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的卡特时刻：邓小平访美“旋风九日”原标题：邓小平访美“旋风九日”
1979年1月29日晚，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邓小平出席卡特总统为他特别准备的欢迎晚会。邓小平向2000多名观众挥手致意
1979年1月29日晚，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邓小平在欢迎晚会演出结束后上台亲吻美国国家儿童合唱团的小演员
与卡特女儿打趣：她差不多有我高了
国宴结束后，晚9点，邓小平夫妇和卡特夫妇同乘一辆车去肯尼迪艺术中心，那里将要举办一场欢迎邓小平访美的文艺演出。拥有2300个座位的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座无虚席。演出将向全美电视观众直播。当现场音响里传出邓小平到来的消息时，全场起立，鼓掌欢迎，一楼许多坐在后排的人纷纷离座跑到前面，向二楼的总统包厢探望。总统包厢里，邓小平和卡特站在一起，邓小平先是鼓掌、挥手回应观众，随后用左手拉住卡特的右手，高高举起，两人笑容灿烂。这一幕被记者们抓拍下来，成为邓小平九天美国之行中极具象征意义的画面——历经长期的对立和隔绝之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又手拉手站到了一起。
当邓小平被介绍给现场观众时，乐队奏响了乐曲《好想认识你》。莎伦·伍德科克把目光投向总统包厢。她看到，邓小平和卓琳看着对方，微笑着，“那是一种享受彼此的微笑”。黑人音乐家、钢琴家鲁道夫·塞金演奏舒伯特即兴曲和哈林篮球队魔幻控球表演之后，是美国最有名的乡村民谣歌手约翰·丹佛的演唱。约翰·丹佛演唱了《高高的洛基山》、《乡村路带我回家》等名曲。后来，当全场演出结束，邓小平特意和他握手：“丹佛先生，你说中文给我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我邀请你到中国去演出。”
那天晚上的邓小平心情舒畅，对每个节目都热情地报以掌声。在电视直播中，经常出现他欢笑的镜头。主持人雪莉·麦克雷恩在台上笑问“中国的针灸是否真能治疗关节炎”，听到卓琳的翻译后，他哈哈大笑，用力鼓掌。那天晚上，邓小平的兴致非常高，在场的卡特11岁的女儿艾米和其他孩子都非常喜欢挨着邓小平，同他在一起，大家都变得更愉快了。邓小平甚至向艾米打趣说，她差不多有他那么高了。
一段芭蕾舞表演之后，演出来到压轴节目。美国国家儿童合唱团的近百名孩子走上舞台，排好队，一齐用中文唱起：“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大大，指引我们向前进。”孩子们刚刚开唱，底下就响起一片掌声，来自中国人的掌声尤为热烈。摄像机镜头聚焦在邓小平身上：他微笑着鼓掌。“国家儿童合唱团用他们的青葱与甜美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这是毛泽东版本的《代我问候百老汇》。”《华盛顿邮报》如此写道。
一个举动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孩子们歌声终了，邓小平夫妇在卡特夫妇陪同下走上舞台，卓琳一直牵着艾米的手。邓小平做了个简短讲话。他说，表演“让我们永生难忘”，这一场景让他想到鲁迅的一句话：如果人类能避免误解，互相关心，是最好不过的了，而文学和艺术能以最好的方式帮助实现这一目标。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应当进行积极的文化交流。“我非常高兴地在这里告诉大家：波士顿交响乐团将会是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第一个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的美国乐团，乐团将在今年3月访问中国。”
