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八大山人纪念馆
原标题：现场｜“哭之笑之”的八大山人，在南昌重看写意的缘起与影响
以简笔大写意影响中国画史三百多年的八大山人是中国文人画史上的一座高峰，经历了明清巨变的他，笔下“墨点无多泪点多”，既有疏旷清远的飘零之荷，厚重苍古的古劲之树，也多“白眼向天”的倔强之作，他在画作上署名时，常把“八大”和“山人”连写，取“哭之笑之”之意。
八大山人何以在中国画史上有着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八大山人的风格源头何在？他的影响到底在哪里？如何看待八大山人在当下的意义？9月23日，由故宫博物院和南昌市人民政府在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共同主办的“回望传承——八大山人纪念馆建馆60周年故宫典藏特展”对于这些问题都有着一些清晰的回答。
在当天下午的八大山人研讨会上，有学者建议，2026年是八大山人诞生400周年，作为收藏八大山人作品最多的主要文博机构，期冀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联手策划展览，进行一次“八大山人特展的全球总动员”。与会研究者认为，八大山人作品的深层次内蕴在于人格独立与心性自在，也就是真正的写意精神，然而，这样的精神无论在当下的绘画中，还是在其他方面仍然是缺失的，重新梳理与看待八大山人，在当下中国，尤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个山小像》 澎湃新闻 图
现存唯一的八大山人生前的真实画像——《个山小像》静静地悬展于南昌青云谱八大山人纪念馆展厅，瘦削，清隽，高逸，然而内在又有着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与这些展品一起展出则的八大山人纪念馆收藏的八大山人作品，以及诸多关于八大山人的研究文献。
二楼展厅，则是此次从故宫博物院借展的一批故宫馆藏的对八大山人产生影响以及受八大山人影响的中国美术史珍品共58件，如倪瓒的《竹枝图卷》、徐渭的《黄甲图轴》等。
据悉，此次大展也是为庆祝建国七十周年与八大山人纪念馆建馆六十周年，展期至2019年12月13日，这是国内第一次大规模梳理八大山人艺术来历与影响的大展。
八大山人纪念馆展出现场 澎湃新闻 图
八大山人纪念馆展出现场 人民网 图
故宫典藏：从元代倪瓒到齐白石
八大山人原名朱耷（1626年—约1705年），又号雪个、个山等，出家时释名传綮，江西南昌人，是明太祖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九世孙，明亡后削发为僧，后改信道教，曾住南昌青云谱道院。擅书画，多以简笔写意风格为主，笔墨凝炼沉毅，其笔下之鱼、鸭、鸟等，常常以白眼向天，充满倔强之态，风格雄奇隽永；山水师法倪云林，米襄阳、董其昌等，笔致简洁，有静穆之趣，得疏旷之韵。八大山人作画提倡“简”与“省”，常常满纸寥寥数笔，然而极其传神。
八大山人从小就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据记载，他8岁能诗，11岁能画山水。20岁时“遭变，弃家后避贤山中”；23岁削发为僧，释名传綮，号刃庵；31岁时“竖拂称宗师，从学者常百余人”；康熙十七年(1678)夏秋之交，病癫；康熙十九年(1680)还俗。之后，住江西南昌，以诗文书画为乐，直至去世。齐白石谈及对自己画作的影响曾有诗云：“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清代以来的郑板桥、吴昌硕、赵之谦、潘天寿等无不醉心于八大山人。正因为看到八大山人的巨大影响，60年前在建国10周年之际，南昌市人民政府在有着八大山人遗踪的青云谱道院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座中国古代画家纪念馆——八大山人书画陈列室（八大山人纪念馆前身）。
元代倪瓒作品
八大山人纪念馆馆长周晓健介绍说，这一展览筹备了近一年时间，因为恰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八大山人纪念馆建馆60周年，他去年调入八大山人纪念馆后即着手筹备，在多方听取意见后，决定从“回望”与“传承”的角度对八大山人的书画文脉进行梳理，其后向故宫博物院提出借展希望后，很快得到了支持，他说：“‘回望传承——八大山人纪念馆建馆60周年故宫典藏特展’展出的作品均为国家一、二级珍贵文物，所选取的19位画家均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代表性人物，所有作品均是第一次和江西观众见面，更难能可贵的是部分作品是第一次面向观众展出，而且大多数作品是已经载入中国美术史的精典作品。”
