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发达国家标准：中国是发达国家了吗？

原标题：中国是发达国家了吗？

发展中国家在战后70多年里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工业化，部分发展中国家发挥后发优势，在少数新兴产业领域与传统强国并驾齐驱，而发达国家已经步入后工业时代

　　（中国的投资仍然还有较大的空间，例如2015年中国的铁路总里程为12.1万公里，远远低于美国的22.8万公里，这还是美国淘汰了很多铁路的结果，所以中长期内中国的投资拉动模式并不会被改变。图/IC）

文 | 张猛 蔡露露

当前西方国家就中国经济的性质判断存在两个主要争论——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体和中国是否还是发展中国家。毋庸讳言，在观点争论的水面之下有着利益的博弈：面对快速发展的中国，否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能保持对中国的贸易歧视，否认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能减少中国的权利。

从国际比较看，马来西亚一般被认定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但是根据IMF的官方数据，马来西亚2018年人均GDP为10941.75美元，而中国大陆2018年的人均GDP只有9608.42美元，显然把中国纳入发达国家类别并不合理。拿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做文章，本质上是西方国家的“传统”政治手段。

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创始缔约国身份的谈判期间，美国就用购买力平价法测算出中国1994年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声称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并以能够发射卫星、拥有现代化的城市北京和在申办奥运会中为例证，阻碍了中国“复关”。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基础建设、航天、通讯、互联网、国防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国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形成了最大规模的中产人群，培育出庞大的消费市场，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否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声音再次响起。

2018年10月，日本停止了对华长达39年的ODA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卡普兰（Gilbert Kaplan）为代表的西方政客，曾在多个场合声称中国应该被列入发达国家的行列，特朗普甚至还令人诧异地声称“美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只是比别人发展得快了点”，试图进一步混淆界线。

何为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当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非常明显。直观上看，发达国家是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西方国家集合；发展中国家是未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前殖民地国家集合。历史维度到今天依然影响着人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概念界定，例如韩国经济水平虽然已经超过了不少西方国家，但我们一般不认为韩国是发达国家，而认为韩国是一个成功的发展中国家。

目前，准确的发展中国家标准并不存在，国际上通行的国家分类主要是用列举法。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首次使用了发达市场经济体、发展中市场经济体和中央计划经济体的分类；在《统计年鉴（1990/1991年）》中，首次出现了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分类，明确了通常公认的发达地区是指欧洲、前苏联、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展中地区则为世界其他地区，但同时指出，国际标准并不存在；此后较大一次变动体现在联合国统计司的《地区和国家分类标准（2013年10月31日修订版）》把以色列、南非等少数国家调整为发达国家，把南斯拉夫调整为发展中国家，将前苏联以及除南斯拉夫以外的东欧地区单列，既不属于发达经济体，也不属于发展中经济体。

其他重要国际组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范畴界定也存在不清晰、不准确、不固定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操作层面和分析层面对国家分类提出了多个平行的标准，并在1997年以后用“先进经济体”（advanced economies）代替了“发达国家”的称谓，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代替了“发展中国家”的称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上现列先进经济体共有39个，除了欧元区国家和G7国家之外，还包括了捷克、丹麦、冰岛、挪威、瑞典、瑞士、以色列、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波多黎各等国家和地区。其余则被列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世界银行从1978年开始每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以人均国民收入为标准，把国家划分为低收入（low income）、中等收入（middle income）和高收入（high income）三大类别，1989年中等收入再次划分为中等偏下（lower middle income）和中等偏上（upper middle income）两个类别。这一标准每年仅依据通货膨胀率调整，而没有反映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生产力水平的巨大飞跃，致使超过高收入基准的国家数量已经超过80个，贫困国家只有31个左右，大量国家堆积在中等收入阶段。

从统计意义看，当前世界银行高收入标准门槛并非21世纪发达国家的门槛，而是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门槛，因此世行的“毕业”标准并不意味着成为发达国家，一些早已稳定地超过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如亚洲四小龙、沙特、智利、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一般并不被国际公认为发达经济体。而且仅达到高收入的国家经济表现并不像原有发达国家那样稳健，在中等收入国家生活水平低于贫困线的居民数量远远大于低收入国家的贫困人口数量，中等收入国家很难突破高收入基准线，形成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学意义上的标准

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本质经济特征。“二元经济”结构论的开拓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可以分为两大部门：城市中的制造业和农村中的农业、手工业等传统产业，所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集中体现在城市化率上。

