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的百姓故事②｜男子穿女装20年扮病逝妹妹，哄母亲开心
【编者按】
平凡的人们给我们最多的感动。在平凡而艰辛的生活中，他们负重前行，却满怀温暖。澎湃新闻今起刊登系列百姓故事，用最平凡而温情的角度，讲述老百姓的故事。
1月16日，广西桂林市七星区城中村内，月租金350元的房间内传出音准欠佳的笛声和轻声哼唱的民间小调声。伴着音响，一人坐床吹笛，一人躺床轻哼，窗外下着连绵的小雨。
这是一对母子的日常，在平淡、艰辛之中寻得的别样浪漫。
母亲尹佩君，88岁，左脚骨裂，已躺床近8年，得了老年痴呆，事过一会便忘，但耳清目明，爱看桂剧，能唱民间小调；儿子朱孟勋，59岁，长年在外打工，现专职照顾母亲，自学笛子和二胡，近年靠街头卖艺谋生。
在母亲面前，朱孟勋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得一人分饰两角，穿起女装扮演早已病逝的妹妹，只为哄年迈的母亲开心。
去年7月，一段“穿女装扮病逝妹妹哄母亲开心”的视频在网络热传，尹佩君、朱孟勋母子的故事被外界所知。截至今年1月，朱孟勋已收到3万元爱心捐款，暂时解决了无法上街吹笛的经济压力。
对于长期穿女装，朱孟勋毫不避讳，称1987年妹妹因白血病病逝，母亲精神有问题，总是找妹妹，没有办法，他就穿妹妹的衣服试试。
“当时穿好妹妹衣服，到妈妈身边，喊一声“妈妈，女儿回来了”，妈妈就真以为妹妹回来了。”朱孟勋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他已穿女装20年，早已不在意外界的目光。
穿女装的男人
在城中村小卖部老板何燕（化名）眼里，时而来买烟、水、面包、凉茶等的朱孟勋是一个“怪人”，“不知道是男是女，一直穿女装，一看又有喉结”。
何燕在此开店多年，不知道朱孟勋的名字，两人几乎零交流，只知道朱孟勋和母亲一直住在这里，偶尔上街吹笛子。
朱孟勋租的房子离何燕的店约30米，这是一栋城中村内的自建房，位于广西桂林市七星区，临近七星公园。朱孟勋和母亲租下一楼，一间房住，一间房堆满杂物，每月房租350元。
房间脏乱，唯一的女主人躺在床上，她是朱孟勋的母亲尹佩君，今年已经88岁。8年前，尹佩君左腿踩空骨裂，自此无法站立，大小便没法自理，照料老人重担落在了儿子朱孟勋身上。
59岁的朱孟勋是桂林平乐县人，读到初一即辍学，做过建筑小工、司机、养猪场职工、采石矿工等。长年在桂林打工，朱孟勋称已习惯在桂林生活，便把无法自理的母亲接到桂林。
据朱孟勋介绍，他的父亲在广西贺州市钟山县一石矿工作，现退休在钟山生活；哥哥去湖南和妻子一家生活，每月固定给母亲250元生活费；妻子1994年生儿子时大出血死亡，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外省打工。
在桂林，朱孟勋和母亲相依为命，经济压力不小。据朱孟勋介绍，他们每月房租加水电费需500元，生活费需1000多元，开支不小。
看到有人在路边拉小提琴，很多路人给钱，观察几晚后，朱孟勋认为这是一条可行的谋生手段，于是他自学二胡、笛子，买了音响和谱子，尝试街头卖艺。
朱孟勋仅小学时接触过笛子，他吹得并不太好，只有开了音响，才能跟上节奏。兴致好时，伴着音响声、笛声，母亲尹佩君也会唱起来，她唱的是当地民间小调，最喜欢对着曲词唱《孟姜女》。
“多时一两百元，少时几块钱，一周出去二三次。”朱孟勋说，母亲坐轮椅太久会身体不适，他们每次出去不能超过三小时。
