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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二孩累计申请量185万超六成为35岁以上女性再生育主要目的为“降低独子风险”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有望年内修订

昨日，《法制晚报》记者从“第六届中国妇幼保健发展论坛”上获悉，截至2015年9月30日，“单独”二孩累计申请量达185万。

该论坛由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举办，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相关领导，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救助儿童会等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国际妇产科学和管理领域的专家，妇幼保健机构领导及医务人员等共计2000余人参加论坛。

国家卫生计生委妇幼司司长秦耕，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等人做了主旨演讲。

记者注意到，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生殖健康、妇幼保健等公共服务水平以及“二孩”政策备受关注。翟振武教授会后接受了《法制晚报》记者专访。

数据“单独”二孩申报量累计185万

翟振武介绍，“单独”二孩的全国目标人群有1100万，按照当时调查的生育意愿，预计未来新增出生人口不超过660万。截至2015年9月30日，累计申请量185万。

“这意味着如果审批通过的‘单独’一孩夫妇在近一年内全部生育，在全国层面上与预计的年新增出生人口数二者非常相符。”翟振武说，单独二孩申请人群的主要特征为城镇为主、80后为主。申请者中已怀孕比例超过1/5。

据介绍，符合政策的同龄妇女中，年长妇女申请意愿更为强烈。（如对广西南宁、广东佛山、山东胶州一年来的分年龄申请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符合条件的35-39岁申请者占同龄妇女的比例达到60%以上，而25-30岁年龄段的二孩申请率不足50%。）

调查结果显示，“单独”夫妇再生育的主要考虑前三位因素分别是“降低独生子女风险”（50.1%）、“给孩子一个弟弟或妹妹做伴”（30.5%）、“减轻子女养老负担”（25.7%）。

趋势2018年后再生比例将下降

翟振武表示，考虑到二孩生育行为很可能会集中在2017至2021年这5年间完成，根据实际调查结果推算，第一年至第五年再生育比例依次为20.3%、25.0%、22.4%、19.9%和12.3%。

结合前述对分年龄二孩生育比例模式和二孩生育时间分布模式的估设推算，在高方案、中方案和低方案下，2017至2021年的5年之间预计将会新增的出生人口总量分别约为2965.2万人、2541.6万人、2118.0万人。

翟振武分析，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走向持续下降，2010至203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由9.23亿人下降到8.27亿人。不同方案下的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在2033年及之后出现差异，全面二孩的不同方案将不同程度地减缓下降趋势。到2050年，高、中、低方案及维持政策不变情境下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分别为7.13亿、7.06亿、6.99亿和6.79亿。

翟振武表示，据其测算，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第一年会有100余万多出生的婴儿，第二年、第三年会多一些，达到三四百万。

今年有望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11月4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与“单独二孩”在各地落地时间不同，这次“全面二孩”政策开始正式实施的时间将保持一致。而“全面二孩”政策是通过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8条，把以前国家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修改为“生育两个孩子”。所以该法修订实行以后，就是全国统一的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时间。

翟振武透露，相关部门正在抓紧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并有望今年完成。

据悉，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修订草案早已完成，并经过内部讨论。该法规定的也是比较框架性的。全国人大修完

计划生育法以后，各个省区市再修订地方法规。

注：“第六届中国妇幼保健发展论坛”已连续举办5年。与往年相比，今年增设了“2015院长论坛”，来自全国的近500位各级妇幼保健院院长参加论坛。

文/记者温如军制图/廖元

责任编辑：于越杨 SN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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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王培安主题演讲《新时代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

原标题：“只生一个”到底好不好？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这样解释

计划生育，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朋友，被计划着生育的一代人，可能会嗤之以鼻。

什么计划生育，还不是骗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原来说只生一个好，现在劳动力不够了，又让我们生第二个，鬼才信你们。

明明就是当年计划生育搞错了，现在却让我们普通老百姓来买单。凭什么？

6月13日，全国政协办公厅制作的“委员讲堂”第六期节目在全国政协官方网站等平台播出。本期主讲人是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培安。

在演讲一开始，王培安做了上述开场白。他说，很多人对计划生育的历史不了解，偏见源于误解，误解源于不了解，不同时期要实行不同生育政策。

王培安出生于1958年3月，贵州遵义人。从地方到中央，他前后有过将近20年在卫生和计生部门任职的经历，2000年至2006年担任贵州省原计生委主任，2007年至2013年担任原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2013年至2018年担任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

为什么当年要实行计划生育？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趋于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死亡率迅速下降，中国人口以空前的速度持续增长。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亿，迅速增加到了1970年的8.3亿。人口压力在经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逐步显现。

1952年至1976年，我国年均增加的固定资产只有200亿，每年只能解决大约200万的新增就业，城市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人均粮食占有量始终徘徊在两三百公斤左右。当时，绝大多数老百姓衣食住行都很困难。

“年长一些的朋友，比如50后、60后，都有体会，吃饭要粮票，穿衣服要布票，甚至买一盒火柴都要火柴票。人民生活水平极为低下，人均收入增长极为缓慢。”王培安说，当时的状况主要是由于僵化的经济体制和政策失误，但人口增长太快，高素质的人口太少，也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

1971年，中心国务院审时度势，毅然决定全面推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在全国城乡蓬勃开展。刚开始的口号是晚、稀、少，后来变成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为什么“只生一个好”？

王培安表示，我国普遍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人口增长的势头还是很迅猛。

1978年，全国总人口达到了9.6亿，10亿大关近在眼前。当年，中国的GDP在世界排名是第十，但是人均GDP仅有156美元，排世界倒数第四。人口问题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在城镇和部分农村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到2000年，把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

