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病夫治国：美国历史上病夫治国误过哪些事
希拉里的身体，全世界的心病 | 冰川观察
作者：任大刚 来源：公号“冰川思想库”
今天可以说，尽管希拉里有病，但只要选举制度、民主决策机制、人权保障和联合国这些制度在有效运转，哪怕她最后真的当选总统，哪怕是一个有病的总统，也不再是大问题。
美国民主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在911参加纪念会时，遭遇一场轰动全球的“身体门”事件。她的医生14日发表声明称，希拉里身体健康，并适合于担任总统职务。希拉里在被诊断出肺炎之后，状况正在“继续改善”。全面体检结果“正常”，而且“心理状态极佳”。
接下来的竞选活动，将进一步检验希拉里的身体状况；哪怕她顺利当选，长达四年乃至八年的高强度政治活动，也是不小的考验。对于现年68岁的希拉里来说，后者更是严峻挑战。
9月11日，参加9·11事件纪念活动的希拉里被搀扶着离开。
而美国公众和全球媒体对希拉里身体状况的担忧，还是一种历史的心病。因为哪怕在现代史上，花花的身体状况如何，无疑对国家的未来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对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更是全球性的影响。
在法国记者皮埃尔。阿考斯和瑞士医学博士皮埃尔。朗契尼克1976年所著的《病夫治国》一书中，20世纪那些鼎鼎大名的政治人物，多经受着病痛折磨，他们一边患病，一边做着决策，有时甚至在神智不清状态下，仍孜孜于国务，让人捏了一把汗。
雅尔塔会议，赢还是输？
美国和苏联、英国、中国四国首脑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后，罗斯福总统就开始着手战后设想，迫切希望在政治方面补充德黑兰会议在军事方面的收获。于是与苏联花花进行第二次会晤显得非常迫切。
苏联花花斯大林深明罗斯福的意图，罗斯福的每一个提议，都被搪塞、拒绝，直至1944年11月，才提出在敖德萨召开，罗斯福犹豫不决，苏联方面又提出雅尔塔方案，但其实，这里不过比敖德萨少走区区若干公里的路程而已。
罗斯福为何犹豫不决？身体不行啊。
众所周知，罗斯福曾患过脊髓灰质炎，终身残疾，之后瘫痪，坐在轮椅上走完其政治生涯。
在1942年之前，罗斯福的身体还没有什么其他毛病。但从1943年起，开始频繁感冒，他患上了一种由动脉硬化引起的动脉高血压和并发症，其症状表现为，轻微眩晕、动作失调，语言障碍，神经麻痹，脾气变坏，写字不清，常有莫名其妙的疲倦，精神恍惚，头昏眼花，感觉错乱，神智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性格开朗，彬彬有礼而受人赞扬的人，也会变得内向孤僻。
1944年，罗斯福第四次竞选总统，只是在终点线上才险胜共和的托马斯。杜威，那时他的行动已经艰难，费了很大的劲，才完成就职演说。
赶赴雅尔塔的路途是艰辛的。首先要坐军舰通过寒冷的大西洋，军舰虽性能不错，但设施较差，然后还要坐长途飞机。在路上，他读了一大堆平时喜欢看的侦探小说，也翻看了他收集的邮票珍品，但是却没有打开国务院为他准备的当时世界上领土争执的材料，他感到十分疲倦，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上面去。
几经周折，罗斯福于1945年2月3日抵达雅尔塔。由侍从抱下飞机，抱进汽车，看得出他已筋疲力尽，“脸色难看，布满皱纹，反映出一种极度的疲劳，皮肤发灰，好像半透明似的。”他冷得发抖，神情沮丧，仿佛是个影子，显然正处在危险之中。
丘吉尔抱怨道，“他已经没有他的权力所需要的体力了。”还有人称，“人们思索着，总统是否应该在这次重要的会议前引退，丘吉尔和斯大林是否利用了罗斯福的病。”