明代吕纪作品中的鹰对八大山人有较大启发
展览展共分三阶段举行，分别是传承展、比较展和继承展，每阶段持续一个月，每阶段展览观众都可以参与不同的展览主题，参观到不同的艺术珍品，从而体会八大山人书画艺术的继承、创新和影响，探索中国书画艺术从元朝到近代的发展沿革。展览共选取了故宫博物院典藏的元、明、清、民国时期的19位画界英贤的58件书画珍品，有影响八大的，也有八大同时代的，更有受其深远影响的。如明代林良，吕纪，禽鸟花卉，栩栩如生；徐渭，“以情入画”，勃然之气，陈淳，水墨素描，花枝扶疏。八大山人的花鸟创作，满腔热忱，技巧丰富，机锋转折，缘来如此，又如：倪瓒笔锋技巧，重峦叠峰；董其昌画论语，山高水长长；沈周、文嘉乐山乐水。八大山人依山傍水，获益匪浅，画法，书法，八面埋伏，自成一格，正是通过对先人的思考及技巧的推敲和演变，八大山人的花鸟，山水书法别具匠心。
其中第一回传承展部分包括故宫58件文物（展期：2019年9月23日－10月22日），包括元代倪瓒的《竹枝图卷》、明代林良 《芦雁轴》、明代吕纪《鹰鹊图轴》、明代陈淳《葵石轴》、明代董其昌《山水图轴》等。
明代文嘉山水画
明代陈白阳花卉局部
第二回比较部分（10月23日－11月22日）共有故宫52件文物，6件八大山人纪念馆馆藏文物。包括明代文嘉 《碧树晴波轴》、八大山人《仿文嘉山水》、石涛的《墨荷图轴》、清代黄慎 《荷鹭轴》等。
第三回继承部分（11月23日－12月13日）展出故宫52件文物，6件受八大山人影响的八大山人纪念馆馆藏文物。包括清代郑燮 《竹兰石图轴》、赵之谦《菊石雁来红轴》、吴昌硕《玉兰轴》、齐白石 《老来红》等。
“从展览的作者和作品的选取，我们力求对八大山人艺术脉络进行梳理，呈现艺术传承关系，努力理清八大山人艺术从哪里来，又走向哪里，努力体现八大山人作为大写意中国画的开创者地位，展现其艺术对中国美术界300多年的影响，以及对世界文化艺术的贡献。在推出展览的同时，我们还编辑出版《回望传承--故宫典藏特展暨八大山人纪念馆建馆60周年论文特辑》，文集收录了历年来研究八大山人的精典论文及八大山人研究文稿索引，对八大山人研究提供了许多文献依据。”八大山人纪念馆馆长周晓健说。
八大山人展览：《个山小像》《孤松图》渐次呈现
结合八大山人纪念馆建馆六十周年，“回望传承——八大山人纪念馆建馆60周年故宫典藏特展”的除了展示故宫典藏外，也重点呈现了八大山人生平史料及收藏的八大山人精品之作，以及八大山人纪念馆60年来的变迁与成就。
据介绍，八大山人纪念馆收藏的八大山人作品一部分来自南昌地区的传承，也一部分早年来自故宫的调拨，收藏的八大山人代表作均在此次展出之列，包括现存唯一的八大山人生前的真实画像——《个山小像》以及八大山人的作品《墨荷图》、《孤松图》、《柘木立鹰图》、《寿鹿图》等。
清代黄安平所绘八大山人像
据相关介绍，清代黄安平所绘的《个山小像》于1954年在奉新县奉先寺内发现，是研究八大山人生平的重要文献，上有八大山人的题跋，题跋为：“个山小像。甲寅蒲节后二天，遇老友黄安平，为余写此。时年四十有九。”
八大山人纪念馆收藏的《孤松图》用笔浑而厚，画中孤松棉里裹铁、挺拔苍劲，辅以沉着昂扬的松针，作品惜墨如金，一气呵成，画面左下角有吴昌硕题跋：“八大山人画，世多赝本，不堪入目。此帧髙古超逸，无溢笔，无剩笔，方是庐山真面。尝从迟鸿轩借读，因题其后。”
八大山人《孤松图》
《墨荷图轴》纵达178厘米，以仰视画法，纯以水墨画成，在其立意、构图、风格上突破前人画法。运用墨色干湿浓淡的变化，抑扬顿挫的笔触，表现圆润修长的荷茎，大面积荷叶，轻柔婉约的荷花，具有极强的视觉效果。
八大山人《墨荷图轴》
《幽溪载酒图》则画，两峰夹道，鲜有人踪，数间草堂，多有书香，出溪泛舟，陋船载酒。画面墨色无过多浓淡层次，却整体空灵，处处以虚带实，笔笔意气相接，用大空极大和小空极多的方式表达空间。此作为八大意境升华期作品，注重“神韵”，渐入化境。
《行书五言律诗扇页》书有其诗作：“朝来暑气清，疏雨过檐楹。径竹欹斜处，山禽一两声。闲情聊自适，幽事与谁评。几上玲珑石，春蒲细细生。”将篆书线条融于行草书，用藏锋、直笔写出粗细相对匀称的笔画，尺幅虽小，但字势磅礴，气息高古。《双鹰图轴》为八大山人晚年画鹰之代表作，山人善画鹰，虽取法于明代画家林良，然在用笔之简洁，用墨之洒脱上，无不显出其青出于蓝胜于蓝的造诣。画面上两只苍鹰相互顾盼、枯木顽石间于其中，造型洗练，笔墨圆浑，在高低俯仰之中，英武之姿，跃然纸上。
学术研讨：写意精神对当下有着现实意义
