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的 郭晶晶田亮为什么会分手 田亮承认第一个女
近日,国际泳联年度颁奖盛典即将举行,我国很多奥运冠军都出席了晚宴,当晚最大的亮点也该就是田亮和郭晶晶了吧,没想到两人居然在这里同框了,不得不说真的是活久见了。
近日,国际泳联年度颁奖盛典即将举行,我国很多奥运冠军都出席了晚宴,当晚最大的亮点也该就是田亮和郭晶晶了吧,没想到两人居然在这里同框了,不得不说真的是活久见了。有的小伙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感叹吧,其实郭晶晶之前和田亮是一对恋人,最后却分手各自组建了幸福的家庭,难免就会好奇当初郭晶晶和田亮为什么会分手呢?
其实两个人因为一个广告,“亮晶晶”才仿佛成为天造地设的一对。悉尼奥运会后,田亮春风得意,而郭晶晶也正式接过了“一姐”的权杖。两人坠入爱河的传闻再度甚嚣尘上,这一次两人玩真的了。当时在国家队的队员透露,“亮晶晶”之恋,郭晶晶一直处于主动的位置。两人一起外出就餐,大多数时候都是郭晶晶埋单,而郭晶晶为田亮洗衣服也司空见惯。
但事实上是,郭晶晶甩了田亮。之所以郭晶晶甩田亮,其中原因有性格不合的因素在里面,郭晶晶后来在采访中不避嫌的承认了解田亮,还爆出对方离队的原因,也间接暗示分手原因:“我与田亮是一起长大的,对他也是比较了解的。田亮跟我在性格上完全不同,他从小就是特别有主见,特别知道要什么,会规划的人。当时我想可能他已经决定要开始不同的道路了,所以他选择离开。”但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田亮一直在玩三角恋。导致郭晶晶无法忍受,最后转身离开了田亮,投入了霍启刚的怀抱。
三角恋的另一个人并不是叶一茜,而是廖剑玲。尽管田亮本人并不承认廖剑玲是“旧爱”,但经过多方调查,大量证据表明廖剑玲确实是田亮的女友,且“亮晶晶”的分手原因也正是廖剑玲。廖剑玲称在与田亮成为男女朋友之前,并不知道田亮和郭晶晶在一起,而且在刚认识的时候两人并没有谈这些,后来和田亮熟悉了以后就问他了,“他说自己没有女朋友,彼此都感觉不错,于是我俩就恋爱了。
不过现在两个人都已经儿女双全了,各自有着幸福的家庭,又何必再纠结过往云烟呢,江湖再见还是朋友吧!现在两个人同台也只是点头之交,不会有什么过多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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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叶永烈:写传记,第一手资料最见功夫
叶永烈为读者签名。 (本版图片摄影 张中)著名作家叶永烈以高产著称。从19岁写出第一本书开始,叶永烈便和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年,他是有名的科普作家,无论是作为主要作者写就的《十万个为什么》,还是之后创作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都畅销全国。近年来,他不断地推出重要的纪实文学作品,《陈云全传》、《邓小平改变中国》等书奠定了他在纪实文学特别是“大人物”传记写作领域的地位。9月25日,叶永烈携新书《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出席山东书展,并接受了齐鲁晚报的独家专访。
本报记者 吉祥
毛泽东的秘书必备素养:政治可靠,工作勤恳
齐鲁晚报: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一书中,您写了毛泽东前后共37位秘书,这些秘书有怎样的共同特质?毛泽东对这些秘书有什么相同的要求?
叶永烈:这些秘书的共同特点,首先是政治可靠,工作上勤勤恳恳,像政治秘书这么重要的岗位还需要很高的理论水平。毛泽东本人也当过中央局的秘书(编者注:1923年6月,毛泽东在“三大”当选为中央局秘书),所以他对秘书工作比较了解。他担任中央局秘书时,有很强的档案意识,要求所有的文件除了保留印件之外,还必须保留原件。此前,的文件管理没有这么规范,毛泽东担任中央局秘书后,扭转了这种局面,开始注重保存文件。很多重要的文件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战乱,保存了下来,现在还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
齐鲁晚报:毛泽东的秘书们后来的境遇如何?