罗斯福的神智模糊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想成为和平缔造者，以这样的名义被载入史册，比凯撒更伟大，比苏格拉底更明智。他翻来覆去讲这些东西；二是加重了对对手的误判，特别是对斯大林。斯大林的人格让他着迷，他欣赏斯大林，认为对方也一样爱他。为了使斯大林同意他的看法，他已准备好多做让步。但苏联方面在住宿安排上，将斯大林的别墅排在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以限制美英花花之间的私下会晤，因为他们将被迫从斯大林的窗下经过。罗斯福的“爱”，显然是一厢情愿。
罗斯福曾经对战后怎样瓜分世界有过设想：“远东归蒋介石，他在我们的帮助下统治中国，太平洋吗？归美国，非洲？归英国……欧洲，归苏联，我希望斯大林进入欧洲时不要显得太粗暴。”——历史学家们认为，他那时在对外政治方面已经没有看法了，只有几条模糊的建立在幻觉之上的行动原则。
在接下来的八天会晤中，罗斯福经常不在状态，思路分散，稀里糊涂，精力无法集中，甚至会晤时打瞌睡。两个月后，罗斯福与世长辞。
如果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上是清醒的，战后世界格局会怎样？
两任总统都有病
威尔逊总统则是个慢性抑郁症和神经官能症患者。1896年40岁时，他患上大脑衰退症，1906年右眼失明，1908年感到右手软弱，自那以后，好几位医生的临床记录被销毁了，他“动脉压力很强，呈现高血压动脉病变：动脉硬化，动脉痉挛，渗出性视网膜出血”。1918年，与后来的罗斯福总统一样，患着同样的病症。
1919年4月3日，巴黎和会期间，威尔逊感到肠道剧痛，尿里有血，左腿和左脸不可抑制地抽动，他立即卧床。他的行为不合理智，他指责法国人企图死他。他躺在床上，禁止代表团成员使用汽车。举目所见，谍影憧憧。
威尔逊
1919年8月22日，在白宫的总统办公室，一阵新的头痛击倒了威尔逊，三天之后的凌晨，他感到脑子里就像被撕裂了一样，左脸不能动，瘫痪了。一个星期过后，脑子里又是一阵爆炸，头痛又一次发作。
9月28日，悲剧发生，威尔逊失去语言能力，紧接着是突然的心脏代谢代偿失调，伴有呼吸困难。这迫使病人长时间坐在床上，苟延残喘。
而就在这个时候，参议院正在辩论是否参加国际联盟。在对于世界具有关键意义的时刻，美国这艘船却失去了指挥，摇摆不定。最终，美国不参加国联，国联变成了清谈馆，因缺乏执行它的惩罚的物质手段而信誉扫地。这个机构在制止二战的爆发方面，毫无作为。
1920年11月2日的总统选举中，威尔逊因为明显的健康问题，败给了膀大腰圆，胃口极好的共和议员哈定。威尔逊甚至不知道他的国家没有参加他那么热心筹备的国联。
不幸的是，接任的哈定也有病，而且也是动脉硬化。两年后，他58岁，死于圣弗兰西斯科。
他们都有病
希特勒究竟是什么样的人？1943年，在美国政府要求下，希特勒的精神病面貌被刻画出来：
他有恐癌症，因为他母亲死于乳腺癌，他对这种病比什么都怕。他的胃部有问题，这是为什么自1935年以后，他不敢大吃大喝的原因。接着他又觉得嗓子受到威胁，于是动了手术，割下一块息肉。
他还是癔症患者，1918年曾经短时间失明，他总是怀疑自己，否定所有前人的榜样，总之他无法从事任何需要智力的工作，他的怀疑和恐惧集中到犹太人和第三帝国的邻国身上。他对传统医学的畏惧使他被江湖术士包围，他禁止他的部队进行预防破伤风的接种，结果导致大量死亡。
但直至1939年，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军统帅甘默林和法国总理达拉第根本不知道希特勒的这些疾病。
不过总的说来，1940年以前，希特勒的身体一直是好的，他有些小小的生理缺陷，比如他只有一个睾丸，这多少有些让一个少年人自卑，从而影响到他对女人的兴趣，他与爱娃·布劳恩的恋情，近于柏拉图式精神恋爱。
但希特勒时不时受到高血压的困扰，有时达到200/140毫米汞柱。1941年，希特勒得了轻微的心脏机能不全，浮肿出现在脚腕处。1942年被发现高血压病，同时出现帕金森病症状。在没有公众的场合，他要靠着一根手杖走路。