在当天下午的八大山人研讨会上，来自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山大学、江西画院等相关机构的研究者就八大山人的研究现状、展览策划、当下意义等进行了发言。
有学者建议，2026年是八大山人诞生400周年，作为收藏八大山人作品最多的主要文博机构，期翼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联手策划展览。
八大山人纪念馆馆长周晓健表示，这次展览之后，他们就着手开始筹备纪念八大山人纪念400周年大展，“我非常期待与故宫、上海博物馆的合作。”
八大山人纪念馆主办的八大山人研讨会现场
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凌利中表示，除了国内的三家文博机构，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也是收藏八大山人作品的重要机构，“如果上海博物馆参与策划这样的展览，或许会进行一次‘八大山人特展的全球总动员’。”他说，“上海博物馆是八大山人作品的主要收藏机构，我的两位老师钟银兰与了庐，一位研究八大山人用力很深，一位在创作中受八大山人影响极大，这对我影响很大，包括从八大山人到董其昌的研究，以及后来之所以策划董其昌大展，也是受到他们的影响。”
中国美协策展委员会副主任、中山大学教授罗一平认为，相比“四王”，八大山人其实是最得董其昌真传的画家，这次展览不仅仅是陈列展览，也是文化学者的眼光与呈现。
江西画院院长雷子人认为，作为艺术史中的一个坐标，“八大山人”也是关键词——可以诗可以兴，可以涉事古今、可以箴言历史、可以关联传统与当代、可以表征中国传统和中国人文精神、可以标识文人画的书写形态、可以指涉传统中国画的内核与外延。
中国艺术报社副社长、美术评论家朱虹子就八大山人的道家思想进行了分析。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山水画系主任丘挺介绍了他在学习中国画的过程中对八大山人的体会，以及对当下中国画教育的意义。江西省知名画家马志明、林峰、王迎春则就八大山人写意艺术在当下创作界的影响与意义谈了各自的体会。
文化学者刘墨就八大山人书画背后的“人学”角度阐述八大山人的研究，他说：“站在《个山小像》前，我与他四目相对，感慨无限。八大山人是照耀古今和东西方的艺术家，但我们面对艺术的研究是否有推进？我们是否回答了人类如何以艺术的方式来回答人的问题：人的存在状态、困境、生命的未来、艺术与自我、与他人、与人类，这些在中国写意、中国笔墨里如何表达？即八大山人是怎样表达了普遍的人性的深度和高度的？”
展出的八大山人研究文献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琥表示，故宫从策划“清代四僧”展览之后，也希望有一个突破，“故宫的同仁从看到八大山人纪念馆的策划就非常认可，并认为其中有着较大学术意义。”
澎湃新闻艺术主编顾村言认为，八大山人作品的深层次内蕴在于人格独立与心性自在，这与明清易代的苦痛相关，也是他的升华，“其实汉代至魏晋的墨迹与壁画中都可以见出写意与自由的精神，八大山人晚期的中锋圆笔更加直通心性，他的崇尚写意更有一种内在的精神性与重建民族性的追求，这样的精神无论在当下的绘画中，还是在其他方面仍然是缺失的，重新梳理与看待八大山人，在当下中国，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八大山人研究学者萧鸿鸣表示，“八大山人研究”有着一个显而易见，且对社会、人生至为重要的深刻背景，那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八大山人的作品，以其摄人心魄、诡谲、飘逸的风格被世人所顶礼膜拜，后世的人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注意到他的生平、身世，以及其思想变化的背景，那这种学习，当然只能是“隔山打牛”的模仿，何谈精神实质与内涵？“研究”的目的，则可能为那些尚在黑暗中寻找出路、不辨方向、不知道何处是尽头的人们提供引途的北斗、困惑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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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称石涛“下笔谁敢泣鬼神，二千余载只斯僧”。在艺术上，石涛是一位画家，同时又是甚有品位的书法家，他还是一位造园家。石涛没有为我们留下诗 集，读他的诗，要到石涛同时代朋友的诗文集、清人所编诗歌选集以及石涛画跋中寻找，寻找的确有些不便，但当你读到他的诗后，你就会觉得不虚此行。其诗有 云：“吾写此纸时，心入春江水，江花随我开，江水随我起。把卷望江楼，高呼曰子美。一笑水云低，开图幻神髓。”此翁岂作诗，直泻胸中天！石涛又是在中国绘 画史上罕见的思想者，一篇《画语录》，几乎成为中国画学史乃至中国美学史的压卷之作。