从北京到华盛顿，邓小平用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举动，大大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革命式刻板印象：在和演出者握手时，他弯下腰，亲切地亲吻了儿童合唱团一个孩子的前额。随后，他重复了这一动作，接连亲吻了五个孩子。现场所有人都被这一幕震撼了。如潮的掌声中，很多人眼中闪动泪光。黄华（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编者注）夫人何理良看到，现场一些为人父母者一直在擦眼泪。郭曰方座位旁边是一位四十来岁的美国中年妇女，脸上挂着泪水，嘴里不停地说“太好了”。
“从那一刻起，美国人意识到，他们和中国人没有理由成为敌人。”35年后，莎伦·伍德科克用这句话结束了她对肯尼迪中心之夜的回忆。肯尼迪中心之夜，被一位美国官员称为“大概是整个卡特当政期间最风光的一个晚上”。它的美妙，甚至感染了一些有成见的美国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卡特写道：“参议员拉克泽尔特是极力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但这次演出之后，他说他们输了，谁也没有办法投票反对儿童们唱中国歌曲。”
工作人员忘记关掉音响，守在室外的记者如获至宝国会大厦的台阶前，邓小平和迎候在此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大大弗兰克·丘奇等人握手。在他的访美行程中，国会山被视为一座“虎山”——中美建交的反对派阵势不小。现在，“偏向虎山行”的邓小平来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国会山安排了欢迎午宴，总共100名参议员中有85名出席。未能到场的15人中，包括邓小平想见的那位著名反共派巴里·戈德华特。他所在的部门称他正在家乡亚利桑那州，对他的缺席并未给出任何理由。
宴会厅，弗兰克·丘奇、参议院民主领袖罗伯特·伯德及参议院少数领袖霍华德·贝克先后致欢迎辞。丘奇致辞时打了个形象的比喻：“30年来，我们两国政府因为猜忌不相往来，这一巨大猜忌像太平洋那样宽广。希望您的此次访问能在两国间架起一座新的友谊桥梁，将两国过去的恩怨一笔勾销。”午宴结束后，邓小平被邀请到罗伯特·伯德办公室内，和参议员们举行闭门会谈。记者们全被挡驾，很多人留在走廊等候。
记者们没有白等。由于工作人员一时疏忽，忘了关掉室外的音响，音响里响起了邓小平对参议员克莱本·佩尔提出的台湾问题的回答：“我相信你已经注意到，我们现在不再使用‘解放台湾’一词，而是改称我们要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问题。我们说，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就充分尊重台湾当前的现实，我们会允许台湾现行的制度不作改变。”
话说到这里，音响突然没声音了。不过，记者们已如获至宝，次日的新闻就围绕这段话做文章。走出房间后被记者截住的邓小平，面带友善的微笑：“噢，我说得太多了。”在记者的恳求下，他用一个短句回答了关于台湾的提问：“尊重台湾现状将加速祖国的统一。”随后，快步离开。卓琳总是敬佩地看着她的丈夫，“很明显，她很爱他”
邓小平在国会山舌战群儒的时候，他的夫人卓琳出席了卡特夫人罗莎琳在梅里迪安宾馆为她举办的招待会。“她个子矮小，身材丰润，穿着灰色的宽松长裤，知性的米灰色鞋子，锦缎褂子里是一件针织毛衣。她圆圆的脸上有小而精致的五官。虽然她的耳垂扎了耳洞，却没戴耳环。”当天出版的《华盛顿邮报》上，记者如此描写对卓琳的观察。“她的掌声伴随着她温婉端庄的笑容，这是对致敬人群的欣赏，也是对这旋风般的公众露面的政治仪式感到享受的象征。”
和邓小平总是扣得严严实实的中山装风纪扣一样，卓琳的长裤给何理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的外事活动中，外国妇女一般都穿裙子，只有中国代表团的妇女多穿长裤。而卓琳从来都是穿长裤。“她的短袄长裤，也是一种中国的风格吧，现在已经普及到全世界了，政坛上的妇女一般都穿长裤，很有意思。”35年后，何理良笑称。当年的美国记者不仅注意到了卓琳的长裤，还发现她的鞋跟不高，使得她的身材永远保持不超过邓小平的高度。
