稳定的工作，拥有着一个自己的小家，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素养，以及一定的家庭消费能力。这群人在中国，统称为中产阶层。
那么，在中国，到底有多少钱才能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计算方法公布，你属于中等收入群体吗？
我们发现，世界银行对于中等收入是有着标准计算方法的：成年人每天收入在10-100美元之间，我们把他确定为中等收入群体。
数学不好？没关系，思客君帮你计算了一番，按照美元与人民币1∶7的保守汇率计算，世界银行确定的中等收入标准为年收入2.5万-25万元人民币。那么，在中国达到这一标准的人数有多少呢？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表示，据保守测算，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3亿人，大致占全球中等收入群体的30%以上。此前，据瑞士信贷研究中心研究，全球大约有10.5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其中中国占比接近35%，也即3.7亿中等收入群体，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
你在焦虑什么？
不少人可能会产生疑问，我已经属于中等收入群体了，就算不能大富大贵，至少也能算过上小康日子吧，可为什么我却越来越焦虑呢？
如何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从感性的角度再一次审视一番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而这可能更符合普通人的感受。
日本管理学大师大前研一曾对中等收入群体提出过三个问题：
第一，房贷是否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压力？
第二，你是否不敢结婚，或不打算生儿育女？
第三，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是否让你忧心忡忡？
大前研一认为，如果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有任何一个为“是”，你就不算中等收入群体，而现实中又有多少人能对这3个问题都说否呢？现实生活中焦虑的起因，远不止这三个问题那样简单。
想要解释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我们离不开对于居民部门杠杆率的探讨，通俗一点来说，就是中等收入群体中的很多人都身背债务。
举个例子来说明：单身人士小郭月入一万元，自诩为中产人士，却受房贷所制。他当月需要偿还房贷近6000元，再减去每个月越来越多的日常开销之后，他常常沮丧地发现，辛辛苦苦忙活一年，到头来几乎攒不下钱。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付一夫就认为，中等收入群体处境略显尴尬，收入水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们渴望像高收入人群那样享受高档次高质量的生活，有时却又不得不怀揣低收入人群那样谨小慎微的心态，最后只能无奈地发现：口袋里可花的钱变得更少了。
这样，受到上下两股“力道”的反向拉扯，焦虑就应运而生了。再加上城市房价面临不确定环境、银行存款利率和CPI几乎打成平手、股市行情阴晴不定等因素，使得中等收入群体走向高收入人群的道路越来越艰难，以致积累的焦虑增多，没能得到及时地缓解。
如何化解我们的焦虑？
一方面，从经济增长方面来看，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以后，这类人群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与以往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这将客观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更多由消费拉动，这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趋势，由此也将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和发展质量发生较大变化。
当下困扰中等收入群体的房地产价格焦虑，在公租房、共享产权、租售同权等新的尝试下有望得到缓解。
另一方面，随着中等收入群体增多，居民整体收入提高，将会更加重视教育，知识层次将不断提升，人力资本的积累将不断增加。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也就为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社会结构将更趋于和谐、稳定。
中国的发展将由过去的要素投入驱动，转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本的提升、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毛盛勇就认为，人口素质的提升，加上改革的不断推进，创新驱动将会有更多的机会和土壤，许多社会型焦虑都有望通过大众整体知识层次的提升而得到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