朱良志所著《石涛研究》，是对石涛的思想、作品和交游等做的综合考察，为理解石涛难懂的画学、变化多端的作品以及纷繁的生平行实，提供了可靠参稽。澎湃新闻经授权发表部分文摘，本文探讨石涛和八大山人这两位终生未曾谋面的艺术家的共同友人“退翁”的身份。
石涛与八大山人虽终生未见，但有很深的感情，这不仅因为二人都是“天潢遗胄”，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人生态度和艺术观念的接近。先著说得好：“雪个西江住上游，苦瓜连年客扬州。两人踪迹风颠甚，笔墨居然是胜流。”他们都是笔墨的“胜流”，都是世俗的叛逆者。
八大山人跋石涛兰花图说：“南北宗开无法说，画图一向泼云烟。如何七十光年纪，梦得兰花淮水边。”他以为石涛的画得南宗之真髓，这是对石涛至高的评价。而一件至今少为研究者提及的石涛作品，更抒发了他对八大山人的深笃情谊，其上题诗云：“人家疏处晒新罾，渔火蛟人结比朋。我坐小舟惟自对，那能不忆个山僧。”（《十二开江行舟中作图册》）这里的个山僧，就是雪个，即八大山人。二人相互倚重至如此。
“那能不忆个山僧”，这样深笃的情感，产生于两位终生未曾谋面的艺术家之间。在交通不便的时代，两个未谋面的人建立了如此密切的关系，友人的穿针引线必不可少。旅美中国画研究专家王方宇先生的《八大山人和石涛的共同友人》，是石涛研究中的重要论文，为石涛和八大山人之间的交往理清了初步的头绪。该文研摩二人现存作品，钩沉相关典籍，测知二人的朋友有程抱犊、染庵、退翁、李国宋、省斋、李松庵、洪正治、程京萼、黄砚旅等九人。但有关八大山人和石涛的共同朋友这个问题还有继续讨论的空间。本章是在王先生的启发之下，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退翁
在石涛和八大山人的研究中，有一位“退翁”，颇为学界所注意。八大山人山水花鸟册页《安晚册》，共二十二幅，清人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著录。此画流入日本，为日本住友宽一收藏，现藏京都泉屋博古馆。在该册页的尾跋中，八大山人说：“甲戌夏五月六日以至既望，为退翁先生抹此。”这是八大山人生平的重要作品，乃是送给一位叫退翁的人。石涛的书札和画跋中，也有一位叫退翁的友人。这“退翁”到底是谁，八大的友人退翁和石涛的友人退翁是不是一人，引起学界浓厚的兴趣，但却存在相当大的歧见。
八大山人 安晚册之一 京都泉屋博古馆《过云楼书画记》认为，八大所言之退翁，是明末清初的李洪储。李洪储，号退翁，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僧人，法名灵岩继起，在遗民中有相当大的影响。然李洪储生于1604年，1672年卒，而八大山人题款中明确说是送给退翁的，二十二幅作品虽非一时所作，但最早的在1694年，显然时间不合。而有的论者认为，此为遗民情结浓厚的八大山人为李洪储的事迹所感动，在他去世之后二十余年赠给泉下之知己，这样的推论是很难说服人的。
王方宇先生审慎地列出可能是退翁的六人，除了李洪储之外，尚有大鉴赏家孙承泽(1623—1687)，他是江苏南通人；叶封(1623—1687)，他是浙江嘉兴人；潘宁(康熙时人)，他是浙江绍兴人。以上三人都号退翁。另有汪士(1658—1723)，号退谷，他是江苏吴县人；马昂(明末清初人)，号退山，他也是吴县人。
但王先生所列诸人都与石涛和八大山人所提之退翁不合。其实，在八大山人生活的时代，可以被称为退翁的，不下百人。这样的推测方法对最终解决问题意义不大。
现可见石涛致退翁书札有五通：
1. 纽约涤砚草堂所藏：“天雨承老长翁先生如此，弟虽消受，折福无量，容谢不一。若其容匣字，连日书兴不佳，写来未入鉴赏，天晴再为之也。退翁长兄先生。朽弟阿长顿首。”
2. 纽约涤砚草堂所藏：“味口尚不如，天时不正，昨药上妙，今还请来。小画以应所言之事，可否？照上退翁老长兄先生。朽弟极顿首。”
3. 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著录：“屏早就，不敢久留，恐老翁相思日深，遣人送到，或有药，小子领回，天霁自当谢，不宣。上退翁先生。大涤子顿首。天根道兄统此。”