但这一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全球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推进，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传统产业被西方高效率、高补贴的农业产品自由贸易冲垮，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发展中国家的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形成蔚为可观的贫民窟；一些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经济发展较快，城市化率与发达国家已经不相上下，从前那种发达国家城市化率高，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低的非常直观的“二元经济”差异消失不见了（见图）。

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工业化水平也不能再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分标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WTO等国际组织的推动下，市场制度已经在全球普及；发展中国家在战后70多年里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工业化，部分发展中国家发挥后发优势，在少数新兴产业领域与传统强国并驾齐驱，而发达国家已经步入后工业时代。美国、澳大利亚等富裕的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中，基础原材料和农产品占了很大比例，连印象中资源匮乏的日本在2018年对中国就出口了9.48亿元人民币的木材，约占日本全年木材出口额的45%。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活动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形成，但并非对等关系，如果考虑利益分配，发达国家依然占据主导的地位没有改变，发展中国家繁忙却不富裕。在当前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一是相对人均收入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或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依然是最直接、最明显的指标，但科技在发展，生产力水平在提升，应当以反映时代的相对人均收入水平做有效参照。

二是人与社会的发展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能体现财富的分配是否相对均衡，也不能反映社会和政治秩序状况。在很多中等收入国家，过度的贫富悬殊引发尖锐的社会对立，继而导致政治的民粹主义泛滥，使得发展的成果无法惠及广泛的人民群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发布的《人文发展报告》从另一个角度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认定带来启示和参考，依据人类发展指数（HDI）将各国划分为高人文发展水平（占全部经济体总数的25%）、中等人文发展水平和低人文发展水平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分组阈值每年均会进行动态调整。

三是经济增长方式。保罗·克鲁格曼在上世纪90年代针对所谓“亚洲经济奇迹”，指出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无法持续；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进一步解释了国与国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建立在内生的技术进步基础之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保障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靠拢的最主要途径。众多发展中资源输出国的人均收入相对较高，但并不会被纳入发达国家；而那些依靠粗放投入、环境污染、非熟练工人的发展中国家无法从根本上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准确定位中国的发展阶段

中国苦难的近代史决定了中国不会是原本意义上的发达国家。中国的发展成就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极大的激励，中国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对发展中国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中国也要客观看待自己的真实发展阶段还远远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首先，中国去年人均GDP为9608美元，距离全球平均水平的11350美元还有一段距离，低于世界银行高收入门槛，仅为美国人均GDP的15%。

其次，在2018年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报告》中，中国为0.752排名86位，仅处于中等水平。联合国把HDI指数0.8以上的国家划分为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中国的HDI指数表明中国与先进国家之间还有较大差距。

第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依然具有显著的发展中国家特点。一是要素投入依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项基于30个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型特征并没有改变，甚至在加强；二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伴随着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中国经济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进入了新常态。即便如此，中国的投资仍然还有较大的空间，例如2015年中国的铁路总里程为12.1万公里，远远低于美国的22.8万公里，这还是美国淘汰了很多铁路的结果，所以中长期内中国的投资拉动模式并不会被改变。中国当前仍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状态没有改变。

“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不应该是发展中国家”这一说法的逻辑是以中国取得的少数经济成就代替整体水平，用大经济体特点代替发达国家标准。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是指水平，而不是规模。印度2018年的经济总量约等于澳大利亚、瑞士、瑞典三国经济规模之和，显然不能就此认为印度的发展水平高于三国中其中任意一国。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这些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无法掩盖的是中国整体发展水平还很低，东西部差距明显。中国广袤的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还很欠缺。在列举中国的一些成就的同时，有意掩盖了在整体上和更多领域里中国还很落后的现实。

关于中国的某些突出成就，比如高铁、航天、繁荣的一线城市、国际贸易甚至军事等成绩以及国际影响力其实是大经济体的特点，而不是发达国家的标志。目前中国取得优势的领域，一般都与中国的规模有关。例如，德国、日本、法国比中国早几十年就有高铁技术了，但这些国家领土面积和人口达不到发展高铁所需的最低规模，就无法发展高铁技术。经济规模大的经济体可以承担更大的成本，比如印度作为一个大国，已有（过）三艘航母，并有一艘在建，虽然航母运营成本高昂，但相对于印度庞大的经济规模，仍然可以负担，瑞士、瑞典再发达，经济总量小就无法维持航母。中国科技水平提升迅速的背景是中国大陆的研发投入只占GDP的2.18%，低于以色列、韩国、日本、德国、美国，但科研经费总规模却达到1.96万亿元人民币，再加上每年700万的大学毕业生增量人力资本，所以中国科技水平虽然不高，但追赶速度惊人。