去年，桂林市大力推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行动，朱孟勋不再上街吹笛。留守狭窄的出租房内，朱孟勋会打开音响，吹起笛，拉起二胡，躺在床上的尹佩君借着灯光，看手中的民间小调曲词，跟着音乐节奏哼唱起来。
不过，朱孟勋最受邻居关注的是，不是他的笛声、二胡声，而是他的女装。
1月15日，见到朱孟勋时，他穿着显腰的黑色羽绒服和女式大口裤子，稀疏的长头泛白微卷，像刚烫过。在堆满杂物的房间内，挂着的衣服全是女装，一部分是母亲的，剩下的都是朱孟勋的。
朱孟勋说，自母亲2010年摔断腿后，他正式改穿女装生活，不再买男士的服装；头发也没再理过，也没烫过，卷都是自然形成的。
附近多位住户表示，朱孟勋沉默少言，很少和外人交流，都是直到去年看到网络上的视频，才得知他穿女装的原因。
一人分饰两角色
尹佩君虽卧床多年，但精神状况不错，牙齿只剩下一颗，一天能吃几斤橘子，但都是吸吸橘子的汁水，不吞不咽。躺在床上，尹佩君困了就眯眯，醒了看看桂剧，她的视力、听力都很好，不戴老花镜能清看民间小调的曲词。
由于记忆力差，几个小时前的事都无法记起，尹佩君只能和外人做简单交流，她无法记得去世20年的女儿，用手指朱孟勋，笑着说，“我只知道这一个女儿”。
朱孟勋说，1987年，不满20岁的未婚妹妹得了白血病，后在桂林一家医院去世，母亲和妹妹感情很深，在医院陪妹妹走完了生命最后时光。妹妹病逝后，母亲精神出现异常，经常喊着找妹妹。
一位老中医建议说，去找一个像妹妹的人，陪陪老人。朱孟勋找不到这样的对象，无奈之下自己穿上妹妹留下的衣服，简单化下妆，来到母亲面前。
“喊一声‘妈妈，女儿回来了’，妈妈就真以为妹妹回来了。”从此，为了哄母亲开心，朱孟勋经常穿女装扮演妹妹。
对于这段经历，朱孟勋的哥哥朱孟海（化名）回忆说，妹妹过世后，母亲哭得很厉害，弟弟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只得穿女装扮妹妹哄老人。
据朱孟勋介绍，20多年前，他第一次穿女装扮妹妹，直到2010年才正式只装女装，这也有经济上的考虑，“买女装衣服就够了，不用再买男装衣服”。
现在，除了健忘，尹佩君精神状况好多了，很少把朱孟勋误认为女儿，但朱孟勋仍然在“一人分饰两角”，既当儿子也当女儿。
母子俩同睡一张床，尹佩君像个老小孩，晚上睡觉时枕着朱孟勋的手臂才能入睡。尹佩君没法自理，洗澡时怕她滑倒，朱孟勋需提前用绳子绑住她的腰，一个澡要洗1个小时。
朱孟勋感冒了去打针，跟尹佩君交待说，床前已放好用于大小便的盆。3个时后，朱孟勋回家发现，床上都是屎和尿，尹佩君哭着喊“儿子你还不回家，我想你了”，原来尹佩君忘记了床前有盆。
“有时我出去买菜久了，她都会在家哭的。”朱孟勋说。
想穿回男装
朱孟勋说，他习惯了穿女装，不会在意外界的目光，但也有尴尬的时候，如一次在外上厕所，他打算进男厕，一位男士提醒“这是男厕所”，他回答说，“我也是男的”。
为了避免麻烦和尴尬，朱孟勋尽量少在外上厕所。
尹佩君年纪大了，健忘，不怎么找女儿了，朱孟勋也考虑过换回男装，“后面有这个打算，如果母亲没有不好的反应，就只穿男装”。
去年7月，随着“穿女装扮病逝妹妹哄母亲开心”的视频在网络热传，朱孟勋和母亲尹佩君的故事受到外界关注。
朱孟勋说，他并不想被过度关注，不想生活被打扰，最初的视频属于偷拍。拍客刘明（化名）证实，最初的视频是他同事在街头拍的，当时朱孟勋并不配合，颇费周折后他们才再次找到朱孟勋，完成了后续跟踪拍摄。
朱孟勋不会上网，只会用微信。两位爱心网友分别通过微信给他转账100元，由于他的微信钱包没有绑定银行卡，无法收款，钱只能原路退回。
朱孟勋意识到只有存折还不够，得去办一张银行卡，但办银行卡要身份证，他的身份证被偷了。