4. 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著录：“连日天气好，空过了。来日意欲先生命驾过我午饭，二世兄相求同来，座中无他人。苏易门久不聚谈，望先生早过为妙。退翁老长翁先生。朽弟大涤子顿首。”
5.台湾何创时基金会所藏：“一岁又终矣，思念先生，不能一至望禄堂，真可恨也。承先生数载之大德，无一毫可报，惟对天唱言，愿黄子、亦陶世代兴隆，子孙忠孝，是无尽藏也。今奉吉祥如意柿，以为岁之兆也。外不堪之物，寄上以为下人之用，非敢上先生也。退翁长兄先生。朽极顿首。”此书札又另有小字附言云“：不用回示，外一字一图，烦寄素亭，或不能去，明年也可。”
石涛存世作品中多有与这位“退翁”(退夫)相关的记载：
1. 《梅竹图》，现藏上海博物馆，上题一诗云：“春秋何事说悬琴，白发看来易素心。尽悔前诗非为淡，讹传俗子枉求深。无声无地还能听，支雨支风不待吟。若是合符休合竹，案头遗失一分金。”款署：“乙酉二月新雨时，退夫道长兄先生正。清湘遗人大涤子极。”画作于1705年。
2. 香港至乐楼藏石涛所作《黄砚旅诗意图册》二十二开(共三十二开，北京故宫另藏四开，另四开不见)，其总跋云：“黄砚旅将游岭南，夜别蠲斋、退夫、受安诸兄弟之作，余不能同游，归索诸稿，即以罗纹纸□□随想象公兴致飞扬之意，共得十余纸。时辛巳长至后一日。清湘大涤子济。”蠲斋为先著，受安为石涛的友人潘受安。这里也提到了退夫。康熙辛巳为1701年。
3. 香港佳士得2009年春拍有一件石涛《堤畔烟雨图》，日本藤井有邻馆旧藏。〔1〕石涛题云：“上巳春阴尽日闲，一舟招我始开关。笙歌锦簇隋堤畔，烟雨浓遮蜀岭间。把酒直须流水曲，簪花不合鬓毛班。相逢但说江都好，鼓枻乘波趁暮还。三月三日，研旅、退夫两先生招同勿斋诸子泛舟红桥，雨中即事，研翁以此纸索余，戏为之图并正。清湘遗人极。”此图作于1705年前后，为石涛真迹。相游者也有“退夫”。
4. 京都泉屋博古馆藏石涛十二开《山水精品册》，是石涛晚年精品。其中有一开对题云：“暂作东西南北身，只□湖舫聚萧晨。□弦柳岸知谁主，落绮沐风自得粼。酒散离忧酣日暮，坐无拘忌见天真。群公竞霜头方黑，惆怅临岐晚岁人。己卯季夏吴楷亭招同黄宫允研芝、贳文右、潘受安、黄燕思、程退夫游红桥□□，和研芝留别原韵。熹儒。”对题者为王熹儒(勿斋，石涛朋友)，作于1699年。其中也谈到了“退夫”，而这位“退夫”姓程。
5. 朱观《岁华纪胜》二集上卷收录程退夫一诗，题为《丁丑上巳招石清湘、王歙州、宋奕长、潘受安、互心、黄燕思、砚芝、李久于、孙斗文游红桥步奕长韵》。诗云：“上巳招邀集水隅，乱流才注亦渟洄。岸添官种多新柳，园出伶歌有落梅。发育及时有雨足，迷离尽日晚船开。自嗟潦倒殊公等，祓濯迎祥特地来。”所言正是此次红桥泛游事。其中所说的石清湘，就是石涛。这是一则证明石涛与程退夫直接交往的重要材料。
这退夫是谁？打开《虬峰文集》，触目即是“退夫”的字眼。程道光(1653—1706)，字载锡，号退夫，歙县岩镇人，居扬州。早年家境贫寒，后业盐，家境渐丰，在扬州有自强堂、其恕轩、慎独室、敬久亭、自顺楼等。李在《自叙》中说，自己的文集原来“有痛恶时流......程子退夫力劝去之，且出赀为予重刊，其后书庚辰新秋者，乃退夫所书”。二人交谊非比寻常。李曾说，自己生平的朋友中，退夫对他的帮助最大。1698年，因兴化屡遭水患，李迁到扬州，生活窘迫，程退夫多方周济，简直就是他心中的佛陀。他在《程二载锡赠絮被歌》中写道：“程子高义空古今，手札相问馈我金。金尽还继使频至，从此相赏订同心。”程退夫看到他冬天寒冷，就从家抱来了被子和衣服。《虬峰文集》中记载了一件事情颇感人，诗题为《戊寅秋杪粟尽，以书一橱质米邻家，己卯夏初，程二载锡为予赎归，感而赋此》。他说他和退夫的交往，简直让管鲍相交之事都黯然失色。1706年，因为“庸医”—一次医疗事故，刚过五十的程退夫不幸去世。李以“交我八年频解囊，伤君九日罢登高”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悲痛。
退夫是居扬州的富商，他的家几乎成了王西斋兄弟、吴凌苍、卞梦龄、李国宋、洪嘉植、黄仲宾、先著、石涛等一批文人的活动中心。如王仲儒的《西斋集》就是诸友人于退夫之家定稿的，其兄熹儒云：“康熙三十九年岁次庚辰四月二十六日弟熹儒顿首纂于程子退夫之自强堂。”他们几次送黄砚旅出行，也是会于退夫之斋。
北京故宫藏张大千仿石涛的八开山水册，图虽非石涛所作，但所题之诗符合石涛生平，当为石涛所作。其中一开有《题程载锡小照》：“明月照人成皎皎，举杯邀月月正好。月非解饮入杯中，酒入杯深自倾倒。请看今古绝纤尘，不漫花前第几人。”
石涛画跋中的退夫，就是程道光。但还不能遽然断定“退夫”就是石涛书札中的“退翁”。以下几条理由，可以帮助我们推断。
