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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生态环境部：中国海洋垃圾污染整体处中低水平

中新网11月29日电 29日，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表示，中国自2007年起在沿海近岸代表性区域开展海洋垃圾测工作。测结果显示，近年来漂浮垃圾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对比全球其他区域，中国海洋垃圾污染整体处于中低水平。

资料图：航拍西沙群岛 骆云飞 摄

生态环境部29日召开11月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有外媒称“2018年中国向沿海水域倾倒垃圾量为近十年最高水平”问题，刘友宾指出，这些报道错误地将海洋废弃物(Waste)等同于海洋垃圾(Trash)，将向海洋倾倒的废弃物总量当作是海洋垃圾的入海总量，存在概念混淆。

刘友宾解释称，允许向海洋倾倒的废弃物与海洋垃圾截然不同，将它们混为一谈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混淆：

一是物质类型的混淆。根据国际公约和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允许向海洋倾倒的废弃物只有疏浚物、城市阴沟淤泥、渔业加工废料、惰性无机地质材料、天然有机物、岛上建筑物料、船舶平台等7类废弃物。这些废弃物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海洋，可以说是“来自于海洋、倾倒于海洋”。而海洋垃圾是指海洋和海岸环境中具持久性的、人造的或经加工的垃圾废物，主要成分有塑料袋、漂浮木块、塑料瓶、玻璃瓶、饮料罐和渔网等，主要是来自于陆源，大部分属于“产生于陆地、输送到海洋”。

二是计量单位的混淆。废弃物海洋倾倒的计量单位是立方米，而海洋垃圾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是按照“个/立方米”的密度单位进行计量。

中国作为《防治海上倾倒废弃物污染海洋的公约》(即《伦敦公约》)及其《1996议定书》的缔约国，一直高度重视废弃物海洋倾倒的环境保护管理，出台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海洋倾废管理条例》，实施严格的废弃物成分检验和评价程序，严厉查处各种违法倾倒不符合要求废弃物的行为。根据多年的管理统计数据，中国向海洋倾倒的废弃物基本上全部为清洁疏浚物，仅有少量的惰性无机地质材料和天然有机物。

刘友宾指出，中国高度重视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防治工作，采取了一系列的治理措施：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加强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推动环境无害化处置；加大海洋垃圾清理力度，开展沿海城市海洋垃圾污染综合防控示范；在烟台、大连、日照等海滨城市组织开展海滩垃圾清扫活动，增强公众海洋垃圾污染防治意识；将海洋垃圾纳入海洋环境例行测范围，系统调查近岸海域海洋微塑料污染；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应对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的国际进程。

刘友宾强调，中国自2007年起在沿海近岸代表性区域开展海洋垃圾测工作。测结果显示，近年来漂浮垃圾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对比全球其他区域，中国海洋垃圾污染整体处于中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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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叶永烈:写传记,第一手资料最见功夫

叶永烈为读者签名。 (本版图片摄影 张中)著名作家叶永烈以高产著称。从19岁写出第一本书开始，叶永烈便和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年，他是有名的科普作家，无论是作为主要作者写就的《十万个为什么》，还是之后创作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都畅销全国。近年来，他不断地推出重要的纪实文学作品，《陈云全传》、《邓小平改变中国》等书奠定了他在纪实文学特别是“大人物”传记写作领域的地位。9月25日，叶永烈携新书《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出席山东书展，并接受了齐鲁晚报的独家专访。

本报记者 吉祥

毛泽东的秘书必备素养:政治可靠，工作勤恳

齐鲁晚报: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一书中，您写了毛泽东前后共37位秘书，这些秘书有怎样的共同特质?毛泽东对这些秘书有什么相同的要求?

叶永烈:这些秘书的共同特点，首先是政治可靠，工作上勤勤恳恳，像政治秘书这么重要的岗位还需要很高的理论水平。毛泽东本人也当过中央局的秘书(编者注:1923年6月，毛泽东在“三大”当选为中央局秘书)，所以他对秘书工作比较了解。他担任中央局秘书时，有很强的档案意识，要求所有的文件除了保留印件之外，还必须保留原件。此前，的文件管理没有这么规范，毛泽东担任中央局秘书后，扭转了这种局面，开始注重保存文件。很多重要的文件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战乱，保存了下来，现在还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

齐鲁晚报:毛泽东的秘书们后来的境遇如何?