叶永烈: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善始善终,凭借自身的努力成了国家的栋梁。像毛泽东的第一任秘书谭政,后来成了开国大将。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秘书江华,新中国成立后当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当然,也有个别秘书当了大官之后,走上了另一条路,比如江青和陈伯达。
齐鲁晚报: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如何搜集资料?您写过很多花花的传记,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在采访的时候有哪些心得?
叶永烈:我的采访用9个字归纳就是“第一手、高层次、大题材”。这次参加山东书展带来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陈伯达传》等今年出的6本书,以及去年的《邓小平改变中国》,这些书都是大题材、高层次,而且都是第一手资料。为了写作《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这本书,我直接采访过毛泽东秘书陈伯达、戚本禹、罗光禄、曾碧漪、童小鹏、李锐等人。书里面提到的为晚年毛泽东讲读诗文的芦荻,之前一直拒见记者,不接受任何人的采访。1990年,在她的一位友人的介绍下,我在北京采访过她。此外,我还采访过胡乔木的夫人谷羽、田家英夫人董边以及江青秘书阎长贵、杨银禄。写这样一本书,要尽量获得第一手资料,一本书的第一手资料占多少是最考验作者功夫的。实际上,采访这些高层次人士也有一个过程,突破了高层,再采访其他相关人士会容易很多。因为经常来北京采访,所以有人说我是“上海的北京作家”。
写作重大政治题材,掌握第一手资料非常关键
齐鲁晚报:您今年还出了一本新书《陈伯达传》,能否谈谈这本书的写作经过?
叶永烈:这本书是国内唯一的一部关于陈伯达的专著,总共78万字,能够出版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因为独家,只有我采访过陈伯达。第二是陈伯达本人对“文革”是否定的。书的封面上有他的一句话:“‘文革’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疯狂的人,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汲取教训。”第三是因为这是一本很扎实的书,出版前经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史研究室联合审读过。
齐鲁晚报:您在采访他的时候会注意什么?
叶永烈:我在采访陈伯达时充分尊重他,因为他是历史的重要当事人。一开始联系陈伯达采访,公安部同意了,但陈伯达本人是拒绝的。后来熟悉了,他把在秦城狱的交代手稿都给我了。我曾希望陈伯达本人能够审定这本书,但是他说,相信你写得好,不用看了。对待朋友要很真诚,我采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前后持续了8年,光他的亲笔信我就有45封之多。王力临终前交代他的儿子,去世后第一时间告诉叶永烈,“他是可信赖的朋友”。
齐鲁晚报:在写作这些重大政治题材时,您是如何把握写作的分寸的?
叶永烈:之前我还写过《四人帮兴亡》,采访过很多相关当事人。应该说这种重大题材的写作非常敏感,在写作前我会系统学习中央文件,有关政策方针,从而把握写作的分寸感。写作这些书很重要的一点是作者站在什么立场,从什么视角看问题。
书展是读书的嘉年华,要让青少年更多地参与其中
齐鲁晚报:您的下一本书写的是什么题材?
叶永烈:下一本书是写万里的,这本书70万字,我去中南海拜望他,采访过他的多位秘书和子女,去他的故乡山东东平及母校曲阜师范采访,关于他的文献也看了很多,今年是万里诞辰一百周年,相信山东读者会很关注。
齐鲁晚报:您参加过很多地方的书展,如何理解书展的独特价值?
叶永烈:书展有三个作用。对读者来说,是读书的嘉年华。书展上的书多,而且很多是打折销售的。对作家来说,书展是一个与读者直接接触的好机会。对出版社来说,书展是一个市场调查的好机会。出版社通过书展,可以了解读者喜欢什么书,不喜欢什么书。
齐鲁晚报:您今年作为特邀嘉宾出席过香港书展,香港办书展的经验对内地城市的书展有什么启发?
叶永烈:我参加过很多城市的书展,像北京书展、上海书展、香港书展和台北书展等,多数城市的书展都很看重青少年学生,为了照顾他们,将书展的时间安排在暑假,让他们有机会参与其中。此外,香港书展还是两岸三地作家的一个交流平台,很多作家都看重。香港书展的讲座环境是最好的,讲座地点会安排在一个封闭的会场,讲座全程录像,最后还要出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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