卓琳并没有时刻跟随邓小平，她也有她的夫人外交。1月29日，白宫欢迎仪式后，莎伦·伍德科克陪同她去了美国国家档案馆。馆长罗兹博士领她去看《独立宣言》《人权法案》等美国的一些重要文献。记者问她的观感，她说：“美国的历史里面记载了无数的斗争。”在万斯夫人主持的午宴上，卓琳致辞时称：“我们有一种中国老话里说的一见如故的感觉。”午宴客人玛格丽特·赫克勒觉得她“不咄咄逼人，也没有不自然”。随后，在去一家儿童医院的车上，卓琳对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她对儿童医院特别感兴趣，因为她的一个孙子早产，在恒温箱里待了三个月。
离开医院时，卓琳送给医院主管一个印有白鹤的瓷碟，微笑说道：“我看到了很多东西，我想我们可以向你们学习。”1月30日下午卡特夫人罗莎琳举办的招待会上，卓琳对到场的52位中国访问学者说：“你们出来不容易，好好学，国家需要你们。”她的那种“拉家常的亲切”，让访问学者总领队柳百成难忘。1月31日下午，美方特意请卓琳去参观美国国家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它们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赠送的。她也和莎伦·伍德科克亲近，在动物园里跟对方聊起了北京动物园和这里的异同之处。
与白宫礼宾司司长多贝尔夫人一样，莎伦·伍德科克难忘卓琳和蔼的笑容、温暖的品质。她记得，卓琳总是敬佩地看着她的丈夫，“很明显，她很爱他”。访美期间的一个早晨，邓小平夫妇和伍德科克夫妇在同一辆车上，邓小平手上拿了一份当天的晨报。那份报纸是对折的，头版有邓小平和卓琳的照片各一张，其中，卓琳的照片在对折线之上，邓小平的照片在对折线之下，要翻过来才能看到。邓小平嘟囔了一句，卓琳笑了，把一只手轻轻放在邓小平的腿上，什么也没说。看到这一幕的莎伦·伍德科克很感动，她明白，“他们不需要说什么，他为她感到自豪”。
注：本文发表于2015年5月25日 法制晚报最新卡特时刻：邓小平访美“旋风九日”可以看看这篇名叫邱少云电影：邓小平下令寻找的英雄去世 战斗中食指被美军咬断的文章，可能你会获得更多卡特时刻：邓小平访美“旋风九日”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邱少云电影：邓小平下令寻找的英雄去世 战斗中食指被美军咬断原标题：志愿军特等功臣柴云振去世 右手食指被美军咬断
据解放军空降兵军官方微博@我们的天空 12月26日消息，刚刚，一级战斗英雄柴云振安详的走了，享年93岁[蜡烛]为老英雄祈福，向老英雄致敬！
他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志愿军特等功臣获得者，朝鲜一级自由独立勋章获得者，他在上甘岭战役中与敌殊死肉搏，右手食指被咬断，歼敌200多人，黄继光曾以他为前线楷模！ 他就是柴云振！
柴云振 图片来自@我们的天空
邓小平下令寻找英雄柴云振 33年后补领勋章中国共产新闻网曾刊登文章，柴云振是一个神奇英雄，而寻找柴云振的过程也是一个神奇故事。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许多家新闻媒体都先后发表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一位失散了30多年的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终于被原部队找到，并佩戴上了早就属于他的英雄勋章。他叫柴云振，是志愿军十五军四十五师一三四团八连七班班长。从此，柴云振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奇英雄。说起寻找英雄，不能不提起一个人，他叫李天恩，是一位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兵，抗美援朝期间，他是志愿军十五军军部《战场报》的记者。后来这支部队改建成空降兵，他又当过军政治部的宣传处处长，1983年离休后，军首长请他出任空降兵十五军军史编写组组长。在军史编写的过程中，军史编写组接到军首长给他们下达的任务，就是寻找英雄柴云振。同志们接到任务后，立即开始查找，可是柴云振的情况很特殊。因为，自从志愿军总部授予他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后，他的英雄勋章就一直没有人来领。部队也不知他的下落，他的籍贯是哪里？他当时是牺牲了还是仍健在？他的英雄事迹详细情况又是怎样的？可翻遍了部队保存的档案资料，也没有找到答案。军史组成员知道李天恩在抗美援朝时就采访过柴云振的事迹，应该多少知道一些情况，就向他请教。李天恩说：“我也没有见到过柴云振本人。是得知他的事迹后，到他们团里去找他的战友们采访的。”