叶永烈: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善始善终，凭借自身的努力成了国家的栋梁。像毛泽东的第一任秘书谭政，后来成了开国大将。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秘书江华，新中国成立后当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当然，也有个别秘书当了大官之后，走上了另一条路，比如江青和陈伯达。

齐鲁晚报: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如何搜集资料?您写过很多花花的传记，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在采访的时候有哪些心得?

叶永烈:我的采访用9个字归纳就是“第一手、高层次、大题材”。这次参加山东书展带来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陈伯达传》等今年出的6本书，以及去年的《邓小平改变中国》，这些书都是大题材、高层次，而且都是第一手资料。为了写作《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这本书，我直接采访过毛泽东秘书陈伯达、戚本禹、罗光禄、曾碧漪、童小鹏、李锐等人。书里面提到的为晚年毛泽东讲读诗文的芦荻，之前一直拒见记者，不接受任何人的采访。1990年，在她的一位友人的介绍下，我在北京采访过她。此外，我还采访过胡乔木的夫人谷羽、田家英夫人董边以及江青秘书阎长贵、杨银禄。写这样一本书，要尽量获得第一手资料，一本书的第一手资料占多少是最考验作者功夫的。实际上，采访这些高层次人士也有一个过程，突破了高层，再采访其他相关人士会容易很多。因为经常来北京采访，所以有人说我是“上海的北京作家”。

写作重大政治题材，掌握第一手资料非常关键

齐鲁晚报:您今年还出了一本新书《陈伯达传》，能否谈谈这本书的写作经过?

叶永烈:这本书是国内唯一的一部关于陈伯达的专著，总共78万字，能够出版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因为独家，只有我采访过陈伯达。第二是陈伯达本人对“文革”是否定的。书的封面上有他的一句话:“‘文革’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疯狂的人，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汲取教训。”第三是因为这是一本很扎实的书，出版前经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史研究室联合审读过。

齐鲁晚报:您在采访他的时候会注意什么?

叶永烈:我在采访陈伯达时充分尊重他，因为他是历史的重要当事人。一开始联系陈伯达采访，公安部同意了，但陈伯达本人是拒绝的。后来熟悉了，他把在秦城狱的交代手稿都给我了。我曾希望陈伯达本人能够审定这本书，但是他说，相信你写得好，不用看了。对待朋友要很真诚，我采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前后持续了8年，光他的亲笔信我就有45封之多。王力临终前交代他的儿子，去世后第一时间告诉叶永烈，“他是可信赖的朋友”。

齐鲁晚报:在写作这些重大政治题材时，您是如何把握写作的分寸的?

叶永烈:之前我还写过《四人帮兴亡》，采访过很多相关当事人。应该说这种重大题材的写作非常敏感，在写作前我会系统学习中央文件，有关政策方针，从而把握写作的分寸感。写作这些书很重要的一点是作者站在什么立场，从什么视角看问题。

书展是读书的嘉年华，要让青少年更多地参与其中

齐鲁晚报:您的下一本书写的是什么题材?

叶永烈:下一本书是写万里的，这本书70万字，我去中南海拜望他，采访过他的多位秘书和子女，去他的故乡山东东平及母校曲阜师范采访，关于他的文献也看了很多，今年是万里诞辰一百周年，相信山东读者会很关注。

齐鲁晚报:您参加过很多地方的书展，如何理解书展的独特价值?

叶永烈:书展有三个作用。对读者来说，是读书的嘉年华。书展上的书多，而且很多是打折销售的。对作家来说，书展是一个与读者直接接触的好机会。对出版社来说，书展是一个市场调查的好机会。出版社通过书展，可以了解读者喜欢什么书，不喜欢什么书。

齐鲁晚报:您今年作为特邀嘉宾出席过香港书展，香港办书展的经验对内地城市的书展有什么启发?

叶永烈:我参加过很多城市的书展，像北京书展、上海书展、香港书展和台北书展等，多数城市的书展都很看重青少年学生，为了照顾他们，将书展的时间安排在暑假，让他们有机会参与其中。此外，香港书展还是两岸三地作家的一个交流平台，很多作家都看重。香港书展的讲座环境是最好的，讲座地点会安排在一个封闭的会场，讲座全程录像，最后还要出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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