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的东莞：酒店组织卖7万次 有人称当年东莞有的这里都有

原标题：台州＂大浪淘沙＂卖7万多次获利1.3亿，＂当年东莞有的，这里都有＂

来源：钱塘新闻公众号

台州最高档的娱乐场所一夜之间被端。新大浪淘沙”酒店，位于台州市，东环大道与东海大道交叉口，周边是热闹商业区，地处黄金地段。总共12层，面积15000平方米，集浴场、住宿、于一体。

文| 徐慧兴

台州最高档的娱乐场所一夜之间被端

“大浪淘沙”这个名字，在台州可谓名气颇大。大多数生活在台州主城区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家非常“特别”的酒店。

一位曾在这家酒店消费过的市民说，当年东莞有的，那里面几乎都有。

▲以前的大浪淘沙，灯红酒绿

▲晚上刚拍的大浪淘沙

“大浪淘沙”酒店，位于台州市，东环大道与东海大道交叉口，周边是热闹商业区，地处黄金地段。总共12层，面积15000平方米，集浴场、住宿、于一体。

自2010年始，“大浪淘沙”在台州椒江意味着高端娱乐休闲。多年来，生意颇为红火，夜间门庭若市。

“那时候，有重要客户来台州，我们都会带他们到里面消费。”在台州开办企业到林先生说，他们公司有很多接待都安排在大浪淘沙。

他说，为了商务接待，他专门充了卡，每月消费在1万元以上。

“去年，他们酒店忽然被查了，抓了很多人。”他说，来抓人的是温岭市公安局的警察，酒店关门，他的卡也就废了。

实际上，去年大浪淘沙诸多工作人员被警方抓捕，原因是大浪淘沙酒店涉嫌组织卖、开设场。

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合伙开办大浪淘沙酒店的徐某兵和徐某慧自2010年以来，在酒店内组织妇女提供卖服务，并通过制定卖价格、培训卖服务、统一卖流程、收取押金，设置考勤制度等方式管理，控制卖活动。

他们还在酒店内设置了暗房，摆放博机等设备，为客人提供博场所。

除大浪淘沙外，他们还有一处类似的休闲娱乐场所，名剑会所。

根据查获的账目显示，自2011年8月开始，到2017年三月，大浪淘沙酒店总共卖收入达到了1.3个亿左右；

大浪的游戏厅从2013年1月开始，到2014年2月期间收入达到了1个多亿。

2013年11月至2014年3月，名剑会所共组织卖7400多次，卖收入共计1000多万元；

截至2017年4月，大浪淘沙酒店共组织卖7万多次，卖收入共计人民币约1.37亿元。

酒店里的严密组织

陈某锋是大浪酒店的楼层总，平常他主要负责管理酒店各项工作。而在卖业务方面，他主要负责的则是楼层巡查和安排记钟与收银人员、协调客服等工作。

为了逃避打击，他手下的员工都有各自的分工。

各楼层有负责看门的人，楼下大堂也有负责望风站岗的人。当遇到公安来检查，这些人就会用各种方法来拖延时间，从而为楼上卖楼层的人员提供充分时间来逃避检查。

今年9月7日，该案在温岭法院开庭审理，大浪淘沙酒店与名剑会所的老板徐某兵、徐某慧，以及酒店的总经理、总、领班、记账员、收银等28人被推上被告席。

他们在酒店营业期间组织妇女开展卖活动，并通过制定卖价格、提供卖培训、统一卖流程、设置考勤制度等方式管理和控制卖活动。

12月20日下午，温岭人民法院的法庭上，审判长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宣判：“本院认为，被告人，高某，陈某……王某，等受雇，参与以时某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被告人，贺某，刘某，李某等，结伙或与人结伙，组织妇女卖，情节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组织卖罪。”

高某、陈某某等28名被告人分别因为组织卖罪、协助组织卖罪等罪名，被处以2年2个月至6年6个月不等的刑期，同时被处以2万元到26万元不等的罚金。

“当年东莞有的，里面都有”

一位曾是大浪淘沙酒店常客的知情人说，根据他的经验，大浪淘沙酒店内部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休闲娱乐区，位于较低的楼层，有餐饮、洗浴、spa等项目。

“这部分相对比较常规吧，不过也能看到许多穿着清凉性感的小姐姐。”他说，这些“小姐姐”一般会聚集在一处大厅内，不过进出频繁，应该是业务比较繁忙。

另一部分是客房区，位于较高的楼层。他说，所谓的客房区，其实就是那种消费不可描述项目的场所。“当年在东莞有的项目，这里面几乎都有。”他说，他曾在这里遇到过一些“重量级”人物。“他们很多人是有酒店赠送的消费卡的，和我们自费的不一样。”

