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的管仲改革： 管仲改革——一场延续到今天的大
二千七百年多年前，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时代。在烽烟四起、弱肉强食的三百年的争斗中，开一代风气之先的第一位霸主是齐桓公，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正是名相管仲管老二。
管仲
两千年的经济变革以千年为界，切为两截，从春秋时期到12世纪的北宋，变革是基于扩张的需求，而之后到18世纪初期的“康乾盛世”则以稳定为主题。也正是因着管仲，齐桓公称为称为春秋“五霸”的首霸者，换句话说，齐国之盛，正是管仲改革实行的第一场经济大变革的结果。
周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黄河中游，而齐国地处偏远的胶州半岛，很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福建，地狭、滨海、远离中央政治中心，齐国的开国者是姜尚公，非姬姓王族，变法之初，属边远小国。所以，自古以来，弱者就是变革的发动机。
齐桓公
中国从第一次搞经济变革开始就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观念的优先往往比资源的优先更重要。
管仲是一个战场逃兵和很失败的商人，曾经“三辱于市”。 就是这样的“三好先生”和失意商人，联起手来，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成功的经济大变革。
管仲改革经济的手段：
1. 四民分业，士农工商
管仲变法中有一项颇为后世熟知、引起最大误读的政策：“四民分业，士农工商”。
这一政策的要点是，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以此计算，全国有专业军士三万人，职业的工商臣民一万两千人(均以一户一人计算)。此外，在野的农户有四十五万户。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
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
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
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
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
引起重大误读的是“士农工商”。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管仲在齐国推行了涉及产业、税收、价格等多个领域的整体配套改革。
2. 配置资源
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很有“企业家精神”。
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管仲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
3. 放活微观 管制宏观
所谓“放活微观”，就是对内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对外降低关税，形成“如水归壑”的市场聚集效应。
所谓“管制宏观”，就是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其手段则是从财政、税收和价格三方面综合入手。
“国企”这一中国式经济体制延续千年，迄今未变，而管仲，正是“始作俑者”。
4. 盐铁专营 确立“国企”地位
在宏观管制的战略思想下，管仲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盐铁专营。它的影响绵延两千余年，迄今犹存，几乎成为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保障。
齐桓公与管仲多次切磋富国之策，齐桓公建议对人口、房屋楼台、树木、六畜征税，管仲一一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人民收取财物，自然会招致人民的不满。最好、最理想的办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据此，管仲提出了“寓税于价”的办法——把税收隐藏在商品里，实行间接征收，使纳税者看不见、摸不着，在不知不觉中就纳了税，而且不至于造成心理上的抵抗。
在具体办法上，管仲给出了简单的七个字:“惟官山海为可耳。”——只要把山、海的资源垄断起来就可以了，山上出铁矿，海里产海盐，是为盐铁专卖制度。
5. 鼓励消费 促进就业
管仲的经济思想中，最为奇特的一项是鼓励消费，他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仅见，在《管子》一书中就有一篇奇文《侈靡篇》。
管仲倡导奢侈的理由是，“丹砂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就是说，只要不人为地堵塞利源，商贾就会日夜不息地从事营运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断地消费，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管仲甚至做过极端的比喻，他建议在煮蛋之前应先加雕绘，在烧柴之前要先加雕刻——“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
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促进就业的做法，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后才学习到手，以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为例，当时的美国、德国等无一不是采用了这样的政策，才走出低谷。可是在两千多年前，管仲就有这样的智慧，确实是让人惊叹的。据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杨联陞的考证，在漫长的中国经济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范仲淹等极少数人曾经有过类似的思想。
管仲创建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关税同盟体，这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国际贸易的游戏惯例。
6. 以商止战 和平称霸
管仲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后人所漠视的治国思想是“以商止战”。就国家内政而言，“以商止战”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
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因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
“从其四欲”，即“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
基于此，管仲提出了那句非常出名的格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管仲做出的改革中，像“盐铁专营”、放活微观 管制宏观、鼓励消费 促进就业等依然是今天中国行之有效的变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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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9大部委合并，新领导上岗
来源：“长安街知事”微信公众号
撰文 | 高楼
两会结束后，国务院机构改革正紧锣密鼓开展，各部委新领导也陆续就位。
根据改革方案，司法部与国务院法制办整合。今早，司法部更新了领导信息，出现“双首长”搭配——部长傅政华，组书记袁曙宏。
傅政华与袁曙宏都是十九届中央委员。傅政华出生于1955年3月，河北滦县人，原任公安部委副书记、常务副部长（正部长级）。袁曙宏出生于1958年7月，安徽合肥人，原任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组书记。他是我国法学界的权威专家，也是十八大以来多次中央全会文件起草组的成员，并参与撰写了《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
司法部其他几位领导是副部长熊选国、赵大程、刘志强，中纪委驻司法部纪检组组长蒲增繁，副部长刘振宇、刘炤，组成员（副部长级）甘藏春。7位副部中，熊选国、赵大程、刘志强、蒲增繁、刘振宇来自原司法部，刘炤和甘藏春来自原国务院法制办。
同样出现“双首长”的还有新成立的国家市场督管理总局——局长张茅，组书记毕井泉。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发现，他们二位是老同事，2006年至2008年间，他们同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市场管总局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督管理总局合并而成。两位领导中，张茅原任工商管理总局局长，毕井泉原任食药总局局长。
张茅出生于1954年2月，早年一直在北京市工作，担任过北京市经贸委副主任、海淀区区长、北京市市长助理和北京市副市长，还当过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副大大。2006年后，张茅进入中央部委，历任发改委副主任，卫生部组书记、副部长，2013年出任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局长。
毕井泉出生于1955年9月，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进入国家物价局，后在国家计委、国家发改委任职，2006年出任发改委副主任。2008年3月，毕井泉转任国务院副秘书长，2015年1月，出任国家食药总局局长。
另一个合并后开始运转的是文化和旅游部，它由原文化部和原国家旅游局合并而来。据文旅部官网显示，原文化部部长雒树刚任文旅部部长、组书记，原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任副部长、组副书记。
值得注意的是，文旅部排名第三的领导是刚刚从山东“进京”的副部长李群。他出生于1962年2月，山东威海人，此前一直在山东工作，担任过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临沂市长，临沂市委书记，2007年晋升副部，任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后来又出任了青岛市委书记和常务副省长。
除了以上三位，文旅部还有10位部领导，分别是：组成员、副部长项兆伦，组成员（副部长级）、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组成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中纪委驻文旅部纪检组组长迟耀云，组成员、副部长张旭，组成员杜江、李世宏、王晓峰、于群、魏洪涛。
其中，项兆伦、单霁翔、刘玉珠、迟耀云、张旭、于群来自原文化部，杜江、李世宏、王晓峰、魏洪涛来自原国家旅游局。
昨日下午，担任银会大大一年多的郭树清成为新成立的中国银行保险督管理委员会第一任大大。
据报道，银保会目前为“一正七副一纪检组组长”的九人领导班子格局，原银会4位副大大和原保会3位副大大均担任银保会的副大大，他们是：来自银会的王兆星、曹宇、周亮、祝树民，来自保会的陈文辉、黄洪、梁涛。
此外，原中纪委驻银会纪检组组长李欣然担任中纪委驻银保会纪检组首任组长。
自从去年4月原保会大大项俊波落马后，保会一直没有迎来新大大，日常工作由排名第一的副大大陈文辉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