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得便宜卖乖：焦点访谈：得了便宜还卖乖 美国为何总说自己吃亏

视频-美国为何总说自己吃亏？原来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原标题：焦点访谈丨美国为何总说自己吃亏？原来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中美建交40年来，两国货物贸易额从1979年的25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6335亿美元，双边经贸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但是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罔顾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宣扬美国对华贸易“吃亏”论，还以贸易逆差问题为借口，挑起经贸摩擦。和中国做生意美国真的吃亏了吗？今天，商务部发布了《关于美国在中美经贸合作中获益情况的研究报告》，用大量详实的数据，揭开了美国在华商业利益的真相。

先来看看中美双方的贸易统计。2018年，按照美方的统计，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为4192亿美元。但根据中方的数据，贸易逆差为3233亿美元。双方的统计，相差了近1000亿美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叶辅靖说：“第一个方面就是到岸价和离岸价的问题，我们对美国的出口，在统计的时候是按照离岸价算的，而美国是按照到岸价算的。到岸价和离岸价之间有一个差距，中间要加上运输费用，加上保费，这样到岸价一定是会高于离岸价；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转口贸易，通过自由港其他形式转口到美国的，比如通过新加坡，比如通过阿姆斯特丹，对中国的统计来说，我们目的地就是新加坡或者是阿姆斯特丹，但是美国是按照原产地来算的，在中国生产的，来源于中国，那就不管通过什么中间途径都算在中国头上。”

除了双方统计方法不一致之外，加工贸易，也就是中间品贸易统计没有分离出去，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在中国输美产品中，加工贸易产品的比重超过了50%，这些产品的零部件和技术都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供应链，中国从中只赚取了少量加工费，但是美方在统计的时候，却按照最终产品价值全部计算到了中国的出口额上。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李钢说：“比如像苹果手机在美国售价几百美元，在中国增值的部分只有10美元左右，也就是我们的劳动力成本的体现，如果说几百美元的售价和在中国的增值部分只有10美元，那么中国的获利是多少？美方把手机零部件中间品进口到中国的部分也算到了逆差里面，这个显然是不合理的。”

因此，商务部的报告指出，美方统计的货物贸易逆差数据长期被高估，难以反映真实状况。根据中美两国商务部开展的联合研究，美对华货物贸易数据2015年被高估21%，按这一比例推算，2018年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被高估880亿美元。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李钢说：“双方在中美商贸联委会存在期间，每年都对双方的货物贸易领域统计，都有专门的分析，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美国实际上有点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感觉，就是把罪名加上，然后找各种理由去片面夸大美国因为存在逆差，所以美国吃亏了，得出这样的一种所谓的逻辑，这一点我觉得是不能够成立的。”

美国揣着明白装糊涂，总把货物贸易逆差挂在嘴边，宣称自己吃亏，但是对于服务贸易上获得的巨大顺差它却只字不提。实际上美国在旅行、运输、知识产权、保险等领域，都拥有大额的对华贸易顺差，而且增长迅速。按照美方统计的数据估算，2018年美对华服务贸易顺差总额为873亿美元。如果把这部分顺差算上，2018年美对华总体贸易逆差额约为1536亿美元，仅为美方公布数据的37%。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吴白乙说：“这个它是不会提的，美国占了很大便宜，这个部分冲抵了贸易赤字，但是它有意把服务贸易这一类从大的贸易统计里面剥离出去，只讲货物贸易这一部分，显然是有失偏颇的统计方法，当然是有意的。”

那么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到底是怎么来的？专家指出，这是受两国产业竞争力、经济结构、国际分工、贸易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叶辅靖说：“各自比较优势不同，我们比较优势主要在劳动密集型，而美国的主要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这是比较优势结果，是国际分工造成的，并不是我们刻意要追求的结果，这是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吴白乙说：“美国恰恰是利用这样一个剪刀差，利用它的比较优势获得了制成品或者是中间品，从中实际上节省了美国国内的劳动力，包括资源环境的代价，它都已经很好规避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能说美国是吃亏的。但是从纯数量来说，因为美国逐渐变成一个进口依赖国家，当然在享受了廉价的进口物品的同时，美国要不断地去买，买的多了，就会出现贸易逆差。”

导致贸易逆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不卖。美国对华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造成美国企业丧失了很多贸易机会。数据显示，中国进口的高技术产品中，自美进口占比从2001年的16.7%下降到2018年的8.2%。据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分析，如果美将对华出口管制程度调整到对法国的水平，美对华贸易逆差可缩减三分之一。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叶辅靖说：“十大类，有3100多种产品美国是限制出口的，如果能够把这一块放开的话，可以大大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但是为了保持它的技术优势，为了固化技术上的差距，美国不愿意放弃这一块。”

此外，从货币角度来看，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产生是利用别国剩余储蓄，来维持其超出自身生产能力的消费水平的必然结果。 