去年7月，朱孟勋和母亲在家里睡觉，他听到有声响，打开灯发现没人，第二天才发现箱子被偷了，七八百现金、身份证、户口本等都偷了。今年1月，朱孟勋和母亲回家办身份证，来回4天，回来发现又进了贼，丢了一袋米和一个电瓶。
截至今年1月，朱孟勋共收到3万元爱心捐款，这暂时缓解了他无法外出吹笛卖艺的经济压力。
朱孟勋说，家里的衣服、鞋子、碎肉机、三轮车等都是爱心人士捐的，很久之前就有爱心人士找上门。
2016年8月，朱孟勋和母亲在街上吹笛子，一个路过的年轻小姑娘好奇，和他们攀谈起来，并得知尹佩君不能坐太久轮椅。十多天后，年轻小姑娘再次找来，主动说要送他们一辆车，并让朱孟勋自己选，最后朱孟勋选了一辆三轮车。
三轮车放在家门口，车内放着被子，车尾贴着七个字：“送给伤残老奶奶”。
朱孟勋判断，送三轮车的年轻小姑娘应该是在本地读书的大学生，是几个人一起凑钱捐的。有了三轮车，朱孟勋带尹佩君外出，尹佩君就可躺在三轮车上休息，不用像过去坐轮椅那样辛苦。
“母亲离不开的人，自己也年纪大了，很难找到工作。”如果后面不能出去吹笛卖艺，朱孟勋想不到还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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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山丘上的眼睛 | 青客故事
田秀芳家尚未完工的房子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下面的一个小乡村，七十八岁的田秀芳在农村常见的小土丘上有两所房子，但陪着她的只有一台老式收音机和一张破旧的台球桌。
田秀芳自己住在靠西边那所低矮的平房里，紧挨着的二层楼房为小儿子准备，拖到新近才落成一个楼房模样。结清工钱之后，她再拿不出一分钱把这房子装修得像样点，窗户没钱买，就连房子大门也是用电线和尼龙线绑上的。
远远望去，二楼预留出的窗户位置始终空空如也，像是一双肿胀的眼睛在守望着什么。
田秀芳儿子钟爱的台球案子
小镇青年
儿子张宝德的消失，其实早就有征兆了，镇上供销社的那个摊位，根本拴不住他的心。
16岁那年，张宝德就辍学了，再加上早年父亲得了肝癌去世，母亲田秀芳对他百依百顺。张宝德喜欢鼓捣小家电，田秀芳就在镇上的供销社盘下一个摊位，让儿子销售、修理当时还很少见的家用电器。
开始的经营状况还算不错。第二年，张宝德就在供销社门前添置了一张台球桌，隔三差五喊镇上的小伙子们一起打上一盘，熟络后也不收钱，只当成是招揽客人的一道招牌。
如果把这个店面经营下去，不会暴富至少也能在村里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但安稳本就不是为大多数年轻人准备的。1995年初，张宝德跟母亲说，他要出去打工了。张宝德的目的地是东北，在一家服装店从搬运、卸货这些杂活做起。
谋生固然辛苦，但张宝德自小在农村长大，相比田间地头的那些农活儿，大城市五光十色的生活对他更有吸引力。
田秀芳无力兼顾农活和生意，把摊位转给了别人，但她雇人把儿子的那张台球桌运回了家旁边的土丘上。想儿子的时候，她就盯着台球桌发会儿呆，仿佛能看见儿子在打进黑八之后露出的满足笑容。
等了一年，田秀芳终于盼到了春节，然而，除夕夜里，田秀芳眼看着一桌子年夜饭结上一层油冻，再看着油冻从薄到厚，张宝德也没有回来。
这个春节，田秀芳没能过踏实，她到处托有可能联系到儿子的亲戚喊他回家。
等到大年初七，张宝德的二叔才在东北访到张宝德打工的那家服装门店，店老板娘领着他来到张宝德的住处，敲了很久的门，没人答应。二叔索性在门口的餐馆选了个朝向门外的座位，一直等到晚上九点，才看到张宝德满脸笑意地从门前经过。