其一，石涛在金陵的朋友先著与退夫关系也很好，先著诗中多次提到这位朋友。《之溪老生集》卷五《药里后集》(上)有《退夫二子歌》：“我知退夫十载余，其人白皙微有髭。年逾四十始得子，传闻好事欢里闾。今来已是十年后，寒夜张灯置杯酒。眼看二子恒长成，头骨硗硗眉目秀。大者络绎能背文，小者拱揖知主宾。......我知退夫识甚高，教子持身等圭璧。”先著此诗大约写于1702年到1703年，时退夫已五十有余。《虬峰文集》中也有关于退夫二子的描写，卷五有《程退夫二子歌》，其云：“移家入郡交程子，见其两儿双璧侣。”这首诗所作时间比先著之诗稍前。卷十五有《程退夫五十初度序》一文，应作于1702年，其云：“退夫年四十尚未有子，今则衣彩拜庭下者，头角岐嶷，英英不凡有二子焉。”
而石涛在给退翁的信中说：“来日意欲先生命驾过我午饭，二世兄相求同来，座中无他人。”而程退夫确有二子，从石涛的口气看，退夫二子的年纪不是太大，因石涛强调“座中无他人”，言下之意，若有他人则不便。石涛给退夫的四封信都写于晚年老病缠身之际，此时退夫之二子尚未成年，这与先著和李所说的时间也是相合的。
其二，王方宇先生在谈到退翁的问题时说：“希望将来可以从石涛信中的天根和苏易门两人中找些线索。”石涛致退翁书札中有“天根道兄统此”“苏易门久不聚谈”语，二人应是退翁的朋友，退翁和二人的具体联系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已知苏易门是石涛的好友，石涛画跋中多谈及此人，如今藏于京都泉屋博古馆的石涛《黄山图卷》跋云“昨与苏易门论黄海诸峰之奇......”，今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石涛《秋林人醉图》跋云“昨年与苏易门、萧征乂过宝城，有一带红叶，大醉而归......”。由此可见，苏易门是石涛晚年的朋友。
其三，石涛在几封致退翁书札中，提到了退翁的慷慨帮助，如“承老长翁先生如此，弟虽消受，折福无量，容谢不一”“昨药上妙，今还请来”。石涛晚年的生活极为窘迫，退翁给他送来了物品和药品，被李许为佛陀心肠的退夫，与石涛信中的退翁相合。另外，石涛五封信都写于晚年，而退夫1706年去世，时间上也相合。
由此可以断言，石涛书札中的退翁，就是退夫；退夫，就是程道光，一位住在扬州的乐善好施的徽商。
石涛书札中的退翁和八大山人《安晚册》中的退翁是不是一人呢？
八大山人的《安晚册》，现为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收藏，日本二玄社所出之《书画船》有载。这组册页引首有“安晚”两大字，为此册页命名，是八大山人晚年精心完成之作。“安晚”有以艺术抚慰晚年心灵之意。其旁以小字行书：“少文凡所游履，图之于室，此志也。甲戌夏至退翁先生属书。”款署八大山人，并钤有“黄竹园”和“八大山人”二白文印。引首的题跋说明此册名为“安晚”之由，所谓“少文凡所游履，图之于室，此志也”，指南朝宋山水画家宗炳之事，宗炳好游览名山大川，晚年因病足还江陵，叹曰：“噫!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游，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安晚册》作于八大山人晚年，晚年的八大山人也病足病身，难以游历，故以此为“卧游”之具。安晚者，安顿晚年向往山林之志也。
此册第二十二页有跋语，其云：“诗到苍茫自异人。从变迁荒唐，载笔云间，拖色拈题，闲里偷忙。夏日同王觉士、吴退斋、黄燕思诸君载酒竹西。诸君云：不可无诗，不可无图。”吴退斋，在石涛作品中仅此一见，不详其人，非石涛书札中的“退翁”。
甲戌夏五月六日以至既望，为退翁先生抹此十六幅笥中，翊日示之，被人去荷花一幅，笥中之物，何处去也。比之晋人问旨于乐广水镜，广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若至，那得去也。”书附高明一笑。八大山人。
其下钤“在芙山房”“八大山人”二白文印。《安晚册》所赠对象为退翁，八大山人除了在引首、跋尾中有所交代之外，又在第二十幅山水中署云：“蓬莱水清浅，为退翁先生写。壬午一阳之日涉事。”
《安晚册》所作时间，引首云作于甲戌(1694)夏至，尾跋云此十六幅作于甲戌年五月六日一直到既望，近十天完成。这似乎显示出《安晚册》作于1694年的夏天。而第十幅《崖下双鹑》款识“甲戌重阳，八大山人画并题”，虽作于同年，但不在夏天，而到了深秋。第二十幅山水款识“为退翁先生写。壬午一阳之日涉事”，康熙壬午为1702年，时间前后相差了七年。
《安晚册》的册页数量，八大山人在尾跋中说有十六幅，被人拿走了一幅荷花，剩十五幅，然现存《安晚册》为二十幅(除卷首与跋尾)，应是增加了五幅。我们看到在现存此册页中，第十五幅即为荷花，被的荷花图又补上了。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尾跋之后，八大山人又另有短跋，显为后加：