其实，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在绝大多数年份都是贸易逆差国。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贸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说：“美国对其它一百多个国家都有逆差，这种逆差其实并不是中国给美国造成的，而是因为美国自己的宏观经济结构造成的。这种宏观经济结构不是其他国家给美国施加的影响，而是美国自身的问题。比如说它的储蓄率过低，比如说它的财政赤字过大，当然包括美元的汇率过高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是别人给美国造成的。” 

由此可见，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并非因中国而生，也不会因中国而终。中美双边贸易中，虽然顺差在中国，但利益在双方。美国不但没有吃亏，反而从中获利丰厚。中国是美国货物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2009年到2018年10年间，累计增长73.2%，大幅高于美国对世界其它地区的平均增幅。2019年5月，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19年各州对华出口报告》显示，2009年到2018年10年间，美国对华出口支撑了超过11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吴白乙说：“实际的红利美国人是拿到的，包括美国普通劳动者。美国的物价很便宜，为什么便宜呢？它是把全球最有比较优势的廉价物品进口到美国去。这些进口商不是政府，美国的消费者从低廉的物价中实际上是平衡了他们的家庭预算，维持了社会稳定，减少中低阶层的实际支出，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美对华的销售收入是美国企业在中国获得的市场机会，它包含两部分利益，一是境外的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获得的销售收入，主要通过对华货物和服务出口来实现；另一个是在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实现的销售收入。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企业对华货物和服务出口额2410亿美元，在华美资企业实际销售收入约7000亿美元，两者合计，2017年，美对华销售收入总额约9400亿美元。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李钢说：“2017年美国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销售收入超过了7000亿美元，纯利润超过500亿美元，纯利润是什么概念？贸易的顺差也好，逆差也好，那不是利润，利润实际上是很小的一部分。其实从事贸易领域的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实际上是几个百分点，更大的部分还是掌控在这些跨国公司的手里面。因为全球贸易当中，三分之二以上的贸易是跨国公司来掌控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态势，就是贸易领域的顺差表象是在中国，但实际获利是在美方。”

此外，中美经贸合作中美国还从中国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它包括中国对美各类投资，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以及美国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获利。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美国自华获得的资金流入总额达1.37万亿美元。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叶辅靖说：“中国通过对美国的出口，辛辛苦苦赚的外汇，中国又反过来投资在美国上，对保持美国的金融稳定，对维持那么高的赤字率，对美国金融经济稳定，对美国经济持续发展都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中美是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双方开展经贸合作，既是双方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也是国际产业分工、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选择。过去40年中美经贸合作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两国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互惠互利，加强合作的结果，双方也都从合作中获得巨大、平衡的利益。如果只是一方受益，另一方“吃亏”，双方的合作不可能持续几十年走到今天。现在美方借所谓的贸易逆差挑起事端，恐怕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最新得便宜卖乖：焦点访谈：得了便宜还卖乖 美国为何总说自己吃亏可以看看这篇名叫华为 任正非：任正非：不需要美国 华为已经能自己解决供应问题的文章，可能你会获得更多得便宜卖乖：焦点访谈：得了便宜还卖乖 美国为何总说自己吃亏

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华为 任正非：任正非：不需要美国 华为已经能自己解决供应问题

原标题：任正非：不需要美国，华为已经能自己解决供应问题

日前，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了一篇任正非与德国媒体的圆桌纪要。在这场圆桌上，任正非与德国媒体谈到了华为目前的处境、5G布局，以及孟晚舟近况等。

谈到美国实体清单的影响，任正非表示，华为已经不需要美国就能自己解决供应问题。“美国继续保留实体清单，我们也能生存得很好”。

任正非对记者说，不知道你们在参观我们的展厅时是否有拍照？美联社参观展厅时，我们允许他们对每块电路板都拍照，上面已经没有美国的芯片和零部件了。美国实体清单伤害的是美国公司，而不是我们，美国政府爱撤销就撤销，不爱撤销就不撤销，只需要考虑美国公司的利益，不需要帮我们考虑。

有记者提问，华为打算如何克服当前面临的采购困难，特别是Google、安卓这方面的困难？

任正非说，“我肯定地回答你，在没有美国供应的情况下，我们也能继续高速发展”。但是，我们永远愿意与美国公司合作，永远拥抱全球化，我们不会走封闭的自主创新、自力更生的道路。

最新华为 任正非：任正非：不需要美国 华为已经能自己解决供应问题可以看看这篇名叫王安顺简历：王安顺职务有变：改任正部长级副主任组成员的文章，可能你会获得更多华为 任正非：任正非：不需要美国 华为已经能自己解决供应问题

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王安顺简历：王安顺职务有变：改任正部长级副主任组成员

原标题：王安顺职务有变：从国研中心组书记到正部长级副主任、组成员

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心领导”一栏更新。

“政事儿”（微信ID：xjbzse）注意到，原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书记王安顺的职务已发生了变化：