他告诉记者，仅仅是在里面吃个自助餐、洗个澡什么的，一般人均300以内，但是要消费特殊项目，人均就可能达到30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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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平去的这所甘肃学校，有什么特殊之处？

[学习小组按]

8月20日下午，平总书记考察了张掖市山丹培黎学校。平强调，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希望你们继承优良传统，与时俱进，大有前途。我支持你们！

这所学校有什么优良传统？为什么平特意到这所学校看一看？其实，这所名字听起来有些陌生的学校，它的建校史背后，还有一段感人的抗战故事。

从“工合”到“培黎”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组织经济力量支持抗日，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夫人尼姆·韦尔斯等中外友人发起组织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决定以“工合”方式从事日用工业品和品的生产。这项计划立即得到周恩来的赞同。

由于战火日渐向西蔓延，迫使学校于1943年底西迁山丹。山丹培黎工艺学校从此在这块边陲土地上诞生了。

学校起名“培黎”。一是艾黎为纪念他的一位美国朋友约瑟夫·培黎。培黎二十世纪初来华，是南京金陵农学院的创办人，主张学生思考与创造性劳动结合。二是暗喻“为中国的黎明培育新人”。

路易·艾黎

1949年9月21日，山丹解放了。这一天对翻了身的山丹人民来说是难忘的，对艾黎来讲，这一天则标志着他“为中国的黎明到来培育新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沿用至今的“艾黎渠”

西迁山丹后，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开在凤县双石铺镇柏家坪村西的山坡上，艾黎利用三间旧房子建了学校，自己也住在这里。

在山丹，路易·艾黎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办学方针，学校缺什么就办什么。他们用当地戈壁滩上的芨芨草作原料，办了一个造纸厂。之后又办了皮革组、玻璃组、陶瓷组、煤窑组、机械组、电器组、化工组、地质测量组。学校由学生自行管理，按年龄区分，高班带低班，大的照顾小的，民主气氛非常浓厚。

学生们在种地中学习

渐渐地，附近来上学的孩子们越来越多，路易·艾黎租了20亩地，成立农业组，让学生们在种地中学习，还实施了灌溉引水浇地。同时建起作坊、小型糖厂，生产出来的东西山丹的老百姓都能用上。

学校建了锅炉，用蒸气发电。学校通电的那天晚上，山丹城里的老百姓都来看，一辈子照油灯过来的老乡们都惊呆了。1950年山丹县政府才通上照明电，也是培黎学校供给的。

“手脑并用 创造分析”为山丹培黎学校校训

为了解决师生饮食问题，艾黎带领师生们在四坝滩开辟荒地，并着手修筑灌溉渠。灌溉渠修成后，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充足的水源，解决了全校师生的饮食问题。如今山丹人民称它为“艾黎渠”，它依旧为山丹的农业发展默默奉献。

艾黎与习仲勋的友谊

值得一提的的是，艾黎与平的父亲习仲勋同志是人生的挚友。

抗战时，艾黎经常往返于陕西凤县的双石铺与甘肃两当的杨店之间。两当县正是习仲勋早年领导武装斗争的地方。战争年代，习仲勋和艾黎虽未曾谋面，但却都在西北大地留下了革命的足迹，为西北的革命和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习仲勋到中央工作后，他们经常见面，一起探讨新中国职业教育、文化建设等工作。

1983年，中国工合经国务院批准恢复活动，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参与了此项议程的讨论和批准工作。

1987年，艾黎90寿辰之时，习仲勋亲临住所祝贺，艾黎邀请习仲勋担任名誉校长，习仲勋欣然接受。此后，习仲勋又亲笔复信表示同意。

1987年12月27日，艾黎因脑血栓并发心功能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根据他的遗嘱，骨灰一半撒在山丹培黎学校原先的农场四坝滩，一半安放在山丹的墓地。邓小平为其墓碑题写“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艾黎未留下任何遗产，他将自己收藏的文物全部捐给山丹县。

多年来，习仲勋一直关心山丹培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1988年，习仲勋为其题词“发扬艾黎艰苦奋斗精神”。

路易·艾黎把现代文明带到了山丹，第一台榨油机、第一辆自行车、第一个玻璃厂、第一个发电机……山丹的工业基础是培黎学校开办工厂奠定的基础，农业也因为工业化的介入而有了不同的发展，山丹马场30万亩油菜花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连片油菜种植基地。如今，路易·艾黎是山丹的文化符号，是培黎精神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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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6日，新中国摄影史上的一个神奇人物去世了。目前对外公开的700多张毛泽东的照片中，有400多张是她拍的。她就是最著名的“红墙摄影师”，被称为“红色世纪波”的女摄影家——侯波。