李天恩的回忆，把大家带进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志愿军十五军在朝鲜战场上是支响当当的英雄部队，战斗英雄黄继光、邱少云都来自这个部队。柴云振所在的一三四团八连是其中的一个英雄连队。就是这个连队，在后来的上甘岭战役中坚守坑道作战34个昼夜，毙敌逾千，该连有一面被穿有381个弹洞的战旗，至今还保存在军事博物馆里，被誉为“上甘岭特功八连”。电影《上甘岭》中的那个八连就是以这个连队为原型的。在参加上甘岭战役之前，这支部队曾经在朴达峰打过一次漂亮的阻击战。柴云振就是在朴达峰阻击战中成为英雄的。
朴达峰位于金化西南30多公里处，山势险要，是敌人进犯金化的必经之地。1951年5月28日拂晓，美国侵略军第二十五师和加拿大第二十五旅，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开始向朴达峰扑来。担负阻击任务的是志愿军四十五师一三四团。经5天5夜的激战，双方伤亡都很大。志愿军丢掉了两个山头，敌人已逼近我三营前沿阵地，情况十分危急。营长武尚志将该营剩余人员全部编入第二梯队，全线设防，拼死阻击，同时命令八连七班班长柴云振带领9名战士出击，坚决夺回已被敌占领的两个山头，堵住敌人进攻缺口。柴云振毅然接受了任务，凭他的借机智和勇敢，先后将两个山头夺了回来，并坚守阵地，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
仗打到第七天上午，2号山头阵地上只剩下柴云振一个人了。他利用战斗间隙，从敌人尸体旁拣了六七支加拿大冲锋和两箱半手榴弹，随时准备迎击敌人新一轮的进攻。很快，敌人开始进攻了，他们组织了一个排的黑人士兵敢死队往山头上冲。柴云振沉着应战，利用有利地势，端起机、冲锋，轮番向山下扫射，将成捆的手榴弹和爆破筒，扔向敌群。到中午时，弹药耗尽了，他就端起刺刀和冲上山头的敌人展开殊死的肉搏战。
此时柴云振已经杀红了眼。他挥舞着刺，像发疯了一般，和敌人拼杀起来。当他的面前只剩下最后一个敌人的时候，他的力量已消耗到了极点。然而，他仍然拼出最后的力气，把刺刀刺进了那个比他块头大得多的美国士兵的胸膛。就在同时，那个美国士兵的刺刀也挑穿了他的腹部。随后，我军的增援部队赶了上来，阵地被牢牢地占领了。战斗结束后，人们再也没有见到柴云振，在阵亡官兵的名单中也没有找到柴云振的名字。
1954年，部队回国以后，组织上就指示有关部门开始查找柴云振的下落。根据一份当时保留下来的花名册，给他所在县的政府发了一份调查函，回函说该县查无此人。（后来才搞清楚，那份花名册籍贯栏里，只填了县名，没有填省名，而且县名还填了一个音同字不同的县。）后来，部队经过几次整编，驻地也不断变动，原先的一些老同志调走的调走，退役的退役，加上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寻人的事也就顾不上了。
到了1980年，朝鲜花花金日成到北京参加抗美援朝30周年纪念活动，邓小平会见了他。两人自然谈到30年前的那场战争，金日成代表朝鲜国家和人民感谢中国的帮助和支持，还顺便向邓小平打听原志愿军十五军的战斗英雄柴云振的情况。十五军前身属于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当时的军长是秦基伟。正好，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这次会见时也在座。听到问话，秦基伟回答说：“柴云振是原志愿军十五军的一名战士，在朝鲜江原道金化郡朴达峰战斗中英勇顽强，志愿军总部授予他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接着又说，“我们现在暂不清楚柴云振的情况，一旦打听到消息，一定及时向金大大报告。”邓小平听了秦基伟的介绍，当即指示说：“尽快派人寻找柴云振。只要柴云振在这个世界上，哪怕是大海里捞针，我们也要把他捞起来！”于是，十五军再次组织对英雄的寻找，军首长把这个任务正式下达给了军史组。