装以此二十二幅与之。六月廿日，八大山人书。
所言之数量正与今存相合。故可知，此册页并不是后人集不同时期的八大作品而装裱成册，八大山人赠与退翁先生时，就是完整的《安晚册》(二十二幅)。八大山人的引首识语和尾跋中的第一跋都作于1694年的夏天。而从其中杂入1694年重阳所作之《崖下双鹑》和作于1702年的山水作品看，八大山人在尾纸中所加的另外一跋，当作于1702年或之后。也就是说，退翁先生向其求画，1694年所作的作品，到了1702年左右方践约赠与。
《安晚册》不可能是赠1672年就圆寂的佛教大师灵岩继起的。即使八大山人的故国之心与继起是多么的相合，也不可能在题款中对一位故去二十多年的前贤说“书附高明一笑”；而在此册的引首中，八大山人明确交代“退翁先生属书”—遵退翁先生所嘱而作此册页，一位故去的先人又怎么能“属书”呢？如果是在作画抚慰己心，并将自己的崇敬“献给死后过了二十年的灵岩继起”，那么深通文理的八大山人怎么可能在尾跋中说“为退翁先生抹此十六幅”？新藤武弘先生采清人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的观点，并申说其意，其实是不能成立的，但却为八大山人研究界不少论著所采录。根据《安晚册》的具体情况，结合其他相关因素，我以为，八大山人所赠这位退翁先生最大的可能就是客居扬州的徽商程道光。其一，八大山人和这位退翁先生应未谋面，但他知道向他求画之人有很高的鉴赏水平，所以他能倾巨大心力，成就此“生平第一杰作”。何以说八大山人与退翁先生未曾谋面？从八大的跋语中可以推知。八大言：“为退翁先生抹此十六幅......书附高明一笑。”称赠画对象为“高明”，如此客气之语，似为未谋面之友人。八大山人如此郑重作此册页，“不以草草之作付......如应西江盐贾”；被人去，又予补齐，似乎是定制之作。可能求画者付有润格，并可能赠有纸张等。
八大曾为居扬州的多位徽商作过画，除了程葛人之外，尚有江世栋、张潮、黄砚旅等，这与八大身边的方鹿村、黄鸣六、汪秋浦等徽州朋友有关。
程道光为歙县人，其歙县同宗程京萼、程葛人等都与八大山人有交往，尤其是程京萼已然成了八大山人与扬州士人联系的中间人，正是他将八大引到了以书画为“代耕”之法的道路上来。退夫为扬州富商，工诗，善鉴赏，好风雅，其在扬州的
数处斋宇成了不少士人品茗吟诗之地。退夫有向八大山人求此画的可能。由八大为这位退翁先生作画之过程与体制，可知应是赠与远方一位有识见的求画者。退夫也符合此一条件。与退夫同居扬州的程浚向八大山人求画可能奉有润格并纸素；张潮在程浚的影响下，向八大山人求画，“附到便面一柄，素纸十二幅......
外具笔赀奉敬”；黄燕思向八大山人求画，“倾囊中金为润，以宫纸卷子一册十二，邮千里而丐焉”。故退翁向八大山人求画想是有“润格”在先，故八大为之“定制”十六幅。
从1694年向八大求画，可能1702年才拿到画看，定画者当是远方的朋友。黄燕思向八大求画，1697年先行备纸和润格托人奉上，“越一岁，戊寅之夏，始收得之”，1698年才拿到画。由此情况看，退翁求画数年才拿到，时间是长了点儿，但在当时也算正常。
其二，从八大画中题跋看，八大对这位退翁的情况似乎略有了解，可能来自友人的介绍。因被一画，八大在尾跋中开了一个玩笑：“比之晋人问旨于乐广水镜，广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若至，那得去也。’书附高明一笑。”乐广，字彦辅，东晋名士，与王衍齐名，性情豁达，诸事不缭绕于心，所以时人评之云：“此人之水镜，见之莹然，若披云雾而睹青天也。”王衍自言：“与人语甚简至，及见广，便觉己之烦。”自叹不如。其时王澄、胡毋辅等人任放为达，不拘礼节，竟至体。乐广听到后笑曰：“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他在河南做官时，传官舍多妖怪，前官多不敢处正寝，乐广居之不疑。尝外户自闭，左右皆惊，广独自若。顾见墙有孔，使人掘墙，得狸而杀之，其怪亦绝。乐广豁达如此，故人以水镜比之。八大山人引乐广之事来说明，心中有则有，心中无则无，区区画之事何必缭绕于心，清风届耳耳。
而退夫就是一个具有乐广水镜般心灵的人。李在《程退夫五十初度序》中将退夫许为“裕于量者”，他说：“裕于量者，唯程子退夫。天下人有正，即不能无邪，有君子即不能无小人，犹之有荃蕙即有蘼芜，有桃李即有枳棘，不可不区以别也。退夫喜广交而有容德，能敬承其先正明道夫子，满街皆圣之家学，从不以不肖疑人。群居萃处，无问其为正为邪为君子为小人，而概以正人君子待之，非故矫也，亦非好谀而惑于其人也。盖其胸中所积皆天地太和之气，有善无恶，此所以视天下之人皆正而无一邪，皆君子而无一小人与!”