那张著名的《开国大典》照片就是出自侯波之手。

她曾回忆拍摄这张照片的每个细节。

开国大典那天，上午不到10点,我就先到天安门城楼上看地形，快到中午的时候，苏联专家带着彩色纪录片的拍摄设备也都纷纷就位。因为下午两点在中南海勤政殿，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布就职并举行第一次会议，我又急着赶回去拍照片。2点半多拍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我再赶到天安门跟着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们一起登上城楼。等我上去一看，好位置都被他们拍纪录片的摄制组占了。那天有两个摄制组拍彩色纪录片，还有一个组是拍黑白纪录片的，加起来有好几十人。

大概下午2点50分，毛泽东大大等和国家花花乘车到了天安门城楼下，从天安门城楼左侧一步步走上来。当毛大大踏上最后一个台阶时，大喇叭里传来播音员丁一岚和齐越的声音：“毛大大来了！毛大大来了！”军乐奏响《东方红》……我赶紧把相机对准了毛大大，一边拍一边往后退，还要不断地调整焦距和光圈，生怕误了每一个重要的镜头，那可就犯下了大错误。当《东方红》第三遍奏完的时候，毛大大和其他花花正好到达了天安门正当中的位置。国歌声中，毛大大亲自按动了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那时我才25岁，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毛大大等中央领导站的位置在天安门城楼的前廊上，那时候天安门城楼前廊的围栏不像后来那样修有齐胸高的汉白玉护栏，当时只是覆着琉璃瓦的矮墙。我们都是身子紧靠着城楼的矮墙拍照。有时为了能拍到花花的正面，只好冒着危险把身子探出矮墙。而且按完快门后就得赶快蹲下来，以免挡住下面群众的视线。毛大大讲话的时间很短，根本来不及选择最佳位置就得按快门，可是即使这样，选取背景的程序也是不能省略的。只能把过程缩短，甚至缩短为一瞬间，这样捕捉到的背景才会是自然的，没有任何矫饰的。

毛大大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时，我觉得大大讲话的声音比平常有点变调，就是激动了。大大讲这些话的时候，大家都流着眼泪，我当时也感动得流了眼泪，大家心情都非常激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有1000多人，大家都眼含着热泪，庆祝有这么一天。城楼下30万欢腾的群众更是情绪高昂。人群、旗帜、彩绸、鲜花汇成了喜庆的海洋。天安门广场上，“毛大大万岁”“人民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一片，感人至深。我也激动了，什么也顾不上了，只想把这一气势宏伟、鼓舞人心的场面给拍下来。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地方有限，再往前是不可能了，往后退再也没有地方，那时候我什么也不顾了，就在我上半个身子探到墙外面的那一瞬间，周恩来总理抓住了我的衣角，等回过身来见是周总理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总理一边拉着我的衣服一边说：“要小心，要小心，要是你真掉下去的话，那开国大典这件大喜事就太丢人了。”

那天，我完全融入到喜悦庄严的氛围中去了，端着相机，不断地变换着角度，将这些开国领袖们的精神风貌、神采，定格在胶片上！

侯波是山西夏县人，1924年9月17日出生，曾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摄影科长、新华社摄影记者。1949年至1961年，她担负为和国家花花拍照的任务。她的传世佳作还有很多↓↓

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滨，1954年。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在中南海紫光阁，1954年。

毛泽东向朱德授元帅军衔，1955年。

毛泽东畅游长江，1956年。

毛泽东畅游湘江后在农家门口与小孩逗趣，1958年。

毛泽东和韶山中学的师生们，1959年。

毛泽东和邓小平，1959年。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真、陈毅、邓小平正在聚精会神看一本古书，1960年。

陈云、邓小平畅游颐和园，1952年。

侯波能够进入摄影圈，拍出这么多经典之作，与一个人分不开——她的丈夫徐肖冰。

徐肖冰同样是位出色的摄影师，也留下了许多名作。↓↓

毛大大在抗大讲“论持久战”，1938年。

彭德怀在“百团大战”时，在山西前线哨所观察敌情，1940年。

毛泽东与朱德在的七大，1945年。

徐肖冰比侯波大8岁，浙江桐乡人。正是受他的影响，侯波才进入摄影圈。

抗战时期，侯波像当时的很多进步青年一样，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先后在延安边区中学、延安大学、延安女子大学学习。有一次，她和几个女大学同学到延河边散步，徐肖冰迎面走了过来。同学向侯波介绍说，这就是大摄影师徐肖冰。当时，不到18岁的侯波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对我说这些？”后来才明白，是同学有意介绍他俩相识。