二叔冲到他面前挡住去路，右手指着他开始一番教训：“你怎么一出来就不知道回去了，家里人可都在等着你过年，现在都初七了，你一个人在这吃着玩着，让家里多少人跑这么远来找你，你知不知道你妈都快急出病来了？”
张宝德面露惧色，但也透出委屈，对二叔解释道：“我真不想回去，这里春节特别热闹，回去我也没东西玩。等过几年我再回家看看我妈。”二叔没有回应张宝德，拽住他的衣袖就往楼上走：“我现在陪你上去，你赶快收拾东西，晚上我们就去火车站！”
这次回家，张宝德待了两个月，他总是一个人坐在小板凳上发呆，或者对着母亲念叨，说：“妈，你知道吗，城市里真的是太好了。家里面到了晚上八点已经一片呼噜声，但城市八点就跟白天一样，灯火通明的，有电影院、舞厅和游戏机，就连电视里放的台也比我们多很多。我以后说什么也要在城市里面生活！”
1996年，出了农历二月，眼看着村里的青壮年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张宝德忍不住找到母亲，还是要出去打工。
田秀芳觉得这是这年纪孩子该有的志向，她没多阻拦，只是叮嘱了儿子三句话：别去太远的地方，别想家，别苦了自己。
而这一次，张宝德没透露自己要去哪里，只留下一句：“我要是混不出什么样子，绝对不回这个家门。”
母子二人仅存的一张模糊合影
消失的儿子
一年，两年，三年……张宝德一直没再传回来消息，甚至没往家里寄过一封信。
无数个夜晚，老式收音机上播放着相声小品一类的幽默内容，田秀芳心里却不是滋味，一遍遍咂摸着儿子那句：“我要是混不出什么样子，绝对不回这个家门。”
从儿子离家那一天起，田秀芳的眼窝一天天越陷越深，但她自己却说：“别看我老了，我眼睛特别好，隔特别远都能认出来走过的那个人是谁。”
不止一次，山丘下的小路明明空无一人，她却疯了似地跑起来，也不管被凳子之类的东西绊到，直接冲过门前的小溪，嘴里喊着“宝德啊，宝德啊”，一直跑到路的尽头，却发现根本没有儿子的影子。
田秀芳开始漫无目的地寻找，蚌埠、滁州、南京、苏州、上海、武汉……农忙结束之后，她赶往火车站，当年纪太大了，她就拜托自己的女儿女婿替自己在外地打听。
没有人知道张宝德是否尚在人世、过得怎么样，也许他已经穷困潦倒了，也许他已经习惯了像个没有父母的孩子一样，过着体面的生活。
唯一一条关于张宝德的线索出现在2005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村干部还没走上土丘就举着一个信封，扯着嗓子喊：“有宝德的信了！”田秀芳跑上前抢来村干部手里的信，一把拆开，她不认字，又把信交给村干部，让念给她听。
信不是张宝德写的，而是一个叫晓娟的女孩儿误以为他在老家，把写给他的信直接寄到这边。信里的主要内容是些情侣之间的甜言蜜语，对田秀芳有用的信息就只有女孩的名字“晓娟”和寄信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洪武路XX酒店二层”，但更为重要的是，田秀芳能通过这封信知道，最起码，自己的儿子还活在人世。
之后每年，田秀芳都亲自或者拜托女儿女婿前往南京、芜湖、蚌埠这一带。他们也经常找到“南京市洪武路”的XX酒店。保安通常会拦住他们，他们就问保安是否认识一个叫“晓娟”的人，答案全部是否定的。
纠缠到后来，保安见到他们就直接轰他们离开，这样的态度也让田秀芳不止一次怀疑这栋大楼里住的会不会是传销人员。她告诉女儿自己的担忧：“宝德不会被骗到传销里面去了吧？”心里有同样担忧的女儿只能故作冷静，安慰她道：“可能人家看我们衣服太破才不让我们进的，再讲了，这是那个叫晓娟的女孩的地址，宝德不在这里面。”