国家行政学院委原副书记、常务副院长马建堂已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书记、副主任；王安顺现已出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组成员（正部长级）。

目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包括：主任、组副书记李伟，组书记、副主任马建堂，副主任、组成员王安顺、张军扩、张来明、隆国强、王一鸣，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

王安顺出生于1957年12月，1975年7月参加工作后，曾长期在原地矿部工作。1998年7月他调任原国土资源部人事教育司司长，1年后调任甘肃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01年9月，王安顺转调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后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等职。

2007年3月，王安顺由上海调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后任政法委书记、北京市政协大大等职。2012年7月，王安顺任北京代市长，后任市长。

2016年10月，王安顺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书记，至此次职务再次调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直属中国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主要职能是研究中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长期性以及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对重大政策的独立评估和客观解读，为中心、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

“政事儿”（微信ID：xjbzse）注意到，王安顺在担任组书记期间，曾带队赴河北省、云南省昆明市、东北三省等地调研经济形势及产业转型升级等进展情况。

去年5月王安顺在河北省大名县

去年9月，他还应越南共产中心经济部和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邀请，率团访问越南和印尼。

十九大后，王安顺曾参加多场十九大精神专题学习会。

去年11月6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行“学习贯彻的十九大精神”第一场专题宣讲会。

王安顺要求发展研究中心各基层组织和全体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决贯彻落实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的部署要求，充分认识学习宣传贯彻的十九大精神的重大意义，全面准确地学习领会的十九大精神，联系以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心治国理政实践，联系和国家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增强学习宣传贯彻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迅速掀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

他强调，学习贯彻的十九大精神，关键在落实。要以更强的政治担当，以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彻的十九大精神，把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到中心建设国际一流高端智库的实际中，体现到做好今年各项工作和安排好明年的工作中，不断增强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不断提高为中央决策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王安顺简历

王安顺，男，汉族，1957年12月生，河南辉县人，1984年3月入，1975年7月参加工作，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经济师。

1975.07-1977.12　河南省黄河河务局辉县石料厂工人

1977.12-1980.08　地矿部河南石油普查勘探指挥部第四物探大队钻工、指挥部“七。二一”大学学员

1980.08-1982.09　地矿部河南石油普查勘探指挥部第四物探大队团委干事

1982.09-1984.08　武汉地质学院地质系地质管理专业学习

1984.08-1985.12　地矿部华北石油地质局第四物探大队团委书记、四四一队队长

1985.12-1986.12　地矿部塔里木油气联合勘探指挥部办公室秘书

1986.12-1990.08　地矿部华北石油地质局第四物探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

1990.08-1992.11　地矿部吉林石油普查勘探指挥所主任、委书记

1992.11-1993.02　地矿部华北石油地质局副局长、委委员兼吉林石油普查勘探指挥所主任、委书记

1993.02-1995.04　地矿部华北石油地质局副局长、委委员兼吉林石油普查勘探指挥所主任、委书记和吉林松辽天然气勘探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委书记

1995.04-1996.04　地矿部石油海洋地质局副局长兼东北石油地质局局长、委书记和吉林松辽天然气勘探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委书记

1996.04-1996.12　地矿部人事司副司长

1996.12-1998.07　地矿部人事司司长（其间：1997.09—1998.06在中央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1993.09—1997.07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8.07-1999.06　国土资源部人事教育司司长

1999.06-2001.09　甘肃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其间：1997.09—2000.07在中央校研究生院在职研究生班法学专业学习）

2001.09-2003.03　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03.03-2003.04　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委书记

2003.04-2003.06　上海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委书记

2003.06-2004.04　上海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市委校校长、校务委员会主任，市国有资产督管理委员会委书记，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

2004.04-2007.03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委校校长、校务委员会主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

2007.03-2007.04　北京市委副书记

2007.04-2008.09　北京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奥运安保协调小组第一副组长，北京市委校（北京行政学院）校（院）长（2007.05任）

2008.09-2009.11　北京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北京市委校（北京行政学院）校（院）长（其间：2008.02-2008.12兼任教育工委书记）

2009.11-2011.01　北京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教育工委书记，北京市委校（北京行政学院）校（院）长

2011.01-2011.02　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政协大大，政法委书记、教育工委书记，北京市委校（北京行政学院）校（院）长

2011.02-2012.07　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政协大大，政法委书记，北京市委校（北京行政学院）校（院）长

2012.07-2013.01　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政府组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北京市政协大大

2013.01-2016.10　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政府组书记、市长，北京2022年冬奥会申办委员会执行大大（2014.01任），北京2022年冬奥会组委会执行大大（2015.12任）

2016.10-2018.0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书记

2018.0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组成员（正部长级）

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八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