中朝两国的最高花花都在关注着这位英雄，军史组全体人员都感到肩上责任重大。可已经过去30多年了，部队里找不到一个熟悉和了解柴云振的同志，这个寻找工作应该从哪里入手呢？为此，军史组专门开了会议研究对策。会上，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有人提出，柴云振究竟还在不在？如果他还在，为什么这么多年他都不来找部队？尽管部队回国后的驻地他不知道，但部队的番号一直没有变，他只要想找，就一定可以找回来的。也许他当时已经牺牲。即使他当时没有牺牲，但从他当时在战场上受伤的严重情况来看，我们的战地医院是不是可以救治得了？就是经过抢救保住了他的生命，他的头脑还是不是清醒？后来还会不会出现意外？大多数人认为，这种推测不是没有道理，但仍不能完全否定柴云振依然健在的可能性。从根本上讲，我们寻找英雄的意义不仅在于是不是能够找到他这个人，而是要告诉人们，凡是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的英雄，国家和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
李天恩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老同志，他满怀深情地说：“我们这一辈人年纪都不小了。趁我们这些了解情况的老家伙还在，一定要把柴云振的下落搞清楚。否则，我们对不起那些曾经浴血战场的战友！也无法向老军长和小平同志交代！”特别寻人启事引来一个戴着圈圈儿草帽的老汉决心好下，怎么去找呢？大家都沉默了。有人问李天恩：“你不是亲自采访过柴云振的事迹吗？还想不想得起来，当时采访过的是一些什么人？也许这些人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寻找的线索。”李天恩回忆了一会儿，说：“有一个叫孙洪法的人，我当时采访过他。他和柴云振一起参加过那次阻击战，是山西运城人。可他很多年前就转业了，现在在什么单位工作不知道。”有人接着说：“可不可以通过战友来找战友？只要我们在山西运城找到一个我们军的战友，再由战友找战友，就一定能找到他。”大家都认为这是个好办法。
很快，在部队内找到一个山西籍的老同志，通过他又找到一位已经转业的运城籍的老战友。没多久，这位战友就给军史组来了信，把孙洪法的地址、工作单位和他的近况写得清清楚楚。军史组立即决定派工作人员温铁汉前往山西运城。温铁汉受领任务后，立即启程直奔山西运城，很顺利地找到了孙洪法。孙洪法听温铁汉说明来意，思索了一会儿，便说：“柴云振是我把他从阵地上背下来的。当时他已经昏死过去，头上、身上到处是血。还有一根指头断了。我把他送到救护所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了。”接着又说，“柴云振是在朴达峰阻击战开始之前，才由师部一个单位调到我们连的。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只记得他是个中等个头，其他情况都不太了解。”温铁汉问：“你知道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人？”孙洪法摇了摇头：“我跟他接触不多。没有问过，也没有听别人说过。”温铁汉又问：“那你总应该听他说过话吧，是什么地方的口音？”孙洪法想了一下，用肯定的口吻说：“是四川口音！因为他说话的腔调和我熟悉的一个四川战友完全一样。”
听了温铁汉的汇报，李天恩说：“这一趟运城没有白跑。至少我们知道他可能是四川人。我军在入朝作战前，参加过西南剿匪，当时就有不少云、贵、川的人民子弟参军。黄继光就是那个时候从四川参军的。因此，柴云振是四川人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你再辛苦一下，去四川一趟，到省民政厅去查一查优抚档案，或许能有收获。”温铁汉又日夜兼程赶到四川成都。民政厅的同志听说他的来意后，十分支持，立即派人协助查找历史档案，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份花名册上找到了一点线索。可花名册上只记载了一个“柴云正”的名字，其他项目均为空白。这个“柴云正”是不是就是要找的“柴云振”呢？不得而知。于是，民政厅向各地、市、县发出协查“柴云正”的通知。很快，下面就将查找的情况上报到省里，可均没有查到名叫“柴云正”的优抚对象。