邻村的老人对田秀芳说过一个寻亲偏方：只要母亲站在屋顶上，拿着空舀子从外往里舀，在外的孩子就能被唤回来。每隔一阵，田秀芳找得累了，就搬来梯子、爬上屋顶，拿舀子舀过，拿碗舀过，甚至拿桶都舀过。
还有人扔来“烟雾弹”，一个与田秀芳家关系一直不好的村民告诉她，自己在阜阳的火车站迎面撞见宝德，喊宝德，他装作没听见，直接跑走了。但隔几天再问这个人，他怎么也不承认这回事。田秀芳被这事困扰了很久，“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虽然处得不是太好，可这种事他不能骗我啊！”
田秀芳家的简易门锁
“我当他已经死了”
2015年8月20日，民政部和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身份查询和照料安置工作的意见》，着重强调要加强流浪乞讨人员身份查询工作，将受助者的DNA信息录入到数据库后在全国范围进行比对。
在镇派出所听完民警介绍，田秀芳的希望又重新被点燃了。民警带她走完程序之后，告诉她：“老人家，只有你一个人的基因信息可能会不准确，回去之后你再带家里其他人来一下。”
田秀芳在稻田里把这件事告诉正忙着农活儿的女儿，让她明天陪自己去趟派出所提取DNA，令她意外的是，女儿听完之后并没有很高兴，而是看着她说：“妈，你找他这些年，他要是想回来早就回来了，这么多年没回来，要不是死了，你还当他是你儿子吗！我不去，我当他已经死了，我再也不找他了。”
田秀芳强忍着眼泪，只说了一句：“你不帮我找他就是在害我早点死”。第二天，母女俩二人还是去采集了DNA信息。
田秀芳还有一次差点能借助到媒体的帮助，2017年春节前后，安徽广播电视台开展“新春走基层”活动，田秀芳被列为采访对象。
在记者到达的前一天晚上，村干部提前来到田秀芳家“预热”。田秀芳回忆道：“那晚，他们叫我在记者面前不要乱说话，要是问起我家里的情况，千万不能说我那小儿子失踪了二十多年还没找回来，就讲他在矿山上班，一个月工资有三千多。他们嘴上说这样是为了村里好，其实就是为了他们自己好。”
第二天，“送温暖”的村干部陪同记者一起来到田秀芳家。记者问一些基本情况，田秀芳也按着前一天的招呼来回答，只是自始至终不敢看记者一眼。最后，记者拉家常似地问一句：“老人家，您早饭吃了什么？”田秀芳望一眼村干部，顿了顿，又低下头，回答说：“今天早上啊，早上我煮了一锅稀饭，菜就是年前的腌的一些鱼啊肉啊，然后还顺手煎了一盘鸡蛋。”
记者很快就在村干部的陪同下前往别处，房子里像往常一样，只剩下田秀芳一个人，摆在桌子上的瓜子、糕点也丝毫未动。她突然醒过闷儿来，也许真的该借这个机会，在镜头前找找儿子。
幸运的是，在错过了第一份媒体力量之后，邻村的好心人帮助田秀芳联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一档“寻亲”节目，田秀芳寻亲的有关材料寄到该节目组，没隔一阵子，就收到回复称已经开始对张宝德的寻找。
守望
田秀芳一直想象着儿子现在的生活，如果还活着，也许已经结婚了。“我不图他养我，他要是结婚了，把媳妇、孩子带回家给我看一眼就行。要是过得不好，没闯出个什么样子，趁我还能活几年，给他做几年的饭，等以后我死了，他饿了有谁给他做饭吃？”
土丘之上，因为没铺水泥，田秀芳家门前的土地已经长出成片的杂草，已经可以没过脚踝了。张宝德曾经钟爱的那张台球桌，也被白蚁噬咬得只能勉强立着。七月的一场暴雨过后，土腥气从杂草根部开始弥漫，一阵凉风吹来，整个土丘都被这股味道淹没了。
田秀芳打扫干净流进屋内的雨水，又端着椅子走出门，坐在杂草之间继续这一天的等待。山丘上那一双肿胀的眼睛，就像是一盏灯塔，守望着离家二十多年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