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我国基本国策，同年新修订的宪法中，有四处提到了计划生育。

但是，“一胎化政策”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王培安解释说，我国的生育政策从来不是一刀切，在独生子女政策的大背景下，对城市与农村、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较少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都是区别对待的。实际当时，一孩政策覆盖了全国35%左右的人口，“一孩半”政策覆盖了全国50%左右人口，两孩政策覆盖了全国10%左右人口，剩下的都是多孩政策。（编者注：“一孩半”政策是指部分地区第一个孩子为女孩，可生育第二个孩子。）

严格计划生育多年，到底带来什么好处？

王培安说，通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我国顺利完成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历史使命，提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巨大转变。计划生育有力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创造了抚养负担较低、劳动年龄人口充裕，储蓄较高的人口红利期。改革开放政策使人口红利得到了充分挖掘，是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据测算，人口红利对1982年至2000年人均GDP的贡献为26.8%，由于生的少，妇女儿童的发展状况大大改善，国民整体素质迅速提高，人民群众的生产和发展状况大大改善，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得到有效缓解。

反之，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全国总人口会多出4亿多人，人均耕地、粮食、森林、淡水资源等都比目前低20%以上。按照联合国提供的数据，人均碳排放每年3.8吨，少生4亿多人，一年就减排15亿吨，大大减轻了生态的压力。

同时，中国的计划生育还使世界70亿人口日推迟了5年到来，树立了我国负责任的、人口大国的良好形象，也为减缓全球人口的增长速度、消除贫困，做出了重大贡献。

为什么现在要“全面二孩”？

严格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从1992年开始，我国的计划生育成绩就已经很明显了，总和生育率下降到了2.1以下，也就是达到了低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过低，将影响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长期这样下去，肯定不行。”王培安说。

进入新世纪之后，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人口增长与经济短缺的矛盾淡化了，新的问题又浮出了水面。出生缺陷发生率居高难下，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位徘徊，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迁移流动日趋活跃。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历史重任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口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

王培安总结，新时代中国人口的新特征有五个：

一是人口总量增长的势头明显减弱，育龄妇女数量逐步减少，特别是20到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下降的比较快，少生优生成为整个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生育意愿明显降低。

二是人口总体素质难以适应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面对经济新常态，我国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亟待提升人口素质，特别是劳动力素质和技能。

三是人口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

四是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在推动经济增长，缩小地区差距，改变人口分布格局的同时，对社会结构、治理模式、生活形态、观念习俗等，带来全方位的影响。

五是家庭规模缩小，每个家庭户平均3.1人，传统的养老扶幼，互助互济功能弱化。

为什么很多育龄夫妇不愿生二胎？

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开始实行，但并未引发广泛婴儿潮。

“生出来没人带，养孩子成本高，是最重要的两个原因。”王培安说，根本原因是很多80后90后的生活目标、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变了。他们崇尚少生优育，而不是传统的多子多福，除了不愿生、不敢生，还有一种现象是生不好，不孕不育现象比较多，出生缺陷发生率也不低。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补短板，抓重点，强弱项。具体来说，就是加强公共资源的配置，重点满足3岁以下婴幼儿的照护服务需求。

王培安呼吁，应落实育龄夫妻依法享有的各项福利待遇和计划生育的免费服务，将计划生育奖励奖、配偶陪产奖纳入生育保险，特别要落实新修订的个税法，依法做好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支出的扣除，为符合政策生育的家庭提供税收减免。

同时，还要探索建立女性育儿期的弹性工作制，促进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关系，保障女性就业权益。

多生孩子就能解决问题？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经济问题、发展问题。不是简单的少生几个、多生几个孩子的问题。”王培安说，多生孩子解决不了经济发展问题，也解决不了人口老龄化问题。

王培安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纵观全世界，所有国家进入发达阶段后，都面临老龄化问题。老龄化不是洪水猛兽，通过多生孩子解决老龄化问题是不可能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不到40岁，现在平均预期寿命超过了77岁，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这么多的民众能够延年益寿，是人类奋斗追求的结果。对社会来说，抚养老人虽有净消耗的一面，但历史地看，这是老年人应得的回报。

当前，在所有老年人中，年龄相对较轻的老年人占比较大。他建议，应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加强制度设计，推进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要加快完善养老政策措施，健全养老保障养老服务和健康支持体系，解决好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康复护理等问题。

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了招工难、用工荒、有人认为，由于缺少劳动力，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王培安认为，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持续减少，但总量仍很庞大，人力资源基础依然雄厚。按照国际口径，15-64岁劳动人口，我国目前还有9.9亿，2030年还有9.5亿，2050年都还有8.2亿。随着科技进步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人对普通劳动力的替代将不断提高，也就是说，不光现在劳动力比较丰裕，就是再过三、五十年，我国的劳动力数量仍然是比较充裕的。

劳动力总量过剩，结构性短缺，反映出人口素质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不匹配。欧美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约为7.3亿，但经济总量是我们的4倍，劳动生产率是我们的6倍。

王培安说，在低生育水平下，中国不能再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必须转向主要依靠劳动力的质量驱动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本的强国。

“有人认为，人多可以拉动消费，多生孩子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王培安说，我国现有人口近14亿，美国只有3.2亿，但是我国的人均消费能力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

提高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不是靠生孩子实现的。中国不缺人口数量，缺的是具有消费能力的中等收入人口，要拓宽劳动收入渠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培育新的消费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