规模意味着影响力，美国外贸总额只占美国GDP的11%左右，但美国却是众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对这些贸易伙伴极为重要，而单个贸易伙伴对美国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同理，大国在地缘政治上都具有先天优势，这和是不是发达国家没有关系。

（作者张猛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助理蔡露露对本文亦有贡献）

最新发达国家标准：中国是发达国家了吗？可以看看这篇名叫日本人休年假使用率仅为50% 在发达国家中垫底的文章，可能你会获得更多发达国家标准：中国是发达国家了吗？

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日本人休年假使用率仅为50% 在发达国家中垫底

原标题：日本人休年假使用率仅为50% 在发达国家中垫底

日本人休年假心怀“负罪感”

使用率仅为50%，在发达国家中垫底

■本报驻东京记者 刘洪亮

在当今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的生活模式下，要做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有合理的休假时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据最近的媒体调查显示，日本的带薪休假使用率连续多年在全球垫底。这一结果让人们感到很意外，日本人为何不愿带薪休假呢？

节假日并不少，还有“黄金周”

在线旅游网站“亿客行”近日公布了全球19个国家和地区的2018年带薪休假国际比较调查结果，日本的带薪休假使用率仅为50%，天数方面也是全球最少，平均仅有10天时间。

带薪休假使用率方面，日本为50%，排名垫底。排倒数第二的澳大利亚为70%，因此日本的带薪休假使用率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带薪休假使用天数方面，日本为10天，与美国和泰国接近。巴西、法国、西班牙、德国的使用天数最多，平均1个月左右。欧洲国家的使用天数相对较多，而亚洲则整体较少。

从日本的休假制度和现实生活来看，日本并不是个假期很少的国家。除了周末两天的休息，每个月基本上都会有一两个其它假日，这些假日在日历上显示为红色，因此叫做“红日子”。比如，每年11月就有两个“红日子”：3日的“文化日”和23日的“勤劳感谢日”。

此外，日本传统上还有三个较长的假期时间，一是5月初的黄金周。5月初日本“红日子”最多，3日是宪法纪念日，4日绿色之日，5日儿童节，这三天再加上周末两天，也就连成了一个黄金周。二是8月份的盂兰盆节。盂兰盆节原是日本人追祭祖先、祈祷冥福的日子，各地都会举行有特色的庆祝活动。但由于正值炎炎夏日，这就自然成为日本人的“暑假”，日本各大公司会视情况决定放假天数，一个星期左右，也有的长达半月。三是年末年初的连续假期，基本上也是各企业自定休息天数。另外日本规定员工享有“有给休假”保障，也就是带薪休假，但可享受的休假时间长短要看工作年限决定。

上级不轻易批准，员工不轻易申请

在是否要休假问题上，日本人的处理方式既有民族性的体现，也有职场“潜规则”的约束。虽然有假期，想休假但不好意思休或者现实工作不允许休，是日本职场的写照。矛盾的是，不愿休假的日本人对于“换工作最重视的条件”，最多的回答竟然是“可以有更多的年假”。

调查显示，日本人不使用带薪休假的理由最多的是“人手短缺”。调查称，日本人“在工作方面的责任感较强，很多人过于在意职场的情况，不怎么使用带薪休假”。有六成受访者认为，对使用带薪休假抱有“罪恶感”，原因一是想把假期留到紧急时用，二是公司人手不足，其他同事也没有休假。

在日本企业文化中，上司、老员工的行为方式极具影响力。上司或老员工不休息，后辈也不敢休。而职场文化中的察言观色，使得不少人在是否提出休假申请问题上有了“自知之明”。

日本人习惯性地认为，在工作“压力”之下，大家都在忙，公司里完全没有可以请假的氛围。大家都在忙，自己请假会给同事添麻烦，想到自己休假就会让同事承担更多工作，不想欠人情，所以就算了。公司领导在批准带薪假的时候也会有各种考虑，因此形成了上级不轻易批准休假而员工也不轻易申请的职场“潜规则”，也体现出日本人“不给别人添麻烦”的国民性。

日本人热爱工作，不愿意休息，甚至还时有“过劳死”出现。去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劳动基准法》，对加班、休假等相关问题都做出明文规定。但在传统加班文化盛行、少子老龄化的今天，日本企业员工能否像法律所期望的那样保证休假，仍是个未知数。

（本报东京2月13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