温铁汉立即把查找的情况，用电话向李天恩进行了汇报。李天恩说：“这个‘柴云正’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柴云振，因为他们相似的情况太多了。只有一个字有差别，字虽不同，音却是相同的。那时人的文化不高，把字写错了，也是常有的事。没有查到‘柴云正’这个优抚对象，并不是说，就没有这个人。我的意见，你可以在《四川日报》上发个寻人启事，看看结果怎么样？”
几天以后，《四川日报》在第4板的右下角，刊登了一则特别寻人启事，启事四周围着方框的，特别显眼。 寻人启事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柴云振，原是我部三营八连七班班长，在朝鲜朴达峰阻击战斗中身负重伤，断了一根指头，战后与部队失散。请本人或知情者看到本启事后及时与原部队联系。湖北省孝感市XXXXX部队
启事发出后，温铁汉在成都等了半个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就返回了军部。又过去了10多天，还是没有半点信息，军史组的同志们都有点失望了。一天下午，军部司令部值班室转来营门岗哨一个电话。报告说从四川来了一个老头，自称叫“柴云政”，说是部队在报上发启事找他，他想见见部队领导。李天恩和温铁汉一听，立刻激动起来，一路小跑着直奔营院大门口。
到了营门岗哨，李天恩和温铁汉看到一个50多岁的老汉，腰微驼，头上戴着圈圈儿草帽，穿着一身粗布黑衣裤和一双水胶鞋，鞋、裤腿上溅了许多泥浆，脸苍老得像开裂的树皮。老汉掏出自己的复员退伍证和残废证，自我介绍说：“我叫柴云政，村里人都说你们登报找的那个人就是我。”“柴云政？”又出现了一个与“柴云振”相似的名字，字不同音同。李天恩走上去和老汉握手，发觉他缺了根指头，就问：“你的手指是怎么了？”老汉回答说：“朝鲜战场上被美国鬼子咬掉的。”李天恩又问：“你还有哪些地方受过伤？”老汉把草帽一揭，说：“我的头也被鬼子打烂了。”温铁汉走到跟前，扒开老汉的头发一共数出24个伤疤。
老汉的叙述只有后边一节与部队掌握的情况不同李天恩和温铁汉忙把老汉领到了军史组的接待室。李天恩给他倒了一杯水，就试探性地和他谈起朴达峰阻击战，并询问他后来的一些情况。老人记性还不错，也很健谈。对于朴达峰阻击战，老汉说的大部分情况和我们掌握的情况是相同的，只是后边与美国鬼子拼刺刀一节有点不同。
据他回忆，当时阵地上，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忽然听见后面有脚步声，转过身来一看，4个高大的美国士兵已经冲了上来，离自己不到20米远了。他立即举扣动扳机，当场击毙了3个美国士兵。与此同时，他的手臂、腰部等多处也被敌人的子弹击中。柴云振强忍剧痛，使劲扣动扳机准备消灭最后一个敌人时，发现冲锋里没有子弹了。他只好扔掉手中的，冲上前去与美国士兵搏斗。这时他才看清对面的敌人是个体形高大的美国黑人。那个黑大个企图凭借个子高大的优势，要生擒柴云振。双方拳脚相加，然后又抱住对方扭打在一起，在阵地上来回翻滚。扭打中，柴云振揪掉黑大个的一只耳朵，黑大个抽出了匕首，向柴云振刺来。柴云振侧身躲过，趁势将黑大个打翻在地，将他的匕首打脱。然后双手攥拳猛击黑大个的脑袋，接着，又伸出五指去挖黑大个的眼睛。不料，黑大个把脸一仰，张开嘴一口把柴云振的右手食指咬了下来。一阵剧痛使柴云振双眼发黑，那个黑大个趁机抓起一块岩石，对着柴云振的脑袋狠狠地砸来。柴云振只觉天崩地裂，很快失去了知觉。黑大个以为柴云振已经死去，便松开了手，急急忙忙向山下逃去。
朴达峰2号山头上静了下来，再也没了炮声和怒吼声。出奇的寂静使柴云振突然苏醒过来，他睁开双眼，见那个黑大个已经跑出近百米远了，便强忍剧痛，翻过身来，往前爬行，抓起敌人扔下的支，使出最后一点力气，瞄准敌人，扣动扳机，“砰”的一声，黑大个应声倒下。柴云振再次昏了过去。说到这里，老汉再次伸出他的右手，食指只剩下半截；又摘下圈圈儿草帽，头顶布满了疤痕，这些都在无言地叙述着那场肉搏的惨烈！
李天恩这个曾上过战场的老兵，也被眼前这位老汉的讲述深深地打动了。他禁不住问道：“你后来是怎样被救下战场的？这些年你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来找部队？”老汉道：“我一醒过来，就看到身边围着许多穿白大褂的人。他们都说我醒过来是‘奇迹’。我就问他们：这是啥子地方？他们就对我说：‘你已回国了，这里是内蒙古包头市部队医院。’后来，我才晓得自己是作为危重病人被前线战地医院用飞机送回国内的。”