其三，从李对八大山人的特殊感情看。如上文所言，李与退夫为生死之交，退夫是李晚年最亲密的朋友。李是八大山人的崇拜者，他对八大山人的情谊简直可与对石涛相比。然石涛晚年他与石涛朝夕相见，而八大山人他生平未曾一见。康熙乙酉(1705)十月，八大山人仙逝，远在扬州的李有《挽八大山人》七律一首：“高帝诸孙皆志士，先生托迹更难希。心同北地留身在，贤侣河间叹世非。书画流传名姓隐，云山啸傲遁藏肥。迢迢曾未一携手，底事悲伤泪满衣？”明言自己和八大未曾相见。不相识的人，又没有任何文字因缘，为何如此心仪？除了八大的艺术造诣之外，还在于八大的遗民心结和他有相通之处。《虬峰文集》卷三有《噫嘻》颂一篇，其自注：“《噫嘻》，拜八大山人像而题之也。”其中有“天遗一老，劳我寤思。生不获见，殁乃拜之”的话，可见他对八大山人的崇拜之情。“伤心前朝事，不作今朝臣”的思想，使他们的心灵息息相通。1707年秋，石涛仙逝，李在《哭大涤子》之文中，将石涛和八大并言，他说“前年八大山人死”(该诗小注)，而现在石涛又离开了他，觉得这是天意在灭他。作为李的生死之交，退夫与李生平所崇拜的两位伟大艺术家之一石涛交谊深厚，而他对八大山人的感情虽然没有直接文字可见，但存在这种可能性。崇拜八大山人但贫寒的李无法向八大求画，而退夫则富鉴识、富家资，他向八大山人求画不无可能。
其四，从退夫和黄砚旅兄弟的关系看。黄砚旅兄弟乃退夫的好友。1707年，李在《黄砚旅生日赋会》诗中说：“忆我初来扬，所交才三子。岁月曾无多，升沉遂已改。”他所列的三位朋友就是黄砚旅、黄仲宾、程退夫。李称退夫和仲宾为“程二黄三”。而“程二黄三”二人交可莫逆。二人年龄相仿，是李心目中两位
非常有活力的诗人。仲宾之兄黄燕思是八大山人的朋友。燕思与八大山人的交往，是通过程京萼居中绍介的。1697年，黄燕思请京萼为他向八大求画，八大作有十二幅山水赠燕思。燕思得画，言：“展玩之际，心怡目眩，不识天壤间有何乐能胜此也。”
1701年阴历五月十六日，黄燕思见到了自己久已仰慕的八大山人，八大为其题《度岭图》：“乘云几日崆峒子，群鸟飞鸢望云纪。云中闽粤南衡山，翅蝶罗浮东海关。何处尊垒对人说，却为今朝大浮白。辛巳五月既望，喜晤燕翁先生南州。出示此图，敬请正之。八大山人。”
无名画手所作之《度岭图》今尚存世，嘉德2013年春拍出现，曾经过多次装裱，现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包括《度岭图》和部分题跋，图上有郭元釪、陈鹏年、王式丹、殷誉庆四人跋，图之外接跋纸，有石涛、杨士吉、八大山人等十八家题跋。下卷则有闵麟嗣、王熹儒、先著、李国宋、姜鹤涧等二十人题跋。题跋者近四十人，时间自1699年一直到1721年之后，前后持续二十余年。题跋中有多处言及退夫。
上卷第七纸有李、王令树等四人跋。李题长诗，款云：“程退夫席上观过岭图并送燕思先生南游。楚藩同学弟李具稿。”王令树题诗，款云：“己卯仲冬下浣，雪中为燕翁先生题于自强堂。廷令王令树。”自强堂，乃程道光之斋居名，王令树也是在退夫家见此图。《淮海英灵集》甲集卷一载：“王令树，字桐孙，泰兴人，康熙己未进士，官四川富顺县令，政成擢礼部主客司主事历官侍御。”二人之题跋都作于1699年。
下卷第二纸为王勿斋之题，款：“己卯中冬望后七日，客程二退夫敬久亭，雪中为燕思老弟呵冻题《过岭图》，兼正。勿斋王熹儒。”此中所言之敬久亭、自强堂等均为退夫之斋居。
由此，也可见出程道光、黄砚旅和八大山人之间的间接关系。正是据于此，我以为，石涛的朋友，客居扬州的诗人、富商程退夫，当就是八大山人《安晚册》所赠对象。
《石涛研究》，朱良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