那个时候，没有多少时间谈恋爱，流行“闪婚”。“我们选了一个晚上，买了些红枣，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馒头切成片，晒干当饼干。大家聚在窑洞里为我们祝贺，就算结婚了。”

1942年2月，徐肖冰、侯波在延安清凉山下的窑洞里，喜结连理。

抗战结束后，侯波跟着徐肖冰来到当时位于黑龙江鹤岗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现长春电影制片厂），并被分配在摄影科当科长。就是在这里，侯波开始向丈夫学起了摄影。“随着工作的需要，拍摄难度越来越大，机器也更复杂了，有问题时，我就回家向徐肖冰请教，取景、采光、洗印等等，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

1949年，侯波先后转任北平电影制片厂摄影科科长、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摄影科科长。丈夫则调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参拍《毛大大朱总司令莅平阅兵》《新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的诞生》等纪录片。

进入中南海后，侯波专门负责为国家花花拍照。毛大大认识侯波便是通过徐肖冰。

一次，毛大大的机要秘书打电话给徐肖冰，要求马上把大大接见客人的照片送到中南海。当时，侯波帮忙拿着照片一起去了。毛泽东把接见的客人送走之后，主动邀请徐肖冰、侯波到一个小亭子里休息。毛泽东问侯波是谁，徐肖冰说是他爱人。毛泽东一听笑了，接着又问侯波是哪里人，她说是延安人。毛泽东说：“看来你也是吃延安的小米长大的，好好为人民服务啊。”

临走前，毛泽东主动要求跟他们夫妻俩拍一张照片。拍照前，侯波和徐肖冰主动站在了毛泽东的两边，毛泽东对侯波说：“你是半边天啊，你得站中间。”侯波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949年6月10日，毛泽东那天的样子她终生不忘。三个人的合影也一直被夫妻俩珍藏着。

1949年，徐肖冰、侯波与毛泽东合影

毛泽东生气的样子，她也记得很清楚。她一直想拍摄毛泽东看书的照片。一天，毛泽东的侍卫长李银桥告诉她，老人家正在书房看书，状态不错。等她扛着摄影器材过去时，画风就变了。毛泽东拍着桌子对一位将军大声叫道：“有下一次，你就不要来见我。”侯波心想，还是别自找苦吃了，撤吧。还没等她转身溜走，毛泽东就冲她吼起来：“干什么，没看见我有客人吗？”

麻烦不止于此。“有时领袖们不爱拍照。于是，我就只能偷拍、抓拍，甚至把照相机藏起来拍。”侯波说。

“文革”期间，侯波被江青点名称为“坏分子”，并被造反派认定为混在内的“假员”，后被下放到山西中条山区劳动改造。“他（徐肖冰）那时稍微自由一点，不用再挨批斗。” 徐肖冰给她寄过几次粮票，天气冷了，还给她寄去棉鞋，并在鞋里塞了几块糖果。那时候，糖果还是稀罕的东西，造反派不仅把糖果没收，还训了侯波一顿。侯波虽没吃上糖，但徐肖冰的情意，她分明感受到了。“他给我寄糖果的意思就是要我好好地生活，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个年代不兴说什么爱不爱的，可这不是爱情又是什么呢？”

1991年3月在杭州为彭真拍摄的一组照片，是侯波最后拍摄的新闻图片。徐肖冰回忆说：“当时她已经67岁，离休了，是彭真同志打来电话请她一块去杭州，赶去拍照的。”

一张照片上，彭真坐在窗前捧读鲁迅先生的作品，整幅画面凸显了老一辈革命家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另一张照片上，彭真推着夫人坐的轮椅缓缓而行，前方是一大片树林，一条整洁的小道，令人感受到革命伉俪情深意笃的生活画面。

“做了这么多年的摄影工作，我悟到了一个道理。”侯波说，“我在为伟人寻找背景拍摄的时候，伟人们已经做了我的‘背景’；在他们的背景之下，我才能记录下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中国有许多优秀的摄影师，由于历史的偏爱，我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幸运者。”

退休之后，两位老人将一生创作的珍贵电影作品、摄影作品以及收藏品2700多件，捐献给了徐肖冰的家乡——桐乡。社会各界还为他们多次举办摄影展。2009年10月，徐肖冰去世。5年后，徐肖冰·侯波纪念馆在桐乡开馆。如今，这对伉俪都走完了人生路，把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故事永远留在了人间。

环球人物新媒体原创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