老汉说，当时他在内蒙古包头医院医护人员的精心救治下，从死神的手里逃了出来。一年多后，他伤好出院了。可是他从此就和部队失去了联系。当时抗美援朝战争还没有结束，也无法去寻找部队。政府发给他80元钱和1000斤大米票证，他就回到了家乡四川省岳池县大佛乡。部队从朝鲜归国的情况，他是几年后才知道的。当时，他也曾想过要回来找部队，可他不知道部队驻在什么地方。再说，就是找到了，也可能没有人能认识他了。柴云振又一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每一个人的责任，现在自己已复员回乡了，再去找部队也没有多大意思。于是，他就一门心思在家乡搞建设。他也很少向人提及自己在朝鲜打仗的事迹，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个抗美援朝的老兵，在一个叫“朴达峰”的地方打过仗。就连他应该成为优抚对象的名单也没有报上去。他在家乡干得十分出色，土改时，他被选为副乡长，后来成立人民公社，他又被任命为大队支部书记。
在朝鲜打仗的事，他几乎都快忘记了。直到半个多月前，村里有人见到他，说是报上登了启事，部队在找一个叫“柴云振”的人，问是不是他。他还没当回事。后来，儿子把那张《四川日报》拿了回来，他把那则启事看了又看，似乎觉得部队要找的人就是自己，但他又不敢完全肯定。儿子劝他说：“是不是，到部队去一趟不就知道了。”到这时，他才动了要回一趟部队的念头。
听完老汉的叙述，李天恩和温铁汉已经基本断定，他就是部队要找的柴云振。但他为什么又叫柴云政呢？就问老汉，老汉也没有说清楚。李天恩是个办事非常细心的人，没有十分把握，是不会轻易下结论的。他把老汉领到军部招待所，先住下来再说。他是想把山西的孙洪法请来，让他们见过面后再做决定。这时恰逢四十五师要举行上甘岭战役胜利32周年纪念活动，军史组的同志就借机给远在山西的孙洪法发去了邀请函，孙洪法立即动身返回部队。当时，回部队参加纪念活动的老领导、老战友很多，在事先不告知的情况下，专门设计了让他俩会面的场景。当孙洪法一出现在会议室门口时，那个叫柴云政的老汉，就紧紧地盯着他，缓缓站了起来。孙洪法也盯着老汉细细看了好一会儿后，突然喊道：“你是柴云振？”老汉也激动地喊道：“是的！你是孙洪法？”“是的！”两个老人急步走上前，紧紧地抱在一起，眼泪哗哗往下流。“你原来没死啊！你这个老东西！”“上帝不收我啊！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还能见到你！”
这次纪念活动上，柴云振还见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知情人，他就是原师部警卫连文书董贵臣。董贵臣把柴云振3个不同名字的谜底揭开了。原来柴云振原是师部警卫连的，参加朴达峰阻击战时才调到一三四团八连。柴云振刚到警卫连时叫“柴云正”，连队的文化教员要给他的名字赋予政治意义，就叫文书董贵臣填写花名册时把他的名字记为“柴云政”。由警卫连补入八连时，负责送兵的人按照董贵臣的山东口音又把他的名字写成了“柴云振”。
访问朝鲜时，他把自己的“遗像”带回了家找到了英雄柴云振的消息很快在中朝两国传开了，当年的志愿军老首长杨成武、洪学智等以及中央和军委领导都分别接见了柴云振。北京军区司令员、原十五军军长秦基伟还特地将柴云振请到自己家中做客，回忆往事，共叙当年。1985年10月，经中央军委批准，柴云振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代表团的成员，应金日成的邀请前往朝鲜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35周年纪念活动。期间，金日成两次接见柴云振，并给他颁发了“一级自由独立勋章”。金日成说：“找到柴云振，历史应该改写过来，柴云振不是烈士，是活着的英雄。”
按照访问日程，柴云振参观了朝鲜军事博物馆和志愿军烈士陵园。在军事博物馆里，翻译官指着墙上悬挂着的一幅素描画像说：“这就是柴云振的‘遗像’。”还告诉他在当年的朴达峰阵地上为他埋了一座假坟，立了一块碑。柴云振说：“我还活着的呀！这‘遗像’我得带回去！”征得朝方同意后，柴云振亲手把自己的“遗像”揭了下来，至今还保存在自己家里。