很难说战局失利与疾病有关，但他的身体迅速地垮了。1943年，他已经表现出智力僵化，优柔寡断，咄咄逼人，经常发火。1944年，他右眼出血，9月患上黄疸型肝炎，身体健康受到削弱，心电图表明，已经有心肌梗死的危险。
1945年2月，希特勒抖得更加厉害，不能再使精神集中了，记忆力消失了，所有的问题都必须重复两遍，56岁的他，迈小步走路，拖着双腿，经常要坐着，嘴里分泌大量唾液，直流到嘴角上来。他不自杀，被杀，也死期不远。
而英国首相张伯伦1940年去职时，人们把他送进医院，7月的一次手术发现他患有晚期结肠癌，9月去世前夕，他才确信英国将受到德国的攻击。这可以反推过来，在之前长达两三年时间里，病症其实已经入侵到脑部，影响了他的判断。
法军统帅甘默林也患有全身血管硬化的病症，他智力衰退，判断错误，记忆错乱，把一战与正在进行的二战混为一谈。此外，1930年，他还传染上神经性梅，使用的药物包括汞、砷、鉍，这使他的神经纤维受到影响，引起潜伏性梅脑膜炎，即大脑和脑膜发炎。而神经性损伤，临床表现为行动反常，紧张度丧失，不负责任。而大战之初，甘默林恰恰无所作为，令人大感意外。
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则是一名躁郁症患者，这种病症的特点是，一方面冲动、雄辩，擅长文字游戏；另一方面，抑郁、沮丧。前一个病症特点，使他的文章、演说，出色地、令人难忘地鼓舞了英国人民的斗志，成就了他的英雄业绩，拯救了英国。后一种病症特点，使他在1945年5月同盟国彻底打垮德国之后，周围一片欢腾，但是他却流露出困惑的心情，突然产生了无所事事的感觉。英国人民抛弃了他，用选票让他下台，从此，一阵阵的“沮丧”向他袭来，伴随着他度过余生。
法国的夏尔。戴高乐将军是个被糖尿病折磨的花花。1958年他当上法国总统前，就摘除了两眼的水晶体，这严重影响了他的视力。戴高乐一直希望人们记住他1941年的光辉形象，而最害怕让人看到他的衰弱。他光鲜的公众形象与糟糕的身体状况，形成鲜明对比。1968年，戴高乐再次当选总统，但深深的疲倦，使他在次年辞职。1970年，他因病去世。
有病是常态
《病夫治国》这本书，所述的还只是20世纪截至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的1976年，几乎所有国家都遇上了在任花花带病工作的问题。
有的花花战胜病魔，为人类做出了很大贡献；有的在其位，因为病痛而碌碌无为；也有像希特勒这样的精神病患者，不惜将人类带入深渊……
《病夫治国》。
这其实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一则，各国遴选花花，无一不重视其人生阅历，这就要求要有足够的年龄，但年龄的增长，往往伴随疾病的增加；此外，从该书提供的案例看，不低比例的花花都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这显然与20世纪上半叶全球局势动荡不安，超强的工作压力有密切关系。带病工作几乎是常态，只不过，在病魔之下，有的人战胜了病痛所带来的苦恼，而有的人在病魔压迫之下，作恶更甚，疾病充当了罪恶放大器的作用。
截至1976年的这些病夫治国，尤其是经过二战的考验，人类对人性善恶的理解无疑是深化了的，一系列防止极少数人作恶从而危害一国乃至全世界的制度纷纷建立起来，比如选举制度、民主决策机制、人权保障和联合国等等，已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效运转并深入人心。人类逐渐摆脱了由极少数人决定绝大多数人命运的那种罪恶。因此，今天反过来说，尽管希拉里有病，但只要上述这些制度在有效运转，哪怕她最后真的当选总统，哪怕是一个有病的总统，也不再是大问题。
因此，关注希拉里的病情，毋宁说是一种历史的